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博士期间，每逢扶苏出题让讨论，贾谊每每都能应答如流，见解精辟犀利，论证深入浅出，扶苏常常被他的表现深深吸引。
就“大秦建国以来之得失”的论题，贾谊一气写成了《秦过论》上中下三篇，从各个方面分析了大秦的成败得失。
开篇，贾谊阐述了帝国自孝公以迄始皇帝逐渐强大的原因：
一是具有优越的地理：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正是凭借这样的优势，在六国诸侯因恐惧而会盟，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时，秦人开关延敌，最终使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以致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二是实行变法图强：孝公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自此治强。
三是正确的战争策略：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于是，孝公时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文、武、昭襄而后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四是几世秦王的雄心和坚持：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中篇，贾谊笔锋一转，指出打江山和守江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
始皇帝一统天下，临朝称帝，结束了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的战国乱局，得到天下士人诚心景仰后，本应顺应民意，给人民以安定。
可是，他却依旧实行铁腕政策，保留严刑酷法，收取苛捐杂税，大兴土木之役，加之沙丘之后，忠良被害，奸臣当道，朝纲败坏，横征暴敛，以致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民心尽失，才会在陈、吴两贼发难时，天下无人奋起阻止，满朝无可用将才，这是血一样的教训。
最后，贾谊在下篇中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要顺时权变，亲近士民，实行仁政，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
一是废除杂刑乱罚，把牢狱里犯轻罪的人放出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各自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二是打开府库，散发钱粮，以赈济穷困的士人，帮助百姓解除急难；三是减轻赋税，减少劳役，让百姓得以喘息，安定下来。
这样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方能举天之下人心所归，四海之内安乐其处，惟恐有变，国家自然就安定长久了。
《秦过论》的观点与扶苏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扶苏对贾谊更加欣赏，不到一年便破格提拔，升任他为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与中郞袁盎一样，是郞中令的属官，官秩千石，掌议论。
郞中令作为九卿之一，掌守卫宫殿门户，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职。主要职掌宿卫警备、管理郎官、备顾问应对、劝谏得失、郊祀掌三献、拜诸侯王公宣读策书；其它职掌包括征讨屯戍、以使者身份策免或策封官吏、参与皇帝的丧葬活动、典校图书、荐举贤良方正。由于天天在皇帝身边，历来能量比较大，俗称能说得上话。
郎中令的属官有负责议论的大夫，包括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等待受职的诸郎，包括议郎、中郎、侍郎、郎中；负责宾客迎送、接受群臣奏事的谒者；以及期门、羽林等禁卫军。
太中大夫作为郞中令的属官，相对博士的虚职，好比如今巡视员转为正厅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被秒提为正厅长的贾谊更加卖力。上任伊始，就向扶苏呈上了《论积贮疏》，进一步论述自己在《秦过论》中的观点。
《论积贮疏》开宗明义，毫无遮掩地指出当时的社会现状：虽然“楚沛之乱”后，始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予民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商贾、地主侵夺农民、土地兼并却越来越严重，广大农民因无田可耕而纷纷外流，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而官僚、商贾的淫侈之风日长，需要大量人力服务，进一步加剧农业人口的流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的积贮。
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粮食积贮是国家的命脉。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缺少了粮食，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国家必遭受混乱。“无粮则乱”的道理尽人皆知，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针对此，贾谊进一步指出社会上这种“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愈演愈烈，已到了令人危惧的局面，如此下去将动摇国之根本，必须下定决心刹此歪风，正本清源。
继而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点，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加大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积贮，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的目的。
不仅仅如此，他又围绕“积贮”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减轻赋税、促进农业、增加积贮三者之间相互联动的关系，建议实实在在地减轻田租税率，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改变社会上的歪风邪气。
扶苏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下诏鼓励农业生产，将田租税率由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
五年后，又“除田租税之半”，将租率由十五税一再减为三十税一。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国家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