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
浑天王朝改了规矩。
以后春分大典，不再选星蹴使。
那块碑立在广场东角，就在紫微垣星门旁边。碑是青石的，一人多高，上头刻着十九个名字。
名字刻得很密。有的只有两个字，有的三个字，最后一个名字底下还空着一小截，刻碑的匠人说留着，万一还有。
我去看过那块碑。
石碑摸着是凉的。刻字的那一面朝南，晒得到太阳，所以颜色比背面浅。
名字我一个一个摸过去。摸到第五个，停了一下。那是第五任，十九岁那个姑娘。碑上刻着“陈阿月”。
我不知道她叫陈阿月。竹简上只写“第五任”。
名字是阿蓼补上的。她记得每一个。
“你怎么记得住？”我问过她。
“我送过他们。”她说，“一个一个送。送的时候要叫人名字，不叫名字，魂找不着路。”
我把手从碑上收回来。
收回来的时候，指头上沾了一点石粉。白的。
每一任被玄云献祭掉的星蹴使，都在上面。
碑的旁边，盖了一座小小的亭子。
亭子四面透风，顶上铺的是茅草，没上瓦。有人在亭柱上刻了一行字，刻得歪歪扭扭：此处可坐。
亭子里，坐着一个戴软骨面具的女人。
她每天都在那里吹骨笛。骨笛横在唇边，眼睛半闭着。她吹的调子不重样，一天一首，有时候一天两首。
路过的人，听见她的曲子，都会停下来，站一会儿。
有人站着站着就哭了。哭完了，抹把脸走。
也有人不哭。他们站着听，听完掏钱，放在亭子边上那块石头上。
阿蓼从来不收。她把钱推回去，推得很轻。
推回去的时候她说一句话：听曲子不给钱。给钱的不算听。
有人问她：“你吹的是什么？”
“《步天歌》。”
“听着不像歌。”
“是不像。”她说，“歌是给人唱的，这个是给人听的。”
“听什么？”
“听底下那层。”
那人不明白，站着又听了一会儿，走了。
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看那支骨笛。
骨笛在太阳底下不发光。白天它跟一截旧骨头没什么两样，灰白，有裂纹，接缝处用铜丝缠着。
只有晚上才亮。
晚上广场上没人，亭子里那点暗红的光能从柱子缝里漏出来，漏到碑上，把十九个名字照一遍。
照一遍，一夜就过去了。
她说：“《步天歌》。”
“好听。”路人说，“但我怎么听不太懂？”
阿蓼摘下面具。
她的脸已经不戴银针了。千年前被缝住的嘴，现在能说话。
嘴角那儿还留着针脚，一针一针，很细，像谁用线在布上划过。
“听不懂，”她说，“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她说，“以后换你们自己听。”
路人抬头看天。
白天的天上，什么也看不见。
但他好像听见了什么。
很轻，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摇了一下银铃。
我在院子里，听见了那声铃。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槐树长高了，树荫能盖住半张石桌。
沈墨坐在我旁边。他的眼睛已经全好了。
他现在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他看我的时候不太眨眼，像是怕一眨眼我就没了。
“听见了？”他问。
“听见了。”
“第十九任？”
“嗯。”
沈墨笑了。他转过头，看我。
他看得很久。
“你看什么？”
“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三年前我看不见你。”他说，“我一直以为你很高。”
“我矮吗？”
“矮。”他说，“到我肩膀。”
“那你以前怎么扶我？”
“摸的。”他说，“摸到肩膀就扶。”
我笑了一下。
“那你现在摸不摸了？”
“不摸了。”
“为什么？”
“能看见了，”他说，“就不摸了。”
“能看见就不摸了。”我重复了一遍，“这话听着不太好。”
“那我摸。”
他伸出手，在我头顶上按了一下。
按得很轻。像摸一件怕碎的东西。
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两道纹，是这三年才有的。
“裴七襄。”他说。
“嗯？”
“以后每一年春分，”他说，“我陪你踢。”
“你都能看见星轨了，还陪我踢？”
“你踢你的。”他说，“我给你看路。”
我看着他。
三年了，他的青衫还是洗得发白。他的眼睛还是半眯着，像在听什么。
但他不再是那个瞎了五年的沈墨了。
他是我的沈墨。
我转过头，看天。
星轨在我视网膜上铺开。这一次，它不再是一圈圈蓝色的光晕，而是一座桥。桥的那头，有十九个老朋友，在等我每年春分，踢一脚。
我右脚轻轻踩在地上。
踩下去的时候，我听见了两声。
一声在脚下。星轨“嗡”了一下，很轻。
一声在很远的地方。很轻，轻得像有人在桥那头翻了个身。
“他们醒着。”我说。
“醒着。”沈墨说。
“天天醒着？”
“天天。”
“那不累吗？”
“不累。”他说，“他们等人叫。”
“叫什么？”
“叫一声就行。”他说，“摇铃，或者踩一脚。”
我又踩了一脚。
这一次，桥那头有了回音。
不是声音。是一种“知道了”的感觉，从脚底上来，上来得很慢，一路上到心口，散了。
“走吧。”我说。
“去哪儿？”
“踢球去。”
我站起来，穿着那双麂皮靴，一瘸一拐地，朝院子外面走。
沈墨跟在我后面。
他没有拿木杖。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