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大胆针砭时弊，提出改革主张。短短两年时间，除减赋重农外，扶苏还采纳了贾谊废除杂刑乱罚的建议，下诏废止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又对那些立有军功，释放后危害不大的在刑犯实行特赦，让他们各自返回家乡。不仅向天下展现了自己实行仁政，有别以往的姿态，又为农业生产补充了生力军。
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扶苏下诏由国家给予供养，每月定期发给米、酒及肉；对于九十岁以上的，还多发一些麻布、绸缎、丝棉，给他们做衣服。这个相当于如今的农保政策。
当然，八十岁高寿在当时是非常稀少的，这样做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通过国家层面的示范，让老百姓更加重视孝道，乐于供养家中失去劳力的老人，使社会形成“养儿防老、老有所养”的优良传统。
贾谊纵观古今各国的兴衰更迭，又向扶苏呈上了《论定制度兴礼乐疏》，指出大秦帝国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隐藏着种种矛盾和危机：农民一无所有，暴乱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对朝廷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依旧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新的社会风气尚未形成。
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现实，正是社会矛盾和冲突难以根除的根源。贾谊为此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的主张，希望通过彻底地变革，建立公序良俗，从根本上消除帝国潜在的危机。
“制法度、兴礼乐”好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改正朔、易服色”。
“正”代表正月，“朔”代表初一，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历法，重新确定一年的正月初一是哪一天。
为什么“改正朔”那么重要？主要是因为在农耕时代，百姓春耕、秋收、祭祀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跟历法密不可分，通过变革历法来表达国家革旧鼎新的意志是再合适不过的。
“易服色”指改变车马、祭牲、服饰等的颜色，目的也是与过去区别。
时至近代，“改正朔、易服色”的做法依旧，只是内容有所变化。比如，共和国成立后，“改正朔”是将“民国年”改为“公历”；“易服色”是把青天白日旗改为五星红旗，重新设计国号、国徽。
他以儒学与五行学说为基础，设计了一整套“仁以爱民、礼以尊君”为主导思想的忠君爱民的新礼制，用来代替混乱的旧制，以便改善君与臣、君与民之间的关系，维护国家治理秩序。
在倡导礼治天下的同时，贾谊也主张法制治国。他提出“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认为治理国家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对僭上越等的行为进行惩处限制，才能真正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僭上越等最严重的是各地的诸侯王。贾谊通过回顾历史，列举事实，指出分封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是当前政权不安定的首要因素，这种威胁并不取决于宗室的亲疏，而是取决于诸侯王力量的强弱，诸侯王的力量强大了，自然就会追求更大的专权，威胁朝廷的权威，最后得出了“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结论。
就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策，也称为割地定制，即改变以往各诸侯王封地只由嫡长子继承的做法，明令诸侯王必须将封地继续分封给所有的子孙后代。这样一来，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自然就愈分愈少，单个诸侯的力量也就愈来愈弱，无形中瓦解了原本势力强大的诸侯王。
这一招可以说是非常的毒辣。一方面，因为朝廷并没有削减各诸侯的封地及权益，诸侯王即便清楚这样的制度对自己及后代不利，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另一方面，如果诸侯王不愿意执行这一制度，起来反对的就会是他的子孙后代，后果更加严重。不仅如此，这一制度还可以激化各诸侯的内部矛盾，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为土地分封问题而相互斗争，自然就无暇对抗朝廷。
扶苏对时弊厌恶已久，对《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大为赞赏。
为何大秦帝国建立已久，却依旧民生凋敝，叛乱不断？他认为这与父皇嬴政过于崇尚武力威权，体恤民生不够有较大的关系，而分封诸侯王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扶苏非常认可贾谊礼治天下、割地定制的思想，有意依此推行全面的变法革新，但朝中掌实权的都是陈平、周勃、灌婴这样的功臣元老，依靠他们推动变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完全不现实。
在此前的变革中，虽然最终都推行了下去，但由于这群老臣的异议和反对，多数打了折扣。
在减赋重农时，扶苏原本打算将租率由十税一直接减为三十税一，后来因他们对国库入不敷出的忧心而只能定十五税一。对于废止“家人连坐”的刑罚一事，更是遭受他们狂风暴雨般激烈反对。他们也以自古以来未从听闻为由，反对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老人。总之，与过往不一样的事物，他们都会觉得不妥。
擢升任用新人历来是变法成败的关键。扶苏早已有心提拔贾谊等年青官员，恰好此时郎中令张武病故而出现职位空缺，给了他莫大的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提出由贾谊任郎中令一职。
虽然皇帝名义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做出生杀予夺的任何决定，但大部分时候却由不得如此任性。对于涉及国家的重大决定，往往都需要在朝台上进行议论，在君臣之间达成一致意见。
郎中令属九卿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由谁来担任绝非儿戏。
扶苏的提议不出意外地遭到周勃、灌婴等老臣的极力反对，连同任用太子家令晁错接替贾谊太中大夫一职也受到异议。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后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深得法、儒两家的思想精髓。与贾谊一样，晁错也因年少文学超群，而被推举为贤良入朝为官，都属于朝中敢想敢干的年青官员。
他曾向扶苏建议，不要让太子赵启读太多的儒学经典，而应该多学一些实用的治国理政术数，尤其是应该通晓法治的学说。当上皇帝的扶苏方才对帝王之术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因此拜晁错为太子家令，让他辅导太子读书。
太子赵启是扶苏的嫡长子，也是嬴政的长孙。由于父皇嬴政还在世，扶苏继位后，并不急于册立太子，无奈嬴政多次催逼，方才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早早确定赵启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
册立的太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东宫，还有一支类似于皇帝禁军的私人卫队。东宫的官员配置仿照朝廷的制度，而太子的妻妾也如皇帝的妃嫔一样，有正式的封号，如太子妃、良娣、孺人等。
太子家令就是太子家的总管，也是太子的老师之一。由于晁错德才兼备、智慧过人，深得太子赵启的爱戴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让扶苏倍感压力巨大的是，右丞相周勃、太尉灌婴、御史大夫冯敬——三公九卿中的三公竟然少有的意见一致，联合起来抨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左丞相陈平此时也保持沉默，无奈之下只好做出让步。
提拔贾谊的努力无果，加上嬴政得知贾谊提出“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后，大骂其无知小儿，大逆不道，为了保护贾谊，扶苏只好免去他太中大夫之职，让他到郡县去任职，变法革新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