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海前脚刚走，李广志后脚就来了。
那是三天后的傍晚，天还没黑透，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悄没声息地停在了我家院门口。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车响，抬头一看，李广志从车上下来，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水亮，跟那天山上那个提着裤子骂娘的形象，判若两人。
司机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把车停稳了，就知趣地退到院墙外头抽烟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那车是乡里水泥厂抵债抵给乡政府的，李广志上任半年，出门必坐，全乡人都认得那副车牌。
他站在院门口，笑呵呵地问我，少宗在家吗。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跟那天在山上压低嗓门说话的样子，也判若两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斧头差点砸了脚。我喊了一声李书记，把斧头放下，抹了把汗，说他怎么来了，我爹我娘下地还没回来。李广志说他不找我爹，找我。
说着走进院子，四下打量一圈，啧啧两声，夸我家这院子收拾得挺利索，年轻人就是勤快。他走到我劈好的柴堆前，弯腰捡起一根，掂了掂，又放下，回头看着我，让我坐下，跟他唠几句。
他自称叔。
我心跳如鼓，脸上却不敢露。李广志拉着我在石墩上坐下，自己也挨着坐下，拍了拍我的膝盖，压低了声音，说那天山上的事，叔就不多说了，我是个懂事的孩子，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有数。
我低着头，不吭声。
他叹了口气，一脸推心置腹，说那林清秀是村支书的媳妇，他俩其实是有点……怪他一时糊涂。可这种事儿，在咱这乡下算不得什么大事，哪个当官的还没点风花雪月，只要不闹到台面上，都不算事。
我心里一阵恶心。他在给我灌迷魂汤，想让我把这事当成吃顿饭那么平常。
李广志见我不说话，话头一转，忽然扯起了族谱。他说咱们两家往上数几辈还是本家，说我爹是李老三，长辈们都认，按族谱排，我该叫他一声叔。
我心里冷笑：这八字，怕是前两天现查的吧？李广志平时跟村里人说话，从来官腔官调，什么时候论过族谱？这会儿论起来，无非是想套近乎。
可人家把话递到嘴边，我不能不接。我赔着笑，叫了一声李叔。李广志眉开眼笑，说这就对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接着，他从西装内兜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不厚不薄，往我腿上一搁，说这是两千块钱，先给我家添置点农具、买几袋化肥，也算他这当叔的一点心意。他还说，乡里下半年要招一批合同制干部，谁家有文化、有眼力见的后生，他可以推荐推荐，我高中毕业，正是合适的人选。
两千块。我心里咯噔一声。
九七年，一袋一百斤的尿素五十来块，一斤猪肉镇上卖七块多，我爹在地里刨一年，满打满算也就挣这么个数。这钱摆在腿上，沉甸甸的。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信封里的两千块，在乡里能买什么——能买一头半好的耕牛，能给村小学添一套新课桌，能让一户人家把欠了三年的提留一次缴清。
李广志拿它来买我一张嘴，手笔不算小。
可我知道，这钱一收，我这辈子在他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了。收了钱，他让我装瞎，我就得装瞎；他让我闭嘴，我就得闭嘴；哪天他不放心了，我就得连人带嘴一块儿消失。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李广志脸色沉了一下，问我，咋，嫌少？我说不是嫌少。他又问，那是嫌我这当叔的没诚意？我摇摇头。
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双三角眼，慢慢说：李叔，这钱我不能收。我一个放牛娃，没见过这么多钱，收了它，夜里睡不着觉。那天山上的事，我本来就没看清，也没打算说。您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您写个字据，就说我李少宗啥也没看见。可这钱，您拿回去。
李广志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笑了，把信封收回去，说行，好小子，有骨气。可我看得出来，他笑得很假，眼底那点阴冷，一点没散。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语气也变了，说少宗啊，叔今天是来跟你交个朋友，你既然不领情，那叔也不勉强。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头——这清水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谁家要批宅基地，谁家要办准生证，谁家孩子要上学、要救济，都绕不过乡里这几道关口。“年轻人火气旺，叔不怪你，可火气旺，也得想想家里人。”
这话说得和和气气，可每一个字都带着钩子。
我心里明白，这是硬刀子裹在软话里递过来了。他在告诉我：你李少宗可以硬，可你爹你娘、你家那几亩地、那间老屋，都在我手心里攥着。
我垂下眼皮，装出一副被吓住的样子，低低地应了一声，说我懂了。
李广志满意地点点头，又补了一句，说那个合同制干部的名额，他给我留着，让我好好想想。想通了，随时去找他。
说完，他冲院墙外头喊了一声，司机掐了烟，小跑着过来拉开车门。桑塔纳卷起一阵黄土，突突突地开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劈柴的斧头，半天没动弹。天全黑了。
我娘回来，见我站在院里发愣，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劈柴劈累了。
那晚我没怎么吃饭。躺在炕上，我一遍遍琢磨李广志的话。两千块钱，一个合同制干部的名额——这叫什么？这叫又给糖又给刀。糖是真的，刀也是真的。
我要是个糊涂蛋，吃了糖，就得挨刀；我要是个硬骨头，躲了刀，糖也捞不着。可这世上，难道就只有吃糖和挨刀两条路？
我心里忽然亮了一下：他给我留名额，说明他怕我。他怕我这张嘴，比怕我这个人还厉害。既然他怕，那我就有跟他周旋的本钱。
这念头一起，我反倒不慌了。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赶牛上山，路过村部时，还特意跟门口晒太阳的老会计打了个招呼。老会计问我，听说李书记昨儿个去你家了？我笑着说，是啊，李书记关心我家生产，问问我爹的化肥够不够。
老会计哦了一声，眼神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
我心里有数了：李广志夜访我家这事，村里已经有人盯着。他越想捂，越捂不住；我越坦荡，别人越猜不透。这就叫，以明破暗。
可我也清楚，这只是第一步。李广志这种人，软的硬的都使得出来，我今日推了他的钱，驳了他的面子，他迟早要找回场子。往后这清水乡，明枪暗箭，一样都不会少。
我李少宗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信邪。他出他的招，我接我的招。这潭水再深，我也要一步一步趟过去。
那阵子，村里的广播一天三遍，说香港回归了，说秋天要开十五大，还说南方有些厂子不景气，好多工人下了岗，回乡的人一拨接一拨。
我听着这些，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外头的世道在变，可李家坳还是李家坳——谁的官大，谁的话就硬。
走到后山脚下，我回头望了一眼李家坳。晨雾里，几十户人家的屋顶冒着炊烟，鸡鸣狗吠，安安静静。可我知道，这安静底下，已经埋下了一根引线。
引线的那头，是李广志；这头，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