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里，母亲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是顾长庚的媳妇。长庚说，你这个人，是个好苗子，就是进了个吃人的行当。他说，规矩会吃人，先吃你的记忆，再吃你的良心。”
“他不让我跟你说这些。可我看你一个人在槐树底下住了三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想着，给你留句话。你要是哪天忘了自己是谁，就听听这个。”
“你爹当年埋信的时候，我也在。长庚说，他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把你引进这个行当。”
磁带停了几秒。再响起来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低了很多：
“小拾，妈跟你说句话。你要是听见这盘带子，说明你跟你爹一样，又钻进去了。妈不拦你。妈只求你一件事——到点了就睡觉，别学你爹，一查就是一宿，最后眼睛都熬坏了。”
磁带走完了。
顾拾坐在店里，握着杯子，手在抖。
他母亲的声音，他已经三年没听见了。
原来他母亲，什么都知道。
原来白无咎，是父亲引进无回处的。
父亲把他引进这个吃人的行当，又看着他被规矩吃成一把刀，最后自己也被那把刀清了。
顾拾把磁带小心地放回盒套，锁进保险柜，锁了两道。他坐在柜台后面，发了很久的呆。
他忽然想起父亲的一个习惯：每天收摊以后，父亲都要把店里的旧货，一件一件擦过去。他问过父亲为什么。父亲说：“货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得对得起死人的东西。”
那时候他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父亲不是擦货，是在替那些没说完的话，守着门。
他给老周打了个电话，问起白无咎。
“老周，白无咎进无回处之前，是干什么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桥南码头的装卸工。”
“装卸工？”
“他是个天生的‘听’家。”老周说，“他往码头一站，货船进港，哪只箱子里的东西‘有声音’，他听得出来。有一回，一船旧家具里混着一只没人认领的樟木箱，船东要劈了烧火，他拦下了，说箱子里的东西在哭。船东不信，撬开一看，是只老座钟，钟里塞着一封三十年前没寄出去的信。”
“后来呢？”
“后来你爹听说了这事，去码头找他。”老周说，“你爹跟他说，你这本事，不该烂在码头扛麻袋。他问你爹，那去哪儿？你爹说，去一个能把这本事用上的地方。他信了。”
老周的声音低下去：“你爹引他进的回收公司。那时候，回收公司还没分成‘分区’和‘无回处’。白无咎进去的时候，公司里最好的规矩还是‘在途单上不添人命’。等他当上处长，规矩已经换成‘稳定优先’了。”
“规矩什么时候换的？”
“换规矩的人，也换过好几茬了。”老周说，“我只知道，第一任处长定规矩的时候，是拿自己的命定的。”
顾拾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老周，”他说，“你当年，也在场吧？”
“在场。”老周说，“我看着你爹把人领进门，看着白无咎一天天变成一把刀。也看着你爹那天晚上，坐在家里抽了一宿的烟，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去码头找那个装卸工。”
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账本纸页哗哗响。
“那盘磁带，”顾拾说，“是我妈埋的。她说，她看着白无咎在槐树底下住了三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老周叹了口气：“你妈心软。你爹心也软。只有规矩，心是硬的。”
他抹了把脸，去桥南市场老钱的摊子上，翻旧货。
老钱收了一上午的货，摊子边堆着一只纸箱，箱口用绳捆着。他踢了踢箱子：“桥南小学那边，一户人家搬家，清出来一箱子老东西，都给你留着呢。你要不要？”
“要。”顾拾说。
他把纸箱抱回店里，解开绳子。里面是些七零八碎：一只旧台钟，几本小人书，两件搪瓷缸，还有一套老照片——用红绒布包着的，一本册子。
他翻开册子。
是一套结婚照。1989年的，照相馆的样式，黑白底，手工上色。新郎穿中山装，新娘穿红嫁衣，两个人并排坐着，肩膀挨着肩膀，笑得拘谨又欢喜。
顾拾翻到第二张，手停住了。
第一张照片上，新郎的脸是清晰的。
第二张照片上，新郎的脸，是一片模糊的白。
像是照相馆的底片没洗好，又像是被人用橡皮擦过。可仔细看，轮廓还在，五官却散成一片光晕，看不出眉眼了。
顾拾心里“咯噔”一声。
他见过这样的照片——不是技术问题。是执念。
照片的主人，正在从记忆里消失。她记不起那个人了，所以照片上的脸，也跟着淡了。
他翻到册子最后，夹着一张纸条，是搬家的人写的：“桥南小学家属楼，二楼，秦老师家。老物件，不值钱，您看着收。”
秦老师。
顾拾把结婚照平放在柜台上，手指按在新郎模糊的脸上。
遗响涌上来。
先是一段很远的、热闹的声音：唢呐，鞭炮，喜糖撒在地上，孩子们的笑。有人喊“新郎官，笑一个”，有人起哄“新娘子脸都红了”。然后，声音慢慢静下去，静到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哭声，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我记不住他的脸了。我每天都在忘。他们说他是卷了钱跑的，说我该恨他。可我连恨谁都记不清了……”
“他叫谢家栋。他走的那天晚上，说去厂里拿个东西，就再也没回来。”
“我记得他在等。他说，会有人来找他的。”
遗响断了。
顾拾收回手，指尖发凉。
谢家栋。1989年结婚，住在桥南小学家属楼。后来“卷了钱跑了”。
一个被全家遗忘的男人。
他拿起电话，打给老周：“老周，桥南小学家属楼，秦老师家，你知道不？”
“秦惠芬？”老周在电话那头说，“教语文的，退休了。她男人，九十年代初卷了厂里的钱跑了，跑了就没音信。她一个人把儿子带大，现在儿子在外地。”
“她男人叫谢家栋？”
“对。第二机械厂的会计。”
顾拾挂了电话，看着柜台上那张结婚照。
谢家栋，1993年前后失踪。机械厂会计。
他把照片收进怀里，锁好店门，去了桥南小学家属楼。
楼是老楼，三层红砖，楼道里堆着蜂窝煤。二楼，302，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
顾拾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六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门口，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手里捏着一支笔——她正在改作业。
“您找谁？”
“秦老师，”顾拾说，“我是拾遗堂的，收旧货。您家搬走时那箱老东西，我收了。里头有一套结婚照——”
他把照片册子拿出来，翻开，指给秦惠芬看。
秦惠芬低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第二张，”顾拾说，“新郎的脸，没了。”
秦惠芬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说：“……我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您丈夫，谢家栋？”
“那是……我丈夫。”秦惠芬的声音干涩，“他走了快三十年了。走了就走了，我早就不想了。”
她说着“不想了”，手却一直攥着那张照片，指节都攥白了。
顾拾看着她：“秦老师，您丈夫走的时候，是1993年吧？”
秦惠芬的手，抖了一下。
她没有回答。她把照片还给顾拾，转身往里走：“旧货你收了就收了，照片……你留着吧。我用不上了。”
“他用得上。”顾拾说。
秦惠芬的背影，停住了。
“他说会有人来找他的。”顾拾说，“秦老师，我就是那个来找他的人。”
楼道里安静了很久。
秦惠芬慢慢转过身来。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红了。
“三十年了，”她哑着嗓子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句话的人。”
她侧开身，让出一条道：“进来说吧。”
顾拾进屋之前，回头看了一眼楼道。楼道尽头那扇窗，玻璃裂了，风从裂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他忽然想起来，结婚照的遗响里，有唢呐和鞭炮，可那些热闹的声音底下，一直压着一层极细的、像漏风一样的动静。
三十年了，那扇窗一直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