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渠边的雾没散。
沈砚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鞋底黏着泥。他左手抱着一册空白的《丈仓录》，右手捏着一支秃了头的狼毫，袖口还沾着昨日记账时蹭上的墨渍。面前是两座并排的官仓，仓墙用青砖垒到一人多高，顶上覆着芦席，席边压着几块磨圆的河石。仓门口蹲着两个穿短褐的小吏，一个抱着量绳打盹，另一个正拿草棍在地上画圈，圈里扣着三把尺。
“沈录事来了。”抱绳的是临江县来的仓吏，姓周，人称周仓吏。他没抬头，声音闷在喉咙里，“裴提举说让你抄数，抄完了就走，别在这儿添乱。”
沈砚把册子放在门口矮墩上，打开。墩面有刀痕，是以前刻量留下的旧槽。“先看下旧账。”他说。声音不高，也没争辩。
周仓吏把一册卷了边的《临江县丈仓底册》扔过来。册子封面写着“天启十七年秋”，纸页泛黄，边缘虫蛀。沈砚翻开，第一页就是墙长记录：墙长二十三丈四尺七寸。他扫了一眼，又翻到第二页，写着“京兆仓丈：二十三丈四尺二寸”。
“差五寸。”周仓吏草棍在地上划了一道，“这差五寸，争了三年的粮额。”
沈砚点头，没说话。他看向地上的三把尺。一把是旧木尺，漆面剥落，刻线模糊，尺尾断了一截；一把是黄铜尺，氧化发黑，分尺的刻度歪斜；还有一把是铁尺，表面锈斑点点，刻度深但间距不均。三把尺并排放着，像三件没人认领的废物。
“祖上传下来的尺。”周仓吏盯着铜尺，手指摩挲着尺身的凹坑，“量了三代，不会有错。你们京兆仓的量绳，短了。”
沈砚把三把尺捡起来，在掌心里掂了掂。木尺轻，铜尺沉，铁尺最重，锈渣蹭在指腹上发涩。他把三把尺并排在矮墩上，对准同一段砖缝。“周仓吏，这段墙，用你手里这把木尺量，报多少？”
“二十三丈四尺七寸。”
“京兆仓的量绳呢？”
“二十三丈四尺二寸。”
沈砚蹲下身，把木尺贴在墙根，从左下角砖缝开始，一路推到右上角。他数着砖，一块一块，砖缝里的灰已经发白，有些地方的砖体本身就不齐。量到中段时，他停了一下，指尖按在尺身的刻线上，刻线磨平了，得用手指去摸那道凹进去的槽。推完一整段，他直起腰，拿狼毫在册子上写：木尺量，二十三丈四尺七寸。
然后换铜尺。铜尺比木尺短了一截，他不得不把尺尾抵在墙根重新起量，推到中段时，锈斑正好挡住了刻线，他拿拇指去抠，抠不动，就换了个角度。量完，写：铜尺量，二十三丈四尺三寸。
再换铁尺。铁尺最粗，压下去时磕在砖缝上，“咣”一声。推完，写：铁尺量，二十三丈四尺五寸。
三个数。二十三丈四尺七寸、二十三丈四尺三寸、二十三丈四尺五寸。差到寸余。
周仓吏凑过来看册子，脸色变了。“你怎么量的？”
“同一段墙，同一时辰，三把尺各量一遍。”沈砚把册子推过去，“你自己看。”
周仓吏没接册子，他往后退了半步，手里的草棍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捡起来时，手在抖。“不对，我量的就是四尺七寸。”
“你是昨天量的，还是今天量的？”
“……昨天。”
“那今天再量一遍。”沈砚把木尺递给他。
周仓吏接过去，手没抖了，但也没量。他把木尺搁在矮墩上，起身朝仓里走。“仓门不能开。京兆仓那边的库吏昨天已经量过了，数报了，旧例。”
“旧例是什么？”
“祖例。仓门开过就不能再开，旧账定了，不能再翻。”周仓吏站在仓门口，背对着沈砚，声音闷闷的，“沈录事，你抄完数就走。别在这儿待着。”
沈砚没动。他站在雾里，看着周仓吏的背影。仓门是两扇厚实的木门，门缝里透出仓内的霉味。他手里捏着那册空白《丈仓录》，册子空白处写着三行墨字，三个不同的数。
另一侧的京兆仓里，一个胖库吏探头出来，手里攥着一串钥匙，眼神警惕地看着沈砚。“裴大人说了，只准抄账面，不准动实地。你们临江的账本就糊，别想把京兆的账也拖下水。”
沈砚看着库吏，没接话，只是把三把尺收回袖中。他转身朝廊下走。廊下有一张旧条案，案上堆着几捆稻草，是仓吏晒粮垫底用的。他把册子、狼毫、墨盒搁在条案上，三把尺并排在案头。
阿蘅从廊下另一头过来。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手里抱着一册抄录册，册页边角折起，方便翻页。她脚步很轻，草鞋踩在石板缝里，没有声音。走到条案前，她看了一眼三把尺，没说话，把册子翻开，搁在案角。
沈砚蹲在条案前，开始做尺。
他要做的，是一把新的、能被任何人复核的基准尺。旧尺不必修。
他先取那把旧木尺。旧木尺是梨木的，漆面剥落后，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质。他拿刀刮去尺尾的断茬，刮得很细，木屑落在案面上，灰白色。然后他取一段新梨木，从稻草堆里抽出来，足有三尺长，木色微黄，纹理细密。
“为什么用梨木？”阿蘅问。
“纹理细，不易裂，受湿涨缩比桐木小。”沈砚答，“桐木遇水胀大厉害，刻线会被顶出来。”
沈砚拿刨子推了四遍，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第一遍推完，他拿手背去贴木头，木面凉，但贴着的地方微微发潮。他把新木尺搁在案头，拿墨笔在木面上画了两条平行线，线间距一尺。然后拿刻刀，沿线条刻下去。
刻到第三道线时，他停了一下。刀尖在木面上打滑，梨木太湿，刻线浅，不显。他吹掉木屑，拿拇指按在刻线上，按不实，线太浅。他把新木尺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干的，正面朝上，雾里的潮气全吸在朝外那一面。
“废了。”他说。
阿蘅把抄录册翻到下一页，提笔，在册页边角写：新木尺受潮涨半分，废。
沈砚没看她的笔迹。他重新取了一段梨木，这次从稻草堆最里层抽的，木色深，闻起来干，没有潮气。他刨了六遍，刨花比刚才卷得紧。然后他拿生漆刷了三遍，每一遍都等干透了再刷下一遍。刷完，拿刻刀刻线，刻到第三道，刀尖不滑了，线深，按得实。
“为什么刷漆？”阿蘅盯着他的动作。
“隔绝水汽。木头呼吸会停顿，读数才稳。”沈砚解释，“但漆也会热胀冷缩，所以漆层不能厚，三遍刚好。”
他继续做。木尺只是辅尺，真正的基准得靠金属。他从器局库里领来的一根铜条，足有半尺长，宽一指，厚两分。铜条表面氧化发黑，他拿砂纸打磨，磨得发亮。再用刻刀刻线。铜比木硬，刻刀下去，每道线都得用力推，推到第三道时，刀尖崩了个口。
“崩了？”阿蘅皱眉。
“换了刀。”沈砚没停，换了更细的刻刀，继续刻。刻完，他拿旧铜尺量了量铜条，长一尺整。但他在刻线时，特意在两端留了余量，便于校对。
午后，雾散了。
沈砚把晾了一上午的新木尺捡起来。他拿旧木尺去比，旧木尺量一尺，新木尺比旧木尺长了半分。他把新木尺翻过来，背面朝上，朝外的那一面，漆面还没上完，木色浅，能看到雾天吸进去的水汽在木纹里发白。
“这就是争了三年的原因。”沈砚指着那段发白的木纹，“木头在‘呼吸’。早上冷，它缩，读数准；午后热，它涨，读数偏大。旧木尺早上量是四尺七寸，午后量可能就成了四尺八寸。”
阿蘅若有所思，在抄录册上写下：木质受湿涨缩，早晚读数不一。
“铜条呢？”
“铜条也涨，但幅度小。一天之内，差不了半分。”沈砚把铜条放在条案上，“所以，要定标准，得用铜，且得固定一个温度下的读数。今天午后，日头正好，我定铜条此刻的读数为准。”
这时，廊外传来脚步声。裴敬之来了。
他穿一件灰布直裰，手里捏着一册旧账，账册封面是青皮的，边角磨得发亮。他站在廊口，没进来，看着条案上的新尺和旧尺。
“沈录事，裴提举说，照旧例。”随从替他传话。
裴敬之亲自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仓门不能开，旧账不能翻。你抄完数，把册子交回去，新尺收进库房，当校样存着，别往外传。”
沈砚抬头。“裴提举，三把尺量同一段墙，差到寸余。旧例定的尺，三把都不一样。旧账翻不过来了。”
裴敬之没答话。他低头看账册，手指在账页上点着，点到一个数字，停住了。他抬头，“沈录事，你的新尺，做了几版？”
“两版。第一版受潮废了，第二版刷了三遍漆。”
“铜条呢？”
“刻完线，比旧铜尺长三分。”
裴敬之把账册合上，搁在手里。“三分。旧账上，铜尺量二十三丈四尺三寸。你新铜条量，二十三丈四尺六寸。旧账差了三分。旧例翻不了。”他转身要走，“新尺收进库房，当校样存着。册子上写‘器局校样’，别署你的名字。”
他走出廊口。走了两步，又回头，“册末批一句。”
“什么？”
“姑存之。”
裴敬之走了。廊下的风把稻草堆吹得动了动，稻草叶子碰在条案上，沙沙响。
沈砚拿狼毫，在册末写了一行字：器局校样，姑存之。
“提举怕的，不是新尺。”阿蘅低声说，“他怕的是，一旦有了新尺，旧账上的水分就全露了。他压着‘照旧例’，其实是护着那些虚报的粮额。”
沈砚没辩解，只是点头。他把新木尺和铜条收进一个柳木匣子里。匣子是旧的，内衬着白布，布上有几处油渍。他把四把尺并排在匣子里，新木尺、铜条、旧铜尺、铁尺，尺与尺之间垫着细麻布，麻布里夹着干稻草，防潮。他把匣子锁上，锁是铜的，钥匙搁在匣盖里。
公验的时刻到了。
沈砚没有等裴敬之批准，也没有等库吏放行。他站在廊下，对着那面青砖墙，让在场的漕运小吏陈姓者、周仓吏、以及阿蘅，共同见证。
“今日午后，正南偏西，日头烈。”沈砚在册子上记天气，“气温高，物体热胀。”
他先量旧木尺。从左下角砖缝起，推到右上角。量完，在册上写：旧木尺，二十三丈四尺七寸。
量旧铜尺。铜尺短了一截，重新起量。量完，写：旧铜尺，二十三丈四尺三寸。
量旧铁尺。铁尺磕在砖缝上，“咣”一声。量完，写：旧铁尺，二十三丈四尺五寸。
三个数。差到寸余。
陈漕运小吏把量绳收起来，换了只手拿。他看了一眼册子，“差五寸。”
“差五寸。”沈砚点头。
“那你新尺量出来是多少？”
沈砚拿出铜条。铜条比旧尺短，他得在墙上画记号。他沿着墙根，把铜条一段段拼过去，在砖缝处刻道细线。量完，写：新铜条，二十三丈四尺六寸。
周仓吏的脸色铁青。“旧例是四尺七寸，你新尺怎么成四尺六寸了？那是亏了我临江的粮额！”
“旧例用的是旧木尺。”沈砚指着册子，“旧木尺早上量是四尺七寸，午后量，我刚才复量，是四尺八寸。木头涨了。但你们报旧账时，用的是早上的数，或者用了磨短了的尺。新铜条热胀幅度小，此刻量，是四尺六寸。这就是误差。”
“你胡扯！”周仓吏跺脚。
“阿蘅，复称。”沈砚把册子递给阿蘅。
阿蘅接过册子，没有说话，而是拿出自己带来的算筹。她快速拨动算筹，将三次读数相加，除以三，取中值。
“旧木尺涨缩过大，剔除。”阿蘅声音清冷，“旧铜尺氧化磨损，剔除。新铜条与旧铁尺互校，铁尺锈蚀不均，偏差最大。唯新铜条，两次复量，差仅在毫厘之间。取新铜条数为定。”
周仓吏愣住。他看向库吏，库吏缩在门后，不敢出声。
“如果定四尺六寸，那京兆仓多报了五寸。”沈砚说，“临江仓则报少了。”
“不可能！”周仓吏吼道，“我爹量了三十年的仓，从来都是四尺七寸！”
“你爹量的是他的尺，不是我的。”沈砚平静地说，“尺不一样，数就不同。争了三年的不是粮，是尺。”
这时，廊柱后传来一声冷笑。
崔守拙站在阴影里，手里捏着一把旧凿子，凿柄上的磨痕很新，是今早刚用的。他看着条案上的新铜条，眉头紧锁。“铜条再准，也得人拿。人的手抖一下，数就歪了。你那铜条，刻线深浅不一，第三道线崩过刀，留了疤，读数会偏。”
沈砚没看他，只是把铜条拿起来，对着日光。“第三道线确实崩过。我刻新线时避开了那道疤，选旁边未损伤处重新起量。这是第二版。第一版，废了。”
他指了指册子。“废的那版，读数比这版长二分。这就是代价。”
崔守拙不说话了，转身走开，凿子在地上磕了一下，“当”的一声。
公验结束。沈砚把册子摊开，让所有人看。
清晨量的数：旧木尺四尺七寸。
新铜条午后读数：四尺六寸。
新铜条清晨读数（补测）：四尺五寸八分。
“你看，”沈砚指着数据，“同一把铜条，早晚差两分。木头差一寸。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吵不清。你们在变的东西上，争固定的数。”
阿蘅在抄录册上复核了一遍，圈出了两处笔误。沈砚当场拿起狼毫，把那两处错误的数字划掉，重写。动作利落，没有一丝迟疑。
“明日，”沈砚合上册子，“我要校砝码。尺定了，斤得跟着定。否则粮按尺量，重按斤称，又是两套糊涂账。”
周仓吏蹲在地上，手里的草棍断了。他把断棍扔在地上，捡起一块青砖，狠狠砸在仓墙上，回声闷闷的。库吏悄悄溜进仓内，将门闩上了。
裴敬之的随从过来，取走《丈仓录》。随从在册子上盖了“器局校房”的印，朱砂红得像血。
沈砚把柳木匣子挂在廊柱上，钥匙交给阿蘅。“阿蘅，收着。这是唯一的校样。谁要查尺，先查这个匣子。”
阿蘅接过钥匙，指尖微凉。她点了点头，把钥匙贴在胸口。
雾又起了。
沈砚站在廊下，手里握着那把刻崩过刀的新铜条。铜条表面泛着冷光，上面密密麻麻的刻线，是他一遍遍推刀留下的痕迹。
明日校砝码。
狼毫搁在墨盒边，墨汁结了皮。廊下的风把稻草吹得动了动，稻草叶子碰在条案上，沙沙响。那声音像极了尺子在木头上划过的声响，细，但清晰。
雾没散，沈砚没等它散。他从铜条尾端量到零刻，用柳木笔在砂纸垫上记下三指宽的铜条实际全长，一尺零二分八厘。这不是量粮仓，这是看尺本身是否均匀。他取旧黄铜尺，同样尾端到零刻，得数一尺零二分二厘。差六厘。再取青钢尺，尾端对齐，得数一尺零二分五厘。三把尺各自全长不一，说明它们被使用时并非都以同一端为起点。谁拿哪个端对墙脚，墙长就变。
阿蘅把账册翻到第一页，提笔要抄。沈砚先拦住她的手腕，把账册往她面前推了半寸。“看墨迹。”指腹点在第一行干透的墨上，那行字是白日量南墙时写下的。南墙三读：一丈四尺零二分，一丈四尺零六分，一丈四尺零一分。三读最大差五分。若三把尺全长差六厘到一分为甚，这五分未必是墙，也未必是手抖。他把新铜条平放条案，用刻刀尖轻点零刻与首刻之间，铜条在这一段略弯，弯度肉眼可见。热胀冷缩的原理在他指下落地：铜条日中受热，整体伸长；夜里冷却，缩短。白日量南墙时正午与未时气温不同，同一把尺两次得数不同，墙却没动。这不是尺坏，是尺在变。他取一根细麻绳浸水绞干，绕铜条中段缠一圈，量绳长，再绕零刻端，绳长差出半毫。中段胀过端部，说明日头只晒过铜条中段，端部仍在阴凉里，两端胀量不一，整把尺的刻距就被拉开了。
铜条上有一处反常读数。他从首刻量到一尺处，应为九尺整，实测九尺一毫三厘。他重推刻刀，在九尺处补一刀，刀崩落一片细铜屑，落在条案上，像一粒芝麻。他没有再补。铜条此刻已无法作为唯一校样，只能作为第一块校片。他把崩落的那片铜屑用镊子夹起，放进柳木匣子里，与钥匙分放。匣子底还有一张白纸，纸上画着三根长短不一的线，是他昨夜画下的三把尺全长。他在白纸右下角写下四个小字：铜、黄、钢。明日校砝码前，他要把三把尺各自的全长、分段胀差、零点偏量全部誊入这张纸，再交给阿蘅复称。阿蘅的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没有落。她指着那行“九尺一毫三厘”，问：“若明日铜条再胀，这读数又要变。”沈砚把铜条翻过一面，背面刻着两道浅槽，是他为校砝码时搁绳用的。浅槽深二厘，槽底平。他量槽深，两次，都是二厘，没有反常。槽没变，说明胀量只发生在刻线一侧，槽与刻线不在同一层。他拿起铜条，用拇指在槽底擦过，槽底有一层薄油，是他昨夜涂的防锈油。油没干透，粘在指肚上。他把油抹在条案边缘，留作明日比对。阿蘅提起账册，把白日三读逐项抄录，每抄一项便在旁画一竖。沈砚看着那些竖线，伸手把其中一根斜划掉——那是未时读数，因为那一次他量前先把铜条握在手里焐了三息，焐热后的铜条端部伸长，零点偏量已偏。他另起一行，写上“端部焐热，零点偏去”，墨迹未干，阿蘅已在旁边补上“已复称”三个小字。
雨丝斜着飘进来，落在条案上，把那粒芝麻大小的铜屑冲歪了。沈砚用指尖把它按回原处，没有再动。
他抬眼看向条案上并排摆着的三把尺。
三把尺，三块铜牌，铜牌上分别凿着三个记号：内仓、漕署、监造。尺身都是熟铜，粗细一样，长度目测都在三尺上下，但三把尺的零端磨损的程度不同——漕署那把的零端最钝，刃口有一道斜着豁开的缺口，宽约半根发丝；监造那把的零端最齐，刃口泛着新磨过的青光；内仓那把介于两者之间，刃口圆钝，铜面上磨出一层暗哑的白。
“三把尺，量同一堵墙。”他把三张量单推回原处，“去年漕署量出来四丈一尺二，监造量出来四丈零八，内仓量出来四丈九。同年同月，三个人，同一堵墙。”
阿蘅的手指停在量单上。她把三张量单按量端顺序展开，一张压一张，露出三个量端的记号，再按零端顺序展一次，又露出三个零端的记号。她的手指在漕署量单上那行“四丈一尺二”下面点了一下。
沈砚点头。他从袖袋里取出一支极细的炭笔，把炭笔尖在掌心底端碾了碾，取下一点炭末，用拇指捻碎。
“漕署这把，零端豁了。”他把炭末抹在漕署尺的零端上，“豁口有半根发丝宽，量任何物件，读数都比真实值大上半根发丝。这半根发丝，在四丈上不算什么；可这堵墙，从北到南，漕署是顺着墙身量过去的，量到南端时，零端先贴墙，再拉尺——拉的过程里，豁口会咬住墙边的石灰粉，读数就会再大上一点。”
阿蘅把漕署量单上的“四丈一尺二”摘下来，放在条案最东边。
“监造这把，零端最齐。”沈砚把那支炭笔搁回袖袋，“但它新磨过。铜一磨，尺身会变短。旧磨的尺，三尺的实长是三尺整；新磨的尺，三尺的实长不到三尺整，差那么一丝。量南端的墙时，差值小，量北端的墙时，差值大。所以监造出来的是四丈零八，比内仓的还要短。”
“内仓那把，零端磨圆了，尺身没动过。”她把内仓量单上的“四丈九”摘下来，放在漕署量单旁边，“它是三把里最‘老’的，也是读数最‘中间’的。可去年漕署用它量过一遍，读数跟内仓自己量出来的不一样，差了一钱。”
沈砚把炭笔拿出来，在漕署量单背面上写下一行小字。他写得极慢，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写，写完停一下，回头看一眼条案上那把漕署尺，再回到纸上。写完了，他把量单翻过去，正面朝上，那行小字就藏在纸的背面。
“漕署那把，新磨过的。”他说，“去年漕署换了一任掌事，新掌事嫌旧尺难看，找人磨过。磨完了，没人复量。”
阿蘅没有接话。她把三张量单按读数从大到小重新排在条案上，漕署在最东，内仓在中，监造在最西。她用手掌把三张量单的下边捋齐，捋到离条案边缘三指宽的地方，停住。
“三张量单，量端记号都在南，零端记号都在北。”她说，“三个人拉尺的方向，都是从南往北。”
沈砚盯着条案上三把尺的排列。他看了有一盏茶，才把手从袖袋里抽出来，在条案上敲了两下。
“去年，漕署量完四丈一尺二之后，把量单存进漕署的柜里。”他开口，声音比刚才轻，“监造量完四丈零八，量单存进监造房。内仓量完四丈九，量单存进内仓。三份量单，三个柜子，互相看不见。”
“所以争了三年。”阿蘅说。
“争的不是墙，是数。”沈砚把手从条案上收回来，“三个人各自信自己的尺。漕署信漕署的尺，监造信监造的尺，内仓信内仓的尺。没有人信另外两个的尺。所以每量一次，都重新吵一次。”
雨还在下，但是小了些。
阿蘅把监造量单上“四丈零八”那一行用炭笔框了一下，又在内仓量单上“四丈九”那一行框了一下，两个框挨在一起，中间隔着漕署量单上的那个框。她把炭笔递还给沈砚。
“三把尺的实长，得先量出来。”她说。
沈砚接过炭笔，没有接话。他从条案最北边取来一卷极细的麻线，麻线是内仓做封签用的，比棉线紧，比丝线粗。他把麻线裁成三截，每截刚好绕条案一圈。三截麻线量完之后，他把其中两截搁在条案东边，自己留着最后一截。
“先量漕署这把的实长。”他拿起最后一截麻线，从漕署尺的零端开始，沿着尺身往南端拉，拉到尺身南端的刻度线上，停住，用炭笔在麻线上点了一下。麻线点完的位置，离零端是三尺整。他把麻线绕在条案上，量了一遍。
“三尺整。”他说，“零端豁了的那把，实长是三尺整。”
他把麻线解下来，量监造那把。从监造尺的零端到南端刻度线，麻线拉过去，停住，炭笔点一下。这一次，麻线的位置比上一次的麻线短了约莫一根发丝。
“三尺多一根发丝。”他说。
三截麻线并排放在条案东边。沈砚蹲下身，把三截麻线从条案东边拉到条案西边，一根一根地对齐。对齐之后，他把三截麻线的东端捋成一条线，西端自然散开。散开的那端，漕署的麻线最靠东，监造的麻线最靠西，内仓的麻线在中间。
他站起来，把炭笔插进麻线最东边的一截上。
“漕署的尺，量出来的数，永远比实长大。”他说，“监造的尺，量出来的数，永远比实长小。内仓的尺，最接近实长，但也不一样。”
阿蘅蹲下来，把三张量单上的数字重新排了一遍。她把漕署量单上“四丈一尺二”划掉，在旁边写了一个“四丈一尺三”。她把监造量单上“四丈零八”划掉，在旁边写了一个“四丈零九”。她把内仓量单上“四丈九”划掉，在旁边写了一个“四丈九钱”。
“三个数，还是三个数。”她说，“差得还是那么多。”
“所以，”他说，“要量墙，先得量尺。量尺，得有个标准。”
“标准在哪儿？”
他看着条案上三把尺，看了很久。雨丝已经细得几乎看不见了，只有条案上那粒铜屑还在微微发亮，是刚才他按回去的那一粒。
“墙就是标准。”他说。
阿蘅没有说话。她伸手，把三张量单从条案上收拢，一张一张地摞好，摞到条案最西边，摞齐，用手掌压了一下。
沈砚站起来，从袖袋里把炭笔取出来，在漕署量单背面的那行小字下面又添了一行。他写得比刚才更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添，添完了，把量单翻过去，正面朝上。
那行小字是：尺一，九尺八寸二分；尺二，九尺九寸；尺三，九尺七寸六分。他没有添数字，添的是日期与经手。日期写的是今日，经手写的是漕署校尺房，再往下，他添了一枚押记的位置，留白，不填。位置留给下一个来量的人。
阿蘅把漕署量单拿起来，对着窗口的天光看了一遍。她看的不只是数字，是数字之间的缝。她把量单放到条案正中，指尖顺着三行读数划过去，划到“九尺八寸二分”这一行时停了一下。
“这一把，”她说，“比另两把，长。”
“哪里长？”沈砚问。
“尺身。”阿蘅指着量单背面那张画了尺身形制的草图，“你看，尺一的尺身尾端，是磨薄的。旧尺尾端磨薄，尺的实际长度，就比尺面上刻的短。刻的是九尺八寸二分，尺身实际，是九尺七寸九分。少了三分。”
沈砚没有立刻接话。他伸手把条案上那把尾端磨薄的旧尺取过来，握在手里，用拇指在尺尾的锋口上碾了一下。锋口发亮，金属的纹理下是几十年的磨损。他把尺翻过来，用炭笔尖沿着尺身的墨线比下去，比到九尺八寸二分的那道刻痕时，停住，又比到尺尾实际结束的地方。
“你量一下。”他说。
阿蘅取过炭笔，没有去量墙。她在量单背面空白处画了一条线，线长九尺八寸二分，是尺一该有的刻度。然后她把那把旧尺贴在线上，尺头对齐线的起点，尺尾探过线的终点，探过去的部分，她用手指掐住，掐出一道白痕。
“三分。”她说。
沈砚点点头。他拿起漕署量单，在“九尺八寸二分”这一行的末尾，用炭笔添了两个字：复称。复称的意思是，这个数，要再量一遍，量到两把不同的尺都给出同一个数，这个数才算数。他添完，把量单翻回去，正面朝上，搁在条案西边那摞量单的最上面。
“尺二呢？”他问。
阿蘅没有答，她伸手从条案东边那摞量单里抽出尺二的量单，抽出来的时候，量单边缘蹭到了西边那摞，西边那摞的漕署量单滑开半寸。她用手指把它按回去，按齐了，才低头看尺二的读数。
“九尺九寸。”她说，“这把，没有磨薄。”
“量过尾端？”
“量过。”她把尺二取过来，没有像刚才那样握在手里，而是把尺头贴在线的起点，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抵住尺尾，抵在炭画的那条九尺八寸二分的线上。尺尾探过线，探过的部分比尺一多了两分。她把两指之间的这段探出来的距离，用炭笔在量单背面量了，量出来是五分。
“这把尺身，比刻度，长五分。”她说。
沈砚把炭笔接过去，在尺二的读数末尾，同样添了“复称”两个字。添完，笔搁在条案上。
墙量的数，要减掉尺一磨薄的三分，加在尺二探长的五分上。两个数对上了，墙才是九尺八寸七分。不是三个数，是一个数。
“那尺三呢？”阿蘅问。
沈砚把条案上那把尺三取过来。这把尺的尾端没有磨薄，尺身也没有探长。他把尺头贴在线的起点，用拇指抵住尺尾，量过一遍，量过第二遍。两遍都是九尺七寸六分。
“这把，”他说，“是坏的。”
“哪里坏？”
“尺身中段，弯了。”他用指腹沿着尺身中段压过去，压到中段第三寸的位置，指腹下面感觉到一道细微的棱。那道棱，是尺身受过一记重击，木纤维断过，又用胶粘回去留下的。弯了的尺，量出来，数偏了。偏了多少，他不能猜，他只能记下来。
他拿起漕署量单，在尺三的读数末尾，没有添“复称”。他添的是“待修”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这把尺，今天不能量。它要拿到校尺房，拆了胶，把弯了的那段重新刨直，再烤，再晾，晾到木性回稳，重新刻线，重新量过一遍，量到九尺七寸六分，才能回到量墙上。
沈砚从袖袋里取出那枚校尺房的押记，是块青铜，刻着“校”字。他没有按。他把押记放回袖袋，把三张量单摞好的那一摞，用条案西边那粒铜屑压住。铜屑是刚才他按回去的那一粒，压在漕署量单的右下角，压出一道浅浅的印。
阿蘅从条案东边那摞量单里，抽出尺三的量单，把“待修”两个字抄了一遍。她抄的时候，手指在“修”字的末笔上顿了一下，顿完，把量单翻过去，正面朝上，摞在漕署量单下面。
沈砚从条案上把漕署量单拿起来，翻到背面，在那行留白的押记位置，用炭笔添了一行字。字很小，挤在三行读数的缝里。写的是：尺一磨薄三分，尺二探长五分，尺三中段弯，待修。末了，他写了一个日期，是明日。明日他来取尺三，要看看校尺房把弯了的那段，刨得直不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