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礼部上奏。
奏上写的是:
“二月九日,贡院火,烧杀九十余人。”
柯潜看见这份奏的时候,是在礼部的堂上。
他看了。
“主事。”
“这奏,”他先没接下去,“是九十余人。”
“实数呢。”
主事咳了一声。
“实数,”他把话放慢,“九十三。”
“学士,”主事说,“奏上写‘九十余人’,也是实数。”
“九十余人,”柯潜答,“可以是九十一,可以是九十九。”
“九十三,只有九十三。”
主事低下头。
“柯学士,”主事说,“这是邹侍郎的意思。”
柯潜没有抬头。他去找邹干。
邹干在狱里。
“邹侍郎。”
邹干坐在草上。他的脸是灰的。
“柯学士。”
“我来问一句话。”
“问。”
“奏上写‘九十余人’。”柯潜答,“为什么不写九十三。”
邹干没有应声。
“为什么不写九十三。”柯潜说。
“因为九十三,”邹干说,“是个数。”
柯潜等着。
“数一出来,就要追。”邹干说。
柯潜没有接话。
“九十余人,”邹干说,“是九十多。九十多,可以含一含。”
柯潜咀嚼这三个字。
“含一含,事情就小一点。”邹干说。
柯潜站在狱里。
“邹侍郎,”柯潜问,“你知道九十三个人,有几个是有名字的。”
“都有名字。”
“九十六间号舍,”他把话收住,“九十六个名字。”
“抬出来九十三。”
“还有三个,”他没有接下去,“名字对不上。”
邹干没有作声。
“邹侍郎,”柯潜说,“这三个人,也可能没死。”
邹干抬起头。
“也可能跑了。”他把话收住,“跑了,就是逃考。”
“逃考,”邹干说,“要革除功名。”
“那他们这辈子就完了。”柯潜答。
“所以,这三个人,到底死没死,得查。”
邹干抬起头。
“柯学士,”邹侍郎说,“你要查。”
“我要查。”
“查了,”邹干说,“查出来死了,是九十三。查出来跑了,是要革功名。”
“都得查。”
邹干看着他。
“柯学士,”邹侍郎说,“你这个人,我看不懂。”
柯潜等着。
“你查这个,得罪人。”邹干说。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查。”
“我查。”柯潜答,“因为这三个名字,我要给他们一个准。”
他从狱里出来。天是阴的。
他站在刑部的大门外。
“柯学士。”跟来的人说,“回吧。”
“不回。”
“去哪儿。”
“礼部。”
到了礼部,他找主事。
“主事。”
“我要一封公函。”
“写给谁。”
“宁波府,济南府,开封府。”
“做什么。”
“查三个人。”
主事看着他。
“柯学士,”邹侍郎说,“这三个人,是考生。”
“考生,”主事说,“归礼部管。”
“我知道。”
“学士是翰林院,”主事说,“不管考生。”
“我不管。”他把话放慢,“我给礼部写信。”
“礼部不一定发。”
“不发,”他把话收住,“我自己发。”
主事沉默了一阵。
主事劝他:你这么做,人家会说学士越权。他说得短:他知道,他还是做。
公函写了三封。第一封,写宁波府:查陈谟,浙江宁波人,二十九岁,天顺七年二月九日在贡院,是否有归籍记录。第二封,写济南府:查刘瑾,山东济南人,三十三岁,同上。
第三封,写开封府:查周冕,河南开封人,二十六岁,同上。
三封都发了。发的时候,主事在旁看着。
“柯学士。”
“这三封,”主事说,“要是查出来,三个人都没回籍。”
“那就是死了。”
“死了,”主事说,“就是九十六。”
“可奏上写的是九十余人。”
柯潜看着他。
“主事,”柯潜说,“奏已经上了。”
主事点头。
“我不改奏。”说完,没有再补。
“那学士查这个做什么。”
“我查这个,”柯潜答,“是给我自己一个准。”
主事没有回话。一个月后,三封回函到了。第一封:宁波府报,陈谟无归籍记录。第二封:济南府报,刘瑾无归籍记录。
第三封最晚,开封府报,周冕无归籍记录——这封比另两封晚了七天,封皮是驿站的旧封皮,像在路上被人拆看过。
柯潜把三封放在案上。他把开封那封单独抽出来,压到砚台底下——这封晚了七天,封皮又像拆过,里头还有话没写出来。
他看着。
“都没有回。”
“都没有回。”
他坐了一会儿。他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三行。
“陈谟,二十九,宁波,未归。”
“刘瑾,三十三,济南,未归。”
“周冕,二十六,开封,未归。”
写完,他把这张纸,和前面那张三个人名字的纸,放在一起。他站起来。
他走到窗前。窗外是院子。
院子里有一棵树。树是槐树。
他看着树。
“九十六。”
“九十六个。”
那天下午,他去礼部。他去礼部送一样东西:三个人未归。主事接过纸看了,说,那就是九十六。
主事把话咽了回去。
“柯学士,”主事说,“我把这个,附在卷里。”
“附。”
“附了,”主事说,“将来有人查,就查得出来。”
柯潜看着他。
“主事,”柯潜问,“你附这个,你不怕。”
“我怕。”主事说,“可学士查了一个月,我附一张纸。”
他低下头。
“柯学士,”主事说,“我做了二十年主事。二十年,我抄了二十年的‘九十余人’。”
柯潜看着他。
“这一次,”主事说,“我附一张纸。”
那天夜里,他把三封回函放在案上。他又拿过纸笔。
他写了一行。
“天顺七年二月九日,贡院火。”
他停了停。
“死九十六人。”
写完这一行,他看着。
“奏报九十余人。”他在底下又写一行。
两行字,摆在一起。他看着这两行。
“九十余人,和九十六,差六个。”
“六个人,在纸上,就是一个字。”
门房来回:西城外乱葬岗看坟的老人捎话,问官府几时给那些无主的尸骨立块碑。柯潜让门房备下一沓纸钱,说第二日一早亲自去。
他把纸折起来。折好了,夹进书里。夹在《尚书》那一页。
那一页上,是“民惟邦本”。
他坐着。过了一会儿。他六岁那年。
先生在书亭里说“天对鸡屎”。
他问“行不行”。
先生没有答。他四十了。
他还是想问。
“九十六个人,”他说,“行不行。”
没有人答。他吹了灯。
黑暗里,他坐着。
“九十六。”他说。
“九十六个。”
他又说了一遍。
“九十六个,都有名字。”
他坐着。外头,更鼓响了两回。他躺下。
躺着的时候,陈谟的老子。七十岁,背驼。
“我儿子死的时候,疼不疼。”
“我不知道。”
他躺着。
“我知道,门是锁着的。”
西城外那片乱葬岗,他要去看。
他吹了灯。奏上是九十余人,他笔下是九十六——这差下的六个,都在西城外那片没有名字的土堆里。明日天一亮,他就去。
那六个没有名字的土堆,他认得出谁是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