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地的事黄了没几天,县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说是“干部考察”。
考察组在乡里待了两天。谈话名单里有班子成员、站所负责人、村里的支书主任。罗四海被谈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脸上带着笑。
轮到我,考察组问得很细:分管工作、群众反映、有无违纪线索、家庭情况。最后问了一句,如果组织上考虑让你到县直部门任职,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服从组织安排。这句话最安全。
可考察组走后第三天,李广志把我叫去,脸上难得带着笑:“少宗,好事。县农业局缺一个副局长,分管农业综合开发。组织部那边,我替你说了话。”。我心里压了一下。
农业局副局长,副科级,比我现在这个副乡长,往上是半步。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可“农业综合开发”这五个字,让我脊背发凉。
山区开发、板栗基地、扶贫贷款、土地整理,全归这个口子管。我要是去了,坐在那个位置上,罗四海的项目要过我这一关,钱满仓的账要过我这一支笔。
签字的人,是我;出了事,担责的人,也是我。
更要紧的是,我一走,清水乡后山就没人盯着了。新来的分管副乡长,未必知道窑的事,也未必肯为一个土堆去得罪县里。调虎离山。
这四个字一冒出来,前面那些事就全串上了:高国栋被停职,周德望换地失败,罗四海的项目卡在采坑,他们动不了我,就想把我调走。调走不用花一分钱,不用担一点风险,一纸调令,人就离开了那片山。
李广志替我说话,不是抬举我,是送我走。我一走,他耳根子清净,后山的事再没人问。
我坐在他对面,脸上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李书记,这……我怕干不了,县里的摊子大。”
他摆手:“年轻人,怕什么。你去了,乡里这边我还给你留着关系。”
我说,容我想两天,跟家里商量一下。
回宿舍的路上,我把利害来回算了三遍。
去,是升。可升上去,等于把后山交出去,还把自己绑在一个随时可能出事的项目口子上。
不去,是得罪李广志,也得罪县里递话的人。往后在乡里,日子难过。
可我想起我爹在灶前说的那句“封了就封了,别问”,也想起柳树湾那些人拿回地契时的眼神。
我要是走了,我爹这辈子守的东西,就守到头了。
第二天,我去找考察组,说了一番话。
我说,感谢组织信任。我考虑了一夜,还是想留在乡里。宅基地纠错的收尾还有二十多户没安置完,遗存登记刚办下来,板栗项目的复垦验收在年内,这几件事都是我经手一半的,换人接手要重新摸。等这几件事办完,组织上再考虑我,我随时服从。
考察组的人愣了一下,其中一个年轻干部抬头看了我一眼,在本子上记了几句。
我又说了一句,县里农业局那个位置,乡国土所老魏干了二十多年土地工作,业务比我熟,组织上要是信得过,可以考察他。
这话说出去,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可我不后悔。老魏这人爱打太极,可业务是真的,他去了那个位置,至少不会糊里糊涂替人签字。
考察组走后第五天,组织部来了反馈:这次农业局副局长的岗位,另有人选;李少宗同志留在原岗,同时列入县后备干部名单。
李广志把我叫去,脸色不太好看,嘴上还是表扬:“组织上对你印象不错,说你踏实,不争。这是好事。”。我说,都是李书记培养。他摆了摆手,让我回去。
出了办公室,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天阴着,风里有雪的味道。
这一局,我算是躲过去了。可我也清楚,拒绝一次提拔,在别人眼里就是“不识抬举”。李广志心里记了一笔,县里递话的人也记了一笔。
他们不会再明着调我,会换别的法子。
拒绝提拔的代价,来得比我想的快。
腊月初,乡里调整包村任务。李广志在会上宣布,冬季计划生育突击月,最难的两个村由班子成员包干。李家坳,分给了我。
李家坳是罗四海的地盘。这个安排谁都看得懂——让我去他的村搞计划生育,等于把我一个人丢进狼窝,干好了得罪一村人,干不好就是工作不力。
我没推。会上只说了一句:服从安排,明天进村。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计生办两个人到李家坳,村部门口锁着,没人接待。等到九点多罗四海才晃过来,笑着说钥匙让会计带走了,会计今天去镇上办事。
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没吵也没走,转身带人直接去最远那户——王铁柱的弟媳家,台账上是两女户,该落实节育措施。
那一整天走了七户。没有村干部带路,就靠台账和问路,一家一家敲门。话说得客气,政策讲清楚,该办的办,该记的记。
天黑回村口,罗四海在那儿等着,脸上没了笑,说我这是不给村干部留面子。
我说,罗支书,工作是工作,面子是面子。台账上的户我一户不落;村里配合不配合,乡里会记着。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哼了一声走了。
那晚我在村部借了张桌子,把七户情况整理成表,一式两份。一份留村里,一份带回乡里。
我知道这一趟不会白走。罗四海越不配合,乡里的记录就越清楚;将来真要算账,这些表就是凭据。
腊月初十的夜里十点多,宿舍门被敲响。
开门,是林清秀。她没拎搪瓷罐,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脸上没有笑意。
“李副乡长,我今晚来,不是送汤。”
我让她进来,把门关上。她把布包放在桌上,一层层打开,里头是半个硬皮本子,纸边磨得起毛,封皮上没字。
“这是我从罗四海家里拿出来的。”她说,“不是全本,只有一半。前半本他自己收着。”
我没急着翻,先问她:“你要什么?”
她抬起眼,直直看我:“我要进乡班子。妇女主任我不干了,我要一个副乡长的位置,或者党委委员。”
我心里骂了一句。这个女人,开口就是职级。
“林主任,班子里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要组织部考察,要班子推荐,要票。”
“我知道。”她说,“我不要你现在答应。我只要你把前半本也拿到手,然后我们说后面的事。”
我低头翻开那半本。第一页是1990年的一笔账:罗四海经手村提留,支出栏写“修渠”,金额八百,后头用铅笔补了一行小字:实际用于招待。再往后,一页一页,年份、金额、事由、经手人,有的还标着“周”“钱”“桂”。桂。乡财政所新来的桂所长。
我翻到中间,停住了。一页上写着:九五年冬,后山窑地,与县周某议,作价若干,待时机。作价若干。九五年,他们就在议这块地了。
我把本子合上,抬头看她:“这东西,是真的?”
“你自己看笔迹。”她说,“罗四海的账,他自己记得比谁都细。”
我把本子推回去,说了一句话:“东西我先不接。你回去想清楚——这半本给我,你自己就没了退路。你要的班子位置,我也给不了承诺。你要真想换个活法,明天把前半本也带来,我们再谈。”
林清秀盯着我,盯了很久。最后她把布包收起来,站起身,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李少宗,你跟罗四海不一样。可你别忘了,这乡里,能把你抬上去的人,也能把你按下去。”
门关上,走廊里高跟鞋的声音一点点远了。
我坐在灯下,半天没动。桌上还留着蓝布包压出的一道痕。
这个女人手里的一半账,可能是把刀,也可能是块饵。
可不管是什么,我已经看见了一条线——从村提留,到修渠,到后山那块地,到县里的周、钱、桂。这条线,拉了七八年。
我把窗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雪,开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