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深秋,台北。布袋里的土在发热。蒋渭水攥紧袋口,掌心烫了一下。他低头看,粗麻布渗出暗褐色的水渍,像血,但不是血。是土在出汗。
“医生,这土有问题?”阿火伯妻子问。
蒋渭水没回答。他蹲下去,抓起第二把土,搓开。指尖传来刺痛,不是沙砾的糙,是某种更细的东西,针尖一样扎人。
他凑近闻了闻。苦。不是黄连那种苦,是化学的苦,烧过之后的苦,混着铁锈味。
他把第二把土也装进布袋。袋口系紧,那股热隔着布料传出来,像一块刚熄灭的炭。
“阿火伯吸了多久?”蒋渭水问。
“三年。”阿火伯妻子说。
“谁给他的烟?”蒋渭水追问。
阿火伯妻子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纸边卷了,被体温焐得发软。她递给蒋渭水,手在抖。纸上盖着总督府专卖局的朱红大印。特许吸食证。蒋渭水一行一行往下看。条款印得很小,蝇头楷体,墨色深浅不一,是木版印刷。
第一条:持证人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第二条:每月定量由专卖局核定,超额以三倍价计。第三条:以工钱抵扣,不得异议。
蒋渭水的拇指按在第三条上,按得很重,纸面陷下去。
“以工钱抵扣?”蒋渭水问。
“是。阿火伯每月工钱十二圆,扣掉烟钱,剩三圆。”阿火伯妻子低下头补充。
“三圆养几口人?”蒋渭水又问。
“五口。”阿火伯妻子应道。
风从甘蔗地那头吹过来,枯黄的蔗叶沙沙响。蒋渭水抬头看,整片地都是黄的,不是成熟的黄,是枯死的黄。秆子细得像筷子,叶子卷成筒,挂着灰白色的粉。他伸手摸了一片叶子,叶子碎成渣,从指缝漏下去,像烧过的纸灰。
“这地多久没出过好蔗了?”蒋渭水问。
“三年。”阿火伯妻子说,“三年前糖厂扩了,多了两个烟囱,地就开始黄。”
第一年还能收,第二年减半,今年……她看着地里几株倒在地上的枯秆,没说完。“今年颗粒无收。”她低声说。远处有个老农在割蔗,镰刀一下一下,声音闷得很,像割骨头。
蒋渭水走过去。他的皮鞋踩进土里,软得很,像踩进沼泽,每一步都要用力拔出来。鞋底沾着褐色的泥,泥里有白色的渣,他弯腰用手指捻了一点,凑到鼻子前闻。苦。和土里一样的苦。
老农停下来,直起腰。他七十多岁,背驼成直角,脸像晒干的甘蔗皮,皱纹里嵌着黑泥。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盖翻卷着,是常年抓蔗秆磨的。
“老伯,这甘蔗怎么了?”蒋渭水问。
老农看了看蒋渭水的白大褂,又低下头,继续割。
“枯了。”老农说。
“往年也这样?”蒋渭水问。
“往年?”老农笑了一声。
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
“我种了一辈子甘蔗,没见过糖。”老农说。
蒋渭水没听懂。
“糖厂收走蔗,榨了糖,运去日本。我们舔过蔗渣。”老农解释。
他用镰刀指指自己的嘴,弯腰割下一截枯秆,劈开,递给蒋渭水。
“尝尝。”老农说。
蒋渭水接过来,舔了一下。甜的,但甜里夹着涩,舌头发麻。他又舔了一下,这次尝出来了,涩后面是苦,化学的苦,和土里一样的苦。
他把蔗渣吐在手里,仔细看,渣是灰白色的,纤维里嵌着细小的结晶,在阳光下发亮。
“这味道多久了?”蒋渭水问。
“三年。”老农应了一声。
“糖厂扩了,烟囱多了,水沟黑了,地就不行了。”老农叹道。
他指指田边的水沟。沟水是褐色的,漂着油膜,阳光一照,五颜六色的。水边没有草,连青苔都不长,只有一层白色的垢,像盐,像碱。
水沟里偶尔冒出一个气泡,咕嘟一声,破了,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蒋渭水走过去,蹲在水沟边。水面有一股味,冲鼻子,不是粪臭,是更刺激的东西,呛得人想咳嗽。他用手掬起一捧水,水从指缝漏下去,手心滑腻腻的,像涂了一层肥皂。
水面上有一层油膜,五彩斑斓,他的手指穿过油膜,膜马上合上,像伤口在愈合。他闻了闻手。苦。还是那种化学的苦。
他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擦不掉,那股苦沾在皮肤上,渗进纹路里,像墨渗进纸。
“这水流到哪里?”蒋渭水问。
“田里。”老农说,“糖厂排的,说是肥水。”
“你们用这水浇地?”蒋渭水问。
“不用怎么办?”老农反问。
老农把镰刀拄在地上。“糖厂说不浇就不收蔗。”他说。收了也是白收,工钱扣完烟钱,剩不了几个。但不浇,连这点也剩不下。
蒋渭水站起来,走到田中央。他蹲下去,从不同的位置抓了三把土。第一把是靠近水沟的土,湿乎乎的,捏在手里发烫,像刚出锅的饭。
第二把是田中间的土,干一些,但也有热度,土粒间夹着白色的粉末。第三把是远离水沟、靠近山坡的土,最干,热度最低,但还是有,像低烧的手心。三个布袋都发热。
但第一个最热。他系好袋口,把三个布袋并排放进药箱。药箱底层有一把手术刀,刀刃贴着布袋,像一把刀架在一颗心脏上。他合上箱盖,咔嗒一声,在安静的田里传得很远。
阿火伯妻子跟过来。她的布鞋陷在泥里,拔出来的时候带出一块泥,她没看,只是盯着蒋渭水的药箱。
“医生,阿火伯还能活多久?”阿火伯妻子问。
蒋渭水盖上药箱。
“他肝脏坏了。”蒋渭水低声道。
“肝?”阿火伯妻子问。
“肝。”蒋渭水用中文又说了一遍,“肝脏。”
“还能治吗?”阿火伯妻子问。
蒋渭水看着那片枯黄的甘蔗地。风吹过,蔗叶相互拍打,声音像很多人在低声说话。他蹲下去,从地上捡起一块土坷垃,捏碎,褐色的粉末从指缝漏下去,落进土里,分不清哪是新土哪是旧土。
“能。但不是吃药的事。”他说。
“那是什么事?”阿火伯妻子问。
蒋渭水站起来,把药箱提在手里。箱子比来的时候重了一倍,三个布袋在里面晃,像三颗心脏在跳。
“是还债的事。有人欠了债,得有人去讨。”他说。
阿火伯妻子没听懂。她站在田埂上,看着医生的背影。白大褂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鸟,翅膀破了,还在飞。
蒋渭水往村口走。土越来越软,鞋底沾满褐色的泥。他没有回头。村口有棵榕树,树下坐着几个蔗农。他们抽着草烟,味道辛辣。看见蒋渭水过来,他们停下来。其中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拦住他。
“医生,看出什么了?”中年男人问。
蒋渭水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最清晰的是恐惧,被压抑了很久的恐惧。
“看出这不是病。”蒋渭水说。
中年男人的手抖了一下,烟灰落在手背上,烫出一个红点。他没感觉。
“不是病是什么?”中年男人问。
蒋渭水打开药箱,拿出那个最热的布袋,倒出一把土,摊在掌心。
“是毒。”蒋渭水说。
几个蔗农围过来。土是褐色的,颗粒很细,中间夹杂着白色的结晶,在阳光下发亮。
“什么毒?”一个蔗农问。
“水里的毒。糖厂排出来的毒。”蒋渭水说。
一个老妇人挤进来,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攥着一串佛珠。
“我就说了那水不能喝!喝了肚子疼!我男人喝了三年,去年死了!”老妇人喊。
“闭嘴。”中年男人回头骂了一句。
老妇人没闭嘴,冲上来抓住蒋渭水的袖子。
“医生,你能治吗?你能告他们吗?”老妇人问。
蒋渭水看着她的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指肚上裂着口子,渗着血。
“能。”蒋渭水开口了。
这个字一说出来,空气变了。几个蔗农互相看了看,眼神里有光,但很快被更深的恐惧盖住。中年男人压低声音。
“你知道糖厂是谁开的吗?”中年男人问。
“知道。”蒋渭水说。
“你知道专卖局是谁管的吗?”中年男人又问。
“知道。”蒋渭水说。
“那你还说能?”中年男人追问。
蒋渭水把土装回布袋,系紧,放进药箱。合上箱盖,咔嗒一声。
“我说能,是因为我能。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蒋渭水说。
他提起药箱,继续往村口走。中年男人没再拦他。榕树下,蔗农们看着他的背影,没有人说话。只有老妇人在低声念佛。蒋渭水走到村口,停下来,回头看了最后一眼。
甘蔗地枯黄一片。田埂上,阿火伯妻子还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特许吸食证,纸片被风吹得哗啦响。更远的地方,糖厂的烟囱冒着白烟,直直地升上天空,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针。蒋渭水转过身,大步往前走。
药箱在手中沉甸甸的。三个布袋在底层互相挤压,最热的那个贴着手背,热度透过木板传上来。像一块刚熄灭的炭。还在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