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差五分，桥南旧货市场开始赶人。
看场子的老葛拎着手电筒，一路扫过去，铁皮棚子一间接一间地熄灯。摊主们骂骂咧咧，把白天摆出来的零碎往麻袋里塞。深秋的夜风从江边灌进来，顶棚的铁皮被吹得哐当响，听起来像有人在敲锣。
顾拾数完今天的进账：一百六十三块，刨去收三台坏电扇的钱，净赚四十七。他合上铁皮钱箱，把账本塞进外套内兜，蹲下身去卷绑货的尼龙绳。隔壁摊的老钱一边锁柜子一边喊他：“拾子，走啊，再磨蹭老葛把你锁里头过夜。”
“过夜就过夜，里头凉快。”
老钱笑骂了一句，推着三轮车走了。
市场里人走得差不多了，顾拾才慢悠悠起身。他是故意的——这个点，总有一两个急着脱手的人拎着东西在门口晃，卖不出好价，也懒得再带回去。
果然，刚走到市场东门，一个中年男人凑上来。
“师傅，收不收收音机？”
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腋下夹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用报纸裹了三层。顾拾瞟了一眼，没停步：“什么机子，拿出来看看。”
男人把报纸拆开，递过来。
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老式的，五六十年代的货，枣红色塑料壳，右上角嵌一块奶白色的刻度盘，指针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字上。外壳有几道划痕，后盖掉了一角漆，露出里面一行暗字：上海无线电二厂。
顾拾接过来掂了掂。分量够，电路板没拆过，旋钮有点紧，但还能转。
“坏的。”
“没坏，插上电能响，就是收不到台，全是沙沙声。”
“收不到台那就是坏的。”顾拾把机子塞回去，“你留着听沙沙声吧。”
男人急了，一把拽住他袖子：“二十，二十块钱，你拿走。我家里实在放不下了，我老婆天天骂我收破烂……”
“你这玩意儿本来就差不多是个破烂。”顾拾说，“十二。”
男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还是点了头。
十二块。顾拾把收音机塞进自己包里，转身往槐安路走。背后男人像是松了口气，走得飞快，一会儿就没影了。
拾遗堂在槐安路中段，门脸不大，招牌是块老木头，白漆掉了一半，写着“拾遗堂·回收旧货”六个字。顾拾开锁进店，把收音机往柜台上一搁，没再管它。
洗漱，关灯，睡觉。
他睡在后屋，前店后家，中间隔一道布帘。半夜里，顾拾是被一阵“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吵醒的。
他睁开眼。屋里黑漆漆的，只有床头柜方向亮着一小片橘黄色的光——那台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开了。
刻度盘的灯还亮着，指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位置轻轻颤动。喇叭里先是一片雪花声，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钻了出来。
沙哑，干涩，像嗓子里堵着一口烧焦的灰。
“……如果有人听见。麻烦告诉江北……”
顾拾一下子清醒了，伸手去按开关。手刚碰到外壳，那声音顿了顿，又接着响。
“……1993年那场火里。烧死的不是四个人，是五个。”
电流声猛地拔高，然后一下子没了声。屋里重新陷入黑暗。
顾拾坐在床上，半天没动。他把收音机拿起来，翻过来倒过去看了一遍——开关是关着的。他把插头拔了，又塞回去，重新打开电源。刻度盘的灯亮了，喇叭里只有干净的雪花声。
他关掉，躺下。闭眼。
“滋啦”。
又响了。
顾拾猛地掀开被子，一把抄起收音机，拇指压在开关上，正要往下按——
指尖贴上外壳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僵住了。
画面不是眼睛看见的，是直接涌进来的。
浓烟。火。一间堆满纸箱的屋子，空气被烤得发烫，柜子的铁皮门在火里变软变形。一个瘦高的男人蹲在墙角，怀里抱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拼命拧开后盖。他嘴上全是灰，嗓子已经喊哑了，只在喉咙里反复滚着一句话：
“第九盒……第九盒……”
火焰扑过来。男人把收音机塞进墙角的暗格里，用身体挡住火，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顾拾猛地松手。
收音机掉在棉被上，弹了一下。他后退两步，撞在床沿上，一屁股坐下，后背全是汗。
屋里很静。只有他自己的喘气声，和窗外风吹铁皮棚子的哐当声。
顾拾盯着那台收音机，看了很久。
他这双手，这双眼睛，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摸到旧东西，偶尔会“看见”一点不该看见的东西——母亲的剪刀，父亲的烟斗，那些物件上残留的、没人知道的东西。三年前父母出事后，他摸过母亲的遗物，也见过那种画面。他一直装看不见，装了半辈子。
可这台收音机，把“那件事”递到了他眼皮底下。
他咽了口唾沫，对着那台黑漆漆的收音机，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人是鬼？”
收音机没响。
过了大概一分钟，喇叭里忽然又“滋啦”一声。
顾拾一哆嗦。
那声音像是一声极轻的叹息，又像是有人在火里终于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顾拾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收音机从床头柜挪到柜台最里面的格子里，锁好。
锁是锁上了。他的耳朵里，那句话却一整天都没散：
1993年那场火里，烧死的不是四个人，是五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