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璞的病，在沈蘅走后第七日才算好转。
这一场病，半月就下了床，元气却养到入夏才回来。
春闱三月放榜，礼部的补录却一拖再拖——卷宗一层层核，涂改一笔笔验。核到入秋，才把那张补录榜贴出来。
他要在补录之前，弄明白那本书是谁替他写的。可那书已经烧了，只剩半箱纸灰。
能下床那日，正赶上礼部贴出补录榜。裴贽的奏章到底惊动了宫里——圣旨下来：今科黜落之卷，凡有涂改之实、查无考生之过者，准予补录。
黄璞的名字，赫然在榜。
黄三端着药碗上楼，听见消息差点把碗摔了：“郎君！郎君！你中了！你中了！”
黄璞正在窗前系衣带，动作顿了顿，又继续系：“知道了。”
“知道了？！郎君，你中了进士啊！你考了十二年啊！”黄三把药碗往桌上一放，手舞足蹈，“咱们去贡院谢恩！去曲江骑马！去——”
“先别高兴得太早。”黄璞转过身，“这榜是补录的。今科正榜早放过了，我这一榜是从黜落里捞回来的。你去打听打听——补录的，一共几个人？”
黄三跑去打听，回来时脚步都慢了：“郎君……补录的，就你一个。”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黄三压低声音，“我还听说，原本还有个姓崔的考生也被涂改卷子黜落了，他家自己撤了卷子，不考了。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听说这次补录，是卢崇文卢大人上疏力主的。他在圣上面前说，‘黄璞之卷，系奸人涂改，查无考生之过，若不补录，恐寒天下士子之心’。”
黄璞系衣带的手，停了。
卢崇文，替他说话。
他坐回椅子上，把那首藏头诗又拿出来看了一遍。诗里“刀笔误平生”五个字，如今读来竟有了另一种味道。
“卢崇文这一手，高明。”他说，“他上疏替我补录，满朝都看着，是他卢大人主持公道。将来我若再查他，就是恩将仇报；我若不查，他这一局就算赢定了。”
“那咱们不查了？”
“查。”黄璞把诗收好，“但不再是他想让我查的方向。他以为我中了进士，就该感激他、安分做官。可他忘了一件事——我考这功名，从来不是为了做官。”
授官前一日，按规矩新科进士要游街谢恩。
黄璞换了簇新的青袍，骑一匹租来的老马，跟在仪仗队末尾，穿过朱雀大街。两旁看热闹的百姓指点着队伍议论：
“今年的进士，怎么还有这么个白胡子老倌？”
“你不知道？这就是那个落第又补录的！听说他卷子被人涂了，当堂默卷自证，把礼部都给镇住了！”
“嘿，这样的才叫真本事。”
黄三混在人群里，听得眼泪汪汪，扯着嗓子喊：“郎君！看这儿！看这儿！”
黄璞在马上回过头，朝人群里的黄三笑了笑。
十二年。从涵江黄巷的教书先生，走到长安朱雀大街的进士游街。这一笑，值了。
游街队伍经过朱雀门时，卢崇文正立在门侧酒楼檐下，一身绯袍，端着酒杯，遥遥向他举了举。
人群里有人咬耳朵：“那不是卢知制诰么？”“听说就是他上疏替这位老进士补的录！”“难怪——这是要提携他呀！”
黄璞在马上拱手还了一礼。
隔着人潮，卢崇文笑得温文尔雅。
两人目光相接的刹那，黄璞脑子里冒出一句话：恩将仇报，是天下最难听的骂名。卢崇文这一杯酒，敬的不是他黄璞，是堵死他将来查案的所有退路。
授官那日，他换了新衣，进宫谢恩，又到崇文馆报到。
崇文馆是大唐的皇家藏书之所，也是他向往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小时候在涵江黄巷，父亲书房里挂着一幅字，写着“崇文”二字。父亲说，那是天下书最多的地方。书多，道理就多；道理多，人就不会被几句话骗死。他那时不懂。
吏部铨选下来：授尚衣监主簿。他捧着告身，愣了半晌——一个管御服的衙门。
好在崇文馆正缺校书。馆丞听说他在莆阳校过十几年书，又知道他当堂默卷的事，亲自去请借：“东库那三千架书，缺的、烂的、丢的，一年比一年多。老丈要是不嫌辛苦，来替我们理一理。”
于是他以主簿兼领馆中校书。馆里的人仍旧唤他“黄校书”。
管事的老吏头发花白，递过一把钥匙：“校书郎黄璞，你分管的架子在东库第三排。去查查，把那几年缺的书登记造册。”
黄璞把钥匙在掌心里掂了掂——凉的，沉的。
“缺的书？”
“缺的多了。”老吏摆摆手，“这几年书库里丢书、烧书、霉烂的，一年比一年多。前朝目录上写着‘存三卷’的，如今翻遍书库，连一卷都找不着。你先去盘点，把缺的造个册子报上来就行——别较真，较真也没用。”
黄璞接了钥匙，进了东库。
东库比他想的还要破败。书架东倒西歪，霉味、焦味混在一起，地上积着厚厚的灰。他逐架走过去，一本一本登记。
走到第三排最深处，他停住了。
那架子最底层放着一口蒙尘的木箱，箱盖半开，露出一角书页。
他蹲下去，掀开箱盖。
箱里堆着一些烧焦的书页，像从某场大火里抢出来的残卷，焦边卷着，墨迹斑驳。他一张一张拣起来，凑着窗缝里的光辨认。
有一页只剩半张，上面写着：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少与……齐名……性喜读书……”
黄璞的手，停住了。
这是他写过的字。
——是他《闽川名士传》里欧阳詹传的手稿。他离莆阳时，稿子分明带在身边，锁在箱底，钥匙挂在腰间，从未离身。
这一页，怎么会出现在崇文馆东库的废纸箱里？又怎么会被烧成这副模样？
“怎么会……”他低声说了一句，喉咙发紧。
四十二年前，他在黄巷的灯下写这一行字时，父亲还坐在旁边替他研墨。这行字是他一笔一笔熬出来的，是他这辈子最认得出的东西。如今它躺在一口破木箱里，焦成这个样子，像有人把他的一段命撕下来，扔在灰里踩了几脚。
他再往下翻。
压在底下的那一页，还残存着一行字：
“……太原妓……”
太原妓。
黄璞的瞳孔一缩。
他写的欧阳詹传里，根本没有“太原妓”三个字。这三个字，是谁写上去的？又为什么会被烧成残卷，藏在蒙尘的木箱里？
他把那几页焦纸凑到鼻端闻了闻——松烟，色沉而亮，透着一股桂香。不是他用的莆阳老店青烟墨。
再捻纸边——韧得能拉出丝，是馆里的黄笺，不是他离乡时誊稿的土纸。
纸不是他的。
墨不是他的。
字，却一笔一画，像极了他。
这世上有人照着他的笔迹，另写了一本他从没写过的书。而那本书，藏在皇家藏书馆最深的角落，烧成了炭。
他抬头，看着东库幽深的书架尽头。
一排排黑沉沉的典籍背后，像有一双眼睛，隔着百年的尘埃，静静看着他。
“郎君！馆丞催了，说晚膳前要交册子！”黄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黄璞把焦页小心收进袖中，用灰土掩好箱盖，站起身。
“知道了。”他说，“这就来。”
走出东库时，长安的暮色正浓。
袖中那几页残纸贴着心口，纸上“太原妓”三个字，像三粒火种，一路烫着他。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卢崇文替他补录、替他铺路，不是要他做官。
是要他进崇文馆。
有人早在他进京之前，就替他写好了一本要他命的书。
——而他这趟来长安，要查的从来不只是科场里那一个“治”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