康营村里，陈令祖的两间破茅草屋已经变成了三间宽敞的泥瓦房。墙面抹得平整，屋顶铺着新稻草，阳光一照，金灿灿的。当初柳一芹从漯河带回来那张花板床，也被人抬进了屋里，摆在正房靠墙的位置，上面铺了干净的被褥。三间泥瓦房在村子里，除了保长康东的那栋老宅，就数他家最气派了。
康东如今已是周村的代理保长。自从老保长被长毛意外害死之后，周村新上任的保长不久也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周村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再接下这个差事。县里没办法，只得指派离周村最近的康营村保长康东代理周村保长一职。
康东每日乐呵呵的，穿着那身黑色西服，脚踩崭新的尖头曼皮鞋，在两个村子里晃悠来晃悠去，好不自在。见了人便点头，遇上事便打哈哈，两个村子的人都叫他“康保长”，他应得响亮。
一九三七年，柳一芹已经开始贩卖军火了。
她跟军火商人签了合同，河南的“自来得”手枪只能由她来卖。她手里有资源——当初从刘允那里弄来的土匪分布图，虽然这几年土匪少了一些，可河南地面上仍然有将近十万的土匪。这张图就是她的本钱。
每支自来得手枪（盒子枪）卖给土匪一百二十块钱，柳一芹挣三块；卖给地方民团要两百六十块，柳一芹能挣将近六块；卖给地下党，每支将近六百块钱，柳一芹能挣十多块。一打盒子枪是十二把，柳一芹从来都是十打起卖——也就是一百二十把盒子枪起步。这个掮客生意，让她赚得盆满钵满。
不到半年时间，柳一芹带着当初甜记牛行除了掌柜鲁甜和赵大之外的所有伙计，一共挣了三十万块钱之多。算上柳一芹和长毛，一共十三个人，除去各项开支，每人还能分到两万多块钱。
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事变之后，经过激烈战斗，日本鬼子在七月底占领了平津地区。八月中旬，淞沪会战在上海爆发，战事从华北局部扩大到了全局。中日两国全面开战，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一九三八年六月，江苏大部沦陷。
六月九日，为了阻挡势如破竹的日军，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了黄河堤坝。洪水滔天般倾泻而出，暂时挡住了日军西进的脚步，保住了河南。
可那代价呢？
黄泛区覆盖了豫北、皖北、苏北四十四个县市，约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滚滚洪水经尉氏、扶沟、淮阳、商水、项城、沈丘，一路奔涌进入安徽，汇入淮河。黄水所到之处，村庄淹没，良田尽毁，百姓流离失所。
那是一场历史惨剧。八十九万人死亡，数千万人受灾。
河南豫东地区离黄河决堤口最近，地势又低，成了黄泛区的中心地带，遭受的冲击最大。黄河决口时正逢伏汛期，水量最大、最猛。泛滥的黄河水势如脱缰野马，高屋建瓴般倾灌而下，根本来不及反应。有人夜里还在睡梦中，水就来了，连人带房子一起被冲走；有人手忙脚乱地搬东西，房子塌了，人被压在下面；有人慌乱中往外跑，被急流卷走，连个影子都看不见；有人凫水逃命，力气耗尽，葬身鱼腹；有人坐在木筏上，木筏撞散，落水溺死；有人被困在水中，活活饿死；还有人陷进淤泥里，越挣扎越深，最后只剩下一只手露在外面……
各种死状，惨不忍睹。
河南受灾地区，三十二万人死亡。
黄河决堤之后，泛区的防洪排涝和灌溉系统全被破坏，各条水系接纳山地雨水的功能也丧失了。从此，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黄河泥沙淤积，水道搁浅，航运业一落千丈，原本工商业发达的城镇从此萧条。泛水退去之后，泥沙充斥土地，土壤慢慢沙化、盐碱化，庄稼再也长不好了。低洼地带长期积水，芦苇丛生，蚊蝇肆虐，疟疾横行。
沙化的土地，保水性差，肥效自然也低。勉强能种，可收成少得可怜，跟从前根本没法比。盐碱化的土地更是寸草不生——种下去种子，水分不但不从土里吸收，反倒从种子里往外跑，庄稼只能枯死。
河南泛区一百多万人不得不远离家乡，流亡他省。
“黄泛区”——这三个字从此成了苦难的代名词。这是中华民族被逼到绝境后，生生从自己身上割下的一块血肉。这是百万黄泛区人民拿生命换来的。这是千万黄泛区人民拿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忍饥挨饿换来的。这应该是中华民族永远记住的伤疤——用老百姓的命、用黄河这条母亲河，去拖住敌人的刺刀。
可这一刀割下去，后面的苦果也跟着来了。
水灾之后，大饥荒接踵而至。这场水灾彻底改变了华北的生态，大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一下子加剧了后方的粮食负担。战况紧张，大部分粮食都被政府屯着做军粮，老百姓手里的粮食本来就少得可怜。偏偏在这时候，蝗虫来了。
蝗虫以黄泛区为根据地，大肆繁衍。它们成群结队地飞，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粮食被吃得干干净净，连树皮草根都不剩。大后方的最后一点粮食，也没了。
那时候还在打仗，百姓得给前线提供粮食。河南是主战场之一，就算百姓自己没粮吃，也得保证战士的吃喝。制度摆在那里，没得商量。碰上这个难得一见的大旱灾，百姓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还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交上去。
抗战初期，河南六十个县的粮食缴纳数量仅次于四川、湖南和江西，位居全国第四。从一九四一年起，河南各种自然灾害不断——旱灾、涝灾、蝗灾，一波接一波。
河南在抗战中的牺牲也是最大的。军队伤亡大，国民党在全国抓壮丁。大后方四川征丁两百五十八万，而占据半壁江山的河南征丁一百九十万，位居全国第二。没有壮劳力，再加上天灾人祸，大饥荒终于爆发了。可就算这样，河南仍然贡献了两百多万担粮食，位居全国第五。
自从黄河决堤，中牟县被大水淹没，康营村的老老少少在柳一芹的帮助下，逃难到了荥阳县的阚庄村。
一九四一年，麦收时节。
天还没亮，老老少少就早早起了床，准备下地收麦子。这一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齐腰高，穗头沉甸甸的，一眼望不到边。村里人的脸上都挂着笑——总算是盼来一个好年景了。
陈令祖在灶房里忙活了一阵，熬了一锅稀米汤，蒸了几个杂面窝头。他一边摆碗筷，一边朝里屋喊：“继昌！起来了！吃饭了！”
陈继昌在里面应了一声，不紧不慢地穿好衣裳，又仔仔细细地洗了脸，对着那半盆水照了又照，把头发捋了又捋，才走出来。
陈令祖已经端着碗喝了一口稀米汤，见他这副慢吞吞的样子，心里就急，催促道：“快点哩！吃了饭赶紧收麦子了！”
陈继昌“哦”了一声，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像是在品什么琼浆玉液，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含半天才咽下去。
陈令祖看得直皱眉头，叹口气道：“继昌，恁白真斯文啊——”
继昌摇摇头，等把碗里的米汤喝得一滴不剩，才放下碗，一本正经地回道：“食不言，寝不语。士君子持身不可轻，轻则物能挠我，而无悠闲镇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则我为物泥，而无潇洒活泼之机。”
陈令祖听得一愣一愣的，半晌才回过神来，骂道：“放屁！”
陈继昌小嘴一撇，委屈巴巴地说：“不许骂先生。”
陈令祖哼了一声：“恁就跟恁老师学成了老憨头了！恁在学堂里受欺负，恁咋就不敢打回去？恁老师咋就不管？”
陈继昌不紧不慢地摇头晃脑，像个老夫子似的：“不跟小人一般见识。再说了，他们打够了，就不打了呀——最近他们就木有欺负俺了。”
陈令祖气得把碗重重地扣在桌上，“砰”的一声，米汤溅了出来。他指着继昌的鼻子说：“打你一次可以忍，两次也可以忍，打你三次，恁就必须给俺打回去！打伤了人，俺赔钱，砸锅卖铁都认！就是不能忍气吞声！”
陈继昌低着头，不吭声了。
陈令祖看着他那个缩着脖子、耷拉着脑袋的样子，心里又气又疼，叹口气说：“算球！恁跟恁爹一个样，犟球得很。”
陈继昌忽然抬起头，罕见地提高了声音：“俺跟他不一样！他不学好，被政府枪毙了！俺跟他不一样！不一样！”
陈令祖愣了一下，没接话。他心里想，继昌这个样子，都怪柳一芹。柳一芹一年就回来四五天，还让继昌叫她“叔叔”。每次回来，她就跟继昌念叨：别学你爸做土匪，木有好下场；做人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如今倒好，继昌是够老实本分了，可这老实过头了，以后咋办？
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嚎叫，打断了陈令祖的思绪。
他走出屋门，只见隔壁的康明叔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像是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碎了一样。陈令祖心里一惊——康明叔是村里最硬气的人，当年发大水，房子被冲垮了，他都没掉一滴眼泪。今天这是怎么了？
陈令祖顺着康明叔的目光，抬头往天边看去。
远远的，他以为是一阵狂风卷起了漫天黄土，遮天蔽日。可那“风”来得太奇怪了——它不是从天上刮下来的，而是从地面升起来的；它不是飘忽不定的，而是直直地朝这边来的。
陈令祖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他终于明白康明叔为什么哭成那样了。
那是蝗虫。
铺天盖地的蝗虫。
那一大片的蝗虫飞来，像一块巨大的黑布从天边扯过来，把太阳都遮住了。天地之间忽然暗了下来，像是黄昏提前降临。空气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起初很轻，像远处有人弹棉花；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像是千百架风车同时在耳边转动。
瞬时间，院子里落满了成片成片的蝗虫。它们密密麻麻地趴在地上、墙上、屋顶上，连空气里都是。有些年头太久、梁柱腐朽的棚子，直接被蝗虫压塌了，“轰隆”一声，尘土飞扬。
陈令祖赶紧关上窗户，抓起床上的水瓢扣在头上，拉开门冲了出去。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康明叔身边，弯腰把人扛上肩，转身就往回跑。
刚打开自家大门，成百上千只蝗虫跟着他涌进了屋里。它们扑扇着翅膀，在屋里横冲直撞，撞在墙上“啪啪”作响。
陈令祖把已经吓得昏迷过去的康明叔放在床上，扯过一件衣服盖住他的头，然后抓起扫帚，拼命地驱赶屋里的蝗虫。一扫帚下去，能打死七八只；可打死十只，又飞进来一百只。他打了一拨又一拨，胳膊都酸了，手心里全是汗，扫帚柄上沾满了蝗虫的浆液，黏糊糊的。
打了小半个时辰，总算把进屋的蝗虫打死了一大半。剩下的几只，他交给陈继昌去收拾。
“守着门口，别让再飞进来了。”陈令祖丢下这句话，抓起水瓢扣在头上，推开门跑了出去——他要去地里看看。
一开始他还能跑，可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
地上全是蝗虫。
它们密密麻麻地铺在地上，一层叠一层，足足有一尺多厚。脚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絮上，又像踩在雪地里。每走一步，脚下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那是蝗虫被踩碎的声音。绿色的浆液从鞋底渗出来，散发着一种青草和腥臭混合的气味。
陈令祖经过康东家的果园时，往里看了一眼。那些蝗虫落在果树上，立刻开始啃食，发出“喳喳喳”的巨响，像是千百把剪刀同时在剪东西。果子片刻功夫就被啃得干干净净，连果核都不剩；树叶被啃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连树底下的杂草都被啃了个精光，露出黄褐色的泥土。
陈令祖好不容易到了自家的地头。
他站在那里，整个人僵住了。
麦子——那些齐腰高的、沉甸甸的、金灿灿的麦子——已经没了。地上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麦茬，像一把把竖起来的扫帚，孤零零地戳在泥土里。蝗虫还在麦茬上爬来爬去，寻找着最后一点能吃的东西。
地头上、地沟里，到处是捶胸顿足的哭声。
有人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有人跪在田埂上，仰天大哭，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有人呆呆地站着，像丢了魂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那片光秃秃的土地，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有些人不死心，在周围敲锣打鼓，想把蝗虫吓跑。有人用花布绑在棍子上，拼命挥舞。几个老人跪在田边，对着蝗虫磕头烧香，嘴里念念有词，求蝗虫爷爷开恩，求老天爷开恩。
可蝗虫不理他们。它们吃完了这一片，就飞到下一片去，遮天蔽日，浩浩荡荡。
陈令祖蹲下来，抓起一把土。土里有被咬断的麦秆，有啃碎的麦穗，有蝗虫的粪便，还有蝗虫的卵。他握了握那把土，又松开，让它从指缝间流走。
他想起春天的时候，他带着继昌一垄一垄地播种，继昌跟在后面踩格子，一脚一个坑，踩得整整齐齐。想起夏天的时候，他顶着大太阳锄草，汗珠子掉在地上“嗤”地冒一股白烟。想起前几天，他站在地头看麦子，麦浪翻滚，像一片金色的海，他心里想：今年总算能过个好年了。
全完了。
他站起身，回头往村里走。脚下的蝗虫“咔嚓咔嚓”地响着，一路上都是这个声音，像一首送葬的曲子。
村里、村外、田野、道路、屋顶、树梢……到处都是蝗虫。天地之间，除了蝗虫，什么都看不见了。
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啥也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