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玻璃瓶变了颜色。蒋渭水盯着它。灯光从头顶照下来,玻璃里的液体原本透明,现在泛出淡黄。
液体里有细小的颗粒在游动,不是灰尘,是结晶,针尖一样,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三哥。”蒋镇川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他没进来,因为化验室不准进人。
“什么事?”
“中午了。你一夜没睡。”蒋镇川说。
“知道。”蒋渭水说。
蒋镇川把咖啡放在门边的凳子上,退了出去。门关上,咔嗒一声。蒋渭水没回头。他把第三个玻璃瓶放回信盘,拿起第一个。第一个装的是山坡土,远离水沟和糖厂。
六项基础化验:酸碱值、硝酸盐、磷酸盐、重金属、有机质、微生物计数。全部正常。液体清澈,没有任何沉淀。
第二个装的是田中间的土。五项正常,磷酸盐偏高一点,还在合理范围内。液体稍微浑一点,有细小的悬浮物,是黏土颗粒。前两个样本在信盘上排成一排,像两个沉默的证人。第三个在它们旁边,颜色发黄,像一句说不出口的证词。蒋渭水拿起记录本,翻到第三页:“样本三:制糖会社排水沟下游五米处表层土。”
采集时间: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采集人:蒋渭水。他拿起钢笔,在‘酸碱值’后面填了一个数字:4.2。
强酸。正常土壤的酸碱值应该在6.0到7.5之间。4.2这片土已经死了,微生物死光,植物根须腐蚀,种什么都长不出来。他又在“重金属”后面写了两个字:超标。目测比色显示,铅含量远超正常,汞和铜也严重超标。
比色管里那几层深浅不一的沉淀,每一种都比正常土壤浓了十倍以上。这些不是天然存在的,是炼糖时用的催化剂、清洗剂、管道腐蚀剂,混着废水排进水沟,渗进田里。蒋渭水放下钢笔,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铁皮盒。盒子里是阿火伯的肝脏切片,用福尔马林泡着,贴在玻璃片上。
他戴上白手套,取出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调节旋钮,视野从模糊变清晰。肝细胞坏死。细胞核碎裂,细胞质空泡化,间质纤维化。典型的中毒性肝损伤。但不是鸦片中毒。
阿火伯的肝脏是坏死,是细胞在死亡,是被什么东西直接杀死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试剂,标签上写着“马改氏试剂”。打开瓶盖,用滴管吸取三滴,滴入第三个玻璃瓶。液体变了。淡黄变成深紫,紫得发黑,像淤血。
阳性。马改氏试剂阳性,存在生物碱。不是普通生物碱,是吗啡类生物碱,鸦片的成分,或者它们的化学前体。土壤里有鸦片的成分?样本三是排水沟下游的土,不是烟馆门口的土。糖厂的废水里为什么会有鸦片生物碱?
他想起阿火伯肝脏切片里的非天然生物碱。那种结构,那种分子式,他在文献上见过。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是粗制鸦片在化学处理时生成的中间体。
蒋渭水站起来,走到墙边。墙上贴着一张台湾地图。他用红铅笔在阿火伯的村子位置画了一个圈,又在最近的糖厂位置画了一个叉。
两个标记相距不到三里。他回到桌前,摊开一张白纸,拿起钢笔,开始写。毒源A:鸦片掺假。专卖局卖给台湾人的鸦片不是纯鸦片。
他们在鸦片里掺东西:淀粉、糖渣、甘草粉、核桃壳粉,还有更便宜的,制糖过程中产生的废渣。这些废渣本身有毒,掺进鸦片里,吸进肺里,进入血液,直达肝脏。毒源B:制糖会社废水排放。糖厂不仅把废渣卖给鸦片贩子,还把废水直接排进田里。
废水里有同样的化学成分:重金属、强酸、有机溶剂,还有鸦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体。两者叠加,形成双重毒杀。蒋渭水放下钢笔。
他拿起三个玻璃瓶,走到架子前,找到一个空位放进去。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三个棕色玻璃瓶,把样本分别倒进去,塞上软木塞,蜡封。最后一个,样本三,他在瓶身贴了一张标签,用毛笔写着四个字:“证物一号。”
他把棕色瓶举到灯下。玻璃瓶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淡黄色的液体被封在里面,像一只闭着的眼睛。像装着真相的眼睛。
门响了。蒋镇川又站在门口。
“三哥,有人找你。”
“谁?”
“一个日本人,穿西装的,说姓高桥。”
蒋渭水把玻璃瓶放进铁皮盒,盖上盖子,推进抽屉最深处,用几本病理学教材盖住。
“让他等。”他低声道。
“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蒋镇川说。
“那就再等一个小时。”蒋渭水说。
蒋镇川没说话,关上门。蒋渭水坐回桌前,翻开记录本最后一页。他在空白处画了一条线,线上标了两个点:A和B。
A是鸦片,B是糖厂废水。两点之间,他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线,线上写了一个名字:阿火伯。阿火伯吸了三年鸦片,肺里有废渣。喝了七年田里的水,胃里有重金属。肝脏被两边一起攻击,直到烂成一片泥。
蒋渭水又在A和B的上方画了一个更大的圈,圈里写着:总督府专卖局。专卖局知道鸦片里掺了什么,也知道糖厂在排污,但什么都不做。因为死了人更好。
买鸦片的人少了,库存积压,正好提价。劳动力缺了,正好压低工钱。土地荒了,正好低价收购,扩建糖厂。
蒋渭水放下铅笔。纸上的线条和圆圈构成了一张网。阿火伯在网中央,像一只被缠住的虫子。
网的外面是专卖局,是总督府,是日本来的政策和枪。他拿起纸,对折,再对折,塞进白大褂的内袋。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走廊里站着一个陌生人:灰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皮包。
那人看见蒋渭水,鞠了一躬:“蒋医生,打扰了。我是总督府专卖局的调查员,高桥。”蒋渭水看着他,没有回礼。蒋渭水问:“高桥先生来医院做什么?”
高桥说:“来了解一些事情。”高桥直起腰,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一条缝,开口:“关于阿火伯的死。”蒋渭水的手在白大褂口袋里攥成拳头。
口袋里的纸被攥皱了,棱角刺着掌心。
“阿火伯是病死的。”蒋渭水说,“病历在档案室,随时可以查。”
“病死的?”高桥笑道,“我听说,蒋医生认为不是病死。”
“你听谁说的?”
“这就不方便了。”高桥摊开双手。
蒋渭水往前走了一步。他比高桥高半个头,白大褂的衣角擦过高桥的西装前襟。
“高桥先生,医院里只有医生和病人。没有调查员。”蒋渭水说,“你要查东西,去警察局。要查人,去宪兵队。这里是医院,我手里只有手术刀,没有口供。”
高桥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恢复。
“蒋医生误会了。我不是来查案的,我是来帮忙的。”高桥说。
“帮忙?”
“阿火伯欠了专卖局的烟钱。按规定,家属需要偿还。但如果阿火伯的死因另有隐情,家属可以申请减免。我是来核实情况的。”
蒋渭水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睛藏在镜片后面,像两粒玻璃珠,没有温度,没有深度,只有一层一层的算计。
“阿火伯的家属不在这里。”蒋渭水说,“在村子里,三里外。你可以去找她。”
“我会去的。”高桥说,“但在那之前,我想看看蒋医生的化验记录。”
“化验记录是医院机密。”
“涉及专卖局的案件,我们有权调阅。”高桥提醒。
蒋渭水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这个姿势让他看起来更大,像一堵墙。他质问:“高桥先生,你知道阿火伯的肝脏是什么样子吗?”高桥愣了一下,反问:“不知道?”
蒋渭水开口:“我切开了。”切了十二刀,一刀一刀,像切豆腐。切完之后,肝脏碎成渣,找不出一块完好的。
高桥的脸色变了,白了一层。
“你想看看吗?”蒋渭水问,“切片还在,泡在福尔马林里,很新鲜。”
“不用了。”高桥后退了半步。
“真的不用?”蒋渭水往前跟了一步,追问,“你不是来核实的吗?不看怎么核实?”
高桥的喉结动了一下。
“蒋医生,我改天再来。”
“随时欢迎。”蒋渭水说,“记得带搜查令。”
高桥转身走了,皮鞋踩在走廊地板上,咔咔咔,越来越快,像逃跑。蒋渭水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在楼梯口。然后他回到化验室,关上门,反锁。他走到架子前,取出那个棕色的玻璃瓶。玻璃瓶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淡黄色的液体一动不动。
他把它贴在胸口,隔着白大褂,热度从掌心传来。像一颗心脏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