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之后第七天。
按旧例，这是星蹴使的死期。
我一大早起来，穿上那双麂皮靴，走到院子里。
天刚亮。槐树上落着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得很凶。
我站在院子里，听了它们一会儿。
麻雀吵架很有意思。一只叫，另几只不吭声；它叫完了，那几只一起叫，把它压下去。压完了它又叫，又叫不过。
我听了一炷香，没听出谁赢了。
这十年我没怎么听过鸟叫。不是听不见，是没空听。人一低头，耳朵就跟着往下走。
今天把头抬起来了，耳朵也跟着上来了。
院墙外面有人推车过去，车轮碾在石板路上，“咕噜、咕噜”，压着石子响。
有人在墙外咳嗽。
有人在更远的地方敲钟。
原来早上有这么多声音。
沈墨已经在那里了。他手里捧着一碗药。
“喝了。”他说。
“今天又是什么药？”
“止疼的。”他说，“你腿上的痂该掉了。”
我接过来，一口喝干。
药还是苦。苦得像烧焦的枣。可这一回，苦味下去了。
不是药变了。是我嘴里不苦了。
这七天，我每天早上喝一碗。第一天喝，苦得我吐了。第二天喝，苦得我皱眉。第三天开始，我能一口喝完，喝完还能吃半个饼。
今天这碗下去，我甚至尝出一点甜。
“你放蜜了？”我问。
“没有。”沈墨说。
“那怎么甜的？”
“你嘴里的苦退了。”他说，“苦是自己带的，不是药带的。”
我把碗放下。
“这话谁教你的？”
“我师父。”他说，“他死前第六天，还在喝药。喝完他说，这药今天怎么是甜的。”
“第七天呢？”
“第七天他没喝。”
院子里静了一下。
麻雀又吵起来了。
阿蓼坐在台阶上，吹她的骨笛。
她吹得很轻。轻到只能听见气声。
我走到院子中央，抬起头。
天上的星轨，在白天是看不见的。但我知道它在。它是一座桥，从我这个小院，一直通到真正的星空。
桥那样的事，白天看不见，可它还在那儿。
我想起十三岁那年，父亲把我从地窖里抱出来。他身上有柴火和汗的味道。
我想起十年前，我把那个小孩从路上推开。
我想起五年前，沈墨一个人踢毁了那个村庄。
我想起十九任星蹴使，一个一个，在星轨里化作金色的光点。
我想起玄云。他死的时候，脸皱成了一团，谁也认不出来。他活了那么久，最后连名字都没留下。
我抬起右脚。
我没有踢球。
我只是把脚，轻轻踩在地上。
星轨在我脚下，“嗡”地响了一声。
不是旧时候那种吓人的震动。
是回应。
像一条老狗，听见主人脚步声，从门后面站起来。
我笑了。
笑的时候，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脸上有太阳，有风，有一点汗。
这七天我每天都摸一次脸。不是自恋。是确认。
人死了脸是凉的。我小时候摸过我爹的脸，凉的，硬得像木头。
我这七天摸的都是热的。
“沈墨。”
“嗯。”
“第七天过去了。”
“过去了。”
“那我明天还算星蹴使吗？”
“算。”
“旧例不是说，第七天死吗？我没死，是不是就不算了？”
“旧例是旧例。”他说，“旧例是玄云定的。玄云死了。”
“那谁定新例？”
“你定。”
我愣了一下。
“我一个字都不识。”
“那就先识字。”他说，“识字不难。比踢球容易。”
“听见了吗？”我说。
沈墨侧耳。
他侧耳的样子很认真。他把头偏过去一点，眼睛半眯着，另一只手虚虚地抬起来，像在接什么。
“听见了。”他说，“它在跟你打招呼。”
“它说什么？”
“它说，”他停了停，“今天天气不错。”
我笑出声。
阿蓼的骨笛，吹得更轻了。
我站在院子中央，穿着那双麂皮靴，晒着春分之后第七天的太阳。
太阳晒在脸上，暖的。
我没有死。
我活下来了。
而且我知道，以后每一年的春分，我都能站在这里，踢一脚。
不是为了保命。
是为了，让天上那十九个人，知道我们这边，过得好。
院子外面，有人在喊：“七襄！柴劈不劈？”
是隔壁的老周。他嗓门大，隔着两道墙都能听见。
“劈！”我回头喊，“这就来！”
喊完我站着没动。
这三年不劈柴了。监天司给我派了人，柴堆天天满的。
可我今天想劈。
我走到柴房后面，把斧头拿出来。斧头挂在墙上，柄上缠的布还是我爹缠的那块，边上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木头。
我在院子里立了一根木头。
抬脚，右腿往前半步，左腿吃力。
斧头落下去。
“咔”的一声，木头裂成两半，一半倒进柴堆，一半滚到脚边。
跟十年前一样。
我弯腰把那一半捡起来，立正，再劈。
“劈！”我回头喊，“这就来！”
我走出两步，又停下来。
停下来不是有话要说。是想多站一会儿。这个早上太安静，安静得让我舍不得动。
“沈墨。”
“嗯？”
“明天教我认星。”
“你看得见，不用我教。”
“我认得那些假星。”我说，“真的不认得。”
沈墨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