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顾拾睡过了头。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很深的坑边上，坑底全是骨头，白森森的，一根一根立着，像一片倒插的筷子。风从坑底吹上来，带着土腥味。坑里有人喊他，喊的是他的小名。
“小拾，下来看看。”
他猛地醒了。窗外天光大亮，账本压在胸口，硌得生疼。
他摸了摸指尖，还是凉的。渡遗之后，这股凉气就没散干净过，像浸过冬水的手，一整天都回不了温。
老周说过，渡遗不是没有代价的。执念轻的，代价轻；执念重的，代价重。谢家栋还没渡，收音机那两条命，是三十年的执念压在一台机器上，他到现在还在还那个债。
他洗了把脸，去了白塔巷。
巷子口那棵老槐树，树冠盖了大半条巷子。树底下那间屋，门锁着，窗台上落了一层灰。白处长站在槐树底下，白衬衫，白手套，背着手，正仰头看树。
“白处长，来得早。”顾拾说。
“你说我埋了东西。”白处长没回头，“我翻了一宿，想不起来。可我这个人，夜里躺不住的时候，会一直捻手套。捻着捻着，手就自己往这儿带。”
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地：“大概，埋的就是这里了。”
顾拾从屋里借了把铁锹——锁门的钥匙，曹掌柜给的，说这屋还是白无咎的名字，钥匙他一直留着。
白处长接过铁锹，在槐树根边挖。土很松，像被人翻过。挖了三尺深，锹头碰到一个铁皮箱。
箱子不大，锁锈死了。顾拾用锹撬开。
里面是一封信，和一盘磁带。
信纸折成三折，纸边发黄。白处长戴上手套——不，他手上的白手套一直没摘——他把信拿出来，看了很久，才拆开。
顾拾站在旁边，看着他。
白处长读完信，没说话。
他又读了一遍。然后，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塞进胸口，说：“是我自己写的。”
“写的什么？”
白处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写——我叫白无咎。无回处第四任处长。1993年11月17号晚上，电台大楼的火，是赵宝成点的，袁胜放的。我知道。”
“我写——我每签一张单子，就清一个人。清到最后，我自己也要被清。第三任处长定的规矩：处长任满，自己断遗。”
“我写——我已经被清过两次了。第三次之后，我连自己是谁都会忘。到那时候，这封信，是我给自己留的最后一根绳。”
白处长说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还有一盘磁带。”顾拾说。
白处长没动那盘磁带。他看着它，说：“我写的信里，没提磁带。磁带不是我埋的。”
顾拾心里一动。
他拿起那盘磁带。磁带是新的——不对，带盒是新的，里头的带子是老的，缠得整整齐齐。
白处长住过白塔巷三年。1993年前后。
这盘磁带，是谁埋进去的？
顾拾看了白处长一眼，把磁带放进口袋：“我先保管。等你信读透了，我再给你听。”
白处长没拦。
他站在槐树底下，白手套上沾着土，看着那个坑，说：“顾老板，我昨晚上想了一宿。我谁都想不起来，可我记得一双手。”
“什么手？”
“给我递信的那双手。”白处长说，“年轻，指节上有茧，指甲剪得很短。”
顾拾想了想：“你埋信的时候，你多大？”
“信上写着，我第一次被清是1994年。”白处长说，“信是1994年之前写的。那时候我，应该还不到三十。”
不到三十，手上有茧，指甲剪得短——那是干活的手。
1994年之前，白无咎是干什么的？
顾拾没有追问。他看得出来，白处长今天说的已经够多了，再多，那根绳就绷不住了。
“白处长，”他说，“赵宝成那边，昨晚上动了。”
白处长拍了拍手套上的土：“我知道。袁胜调了一队人，在桥南市场转了一宿，找你。”
“找我？”
“找你，也找老周。”白处长说，“赵宝成怕的，是你手里那盘磁带的B面。”
顾拾的脊背，绷紧了。
B面的事，他只告诉了宋栀。
白处长看了他一眼，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你不用猜。名单上活着的人就这几个，谁都有眼睛。”
他转身要走。走出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顾拾说：“顾老板，那盘磁带，你要是听出了什么，给我留个音。我这辈子，还没听过自己的声音。”
他走了。白衬衫在槐树的阴影里，越来越远。
顾拾站在原地，把那盘磁带攥在手心。
白无咎自己埋了信，却不知道磁带是谁埋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在1994年之前，趁白无咎不注意，往他的铁皮箱里，塞了一盘磁带。
谁？
他回到店里，把磁带放进收录机。按下播放键之前，他停了停，先给自己倒了杯水。
磁带转起来。
开头是一阵沙沙的底噪。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声，带着一点口音，慢慢地说：
“白无咎，你好。你大概不记得我了。我叫沈慧。”
顾拾握着杯子的手，猛地收紧了。
沈慧。他母亲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