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之后第三天。
我没有死。
我坐在监天司的院子里，晒着太阳。
院子不大，中间一棵槐树，树底下摆着一张石桌。桌上摊着一床被子，是阿蓼早上晒的。被子被日头晒得很蓬，一股太阳的味道。
这院子原来是玄云住的。
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屋里还留着东西：一只铜盆，半盆水，水上浮着一层灰；一沓没写完的公文，砚台里的墨干成了片；床底下有一双旧靴，靴底磨穿的洞跟鞋底一样圆。
我让人把东西都收了。铜盆留下了，公文烧了，旧靴扔了。
床我没换。我睡了三个晚上，才想明白为什么睡得着：这床是硬的，跟我家那张一样。
玄云睡了一百多年硬床。他大概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这个念头我没跟任何人说。
说了别人会以为我替他讲话。
我不是替他讲话。我只是觉得，一个人把一辈子都花在怕死上，也挺累的。
右腿上的伤口已经结了痂，我能站起来了，但还是有点瘸。
痂是深褐色的，边上翘起来一圈，痒。我忍了两天，忍不住了，抠了一块，被阿蓼拍了一下手。
“抠了留疤。”
“本来就留疤。”
“那也别抠。”
沈墨坐在我对面。他的眼睛已经能看见一点东西了。轮廓，光，颜色。
他看东西的样子很奇怪。他要把脸偏一点，用眼角去瞟，瞟了半天，才敢下判断。
他看不清我的脸。但他能看见我穿着酱紫色的麂皮靴。
“这靴子，”他说，“太扎眼。”
“你送的。”
“玄云备的。”他说，“我挑的。”
“那你挑的时候知道我穿多大？”
“听出来的。”他说，“你走路的时候，左脚落地重一分。”
我笑了一下。
“你以后，”我说，“打算怎么办？”
“监天司不能没人管。”他说，“玄云死了，那些侍从总得有人带。”
“你瞎了五年，现在眼睛刚能见光，就想上班？”
“我不上谁上。”他说，“这朝廷里，总得有个知道星轨真相的人。”
“知道了又怎样？”
“知道了就不敢糊弄。”他说，“以前监天司报上去的档，写‘旧疾复发’四个字就完了。以后不行。以后得写清楚，哪天失聪，哪天死，死的时候什么样。”
“写了给谁看？”
“给下一个看。”
“没有下一个了。”
“有。”他说，“星门还会锈。锈了还得有人踢。区别是，下一个踢的人，进门之前就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他停了一下。
“知道了还肯踢的，”他说，“那才是真的肯。”
我看着他。
他的眼睛半眯着，瞳孔里有一小块光。那是这三年里头一回，我看清了他眼睛的颜色。
是褐的。
“知道了，”他说，“就不敢再拿人命换五年。”
我点点头。
院子里有风，槐树的叶子响了一阵。
监天司这两天很乱。玄云的尸首停在偏厅，放了三天，没人敢收。最后是沈墨让人用一口薄棺装了，埋在城外。
埋的那天我去了。
坟在城外一片荒坡上，坡上全是乱草，草里有些旧坟，塌得只剩个坑。
抬棺的是四个侍从。他们抬得很稳，一句话不说。
坑挖得浅。沈墨说：“深了他也爬不出来，浅了他也爬不出来。省点力气。”
土填上，没有碑。
“不立碑？”我问。
“他说他连一块碑都没有。”沈墨说，“那就没有。”
我站在坟前站了一会儿。
风把草压下去，又抬起来。
“沈墨。”
“嗯。”
“他给你送过药吗？”
沈墨没答。
“送过。”他过了很久才说，“送了五年。药是苦的，他知道我怕苦，每回都多搁半勺蜜。”
碑还没立。名字还在抄。
“那我呢？”我说，“我以后干什么？”
阿蓼从院子外面走进来。她手里拿着那支骨笛。
她这两天一直戴面具。院子里的人见了她，都绕着走。
“你？”她说，“你以后，就是新的星蹴使。”
“不是说仪式完了吗？”
“仪式完了。”她说，“但星轨是一座桥。桥上总得有人守。”
“我守？”
“你腿里那块骨头，虽然取出来了。”她说，“但它跟你待了十年。它认得你。以后星轨哪里松了，你踢一脚，它就紧了。”
“就一脚？”
“就一脚。”她说，“踢完就回家吃饭。”
我笑了。
“合着我这一辈子，”我说，“还是个踢球的。”
“是。”阿蓼也笑了，“但这一次，没人让你第七天死。”
她把骨笛放在石桌上，坐下了。
她坐得很直。坐直了，才看出来她有多瘦。
“你打算住哪儿？”我问。
“广场上那个亭子。”
“那亭子漏风。”
“我不怕风。”
“那你怕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
“我怕静。”她说，“一千年，静得太久了。静的时候我总听见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我，回头又没有人。”
“那你住亭子，广场上天天有人。”
“嗯。”她说，“有人吵，我就不回头了。”
我点点头。
太阳偏了一点，槐树的影子挪到桌上，把被子盖住了半边。
“阿蓼。”
“嗯。”
“谢谢你。”
她没答。
她把骨笛拿起来，吹了一个音。
那个音很短，短得像一声“嗯”。
那支笛子放在太阳底下，暗红的光褪了一点，露出里头的纹。是一节一节的骨，接缝很清楚。
“阿蓼。”
“嗯？”
“你呢？”我说，“你以后干什么？”
她看着院子外面的天。
“我啊，”她说，“我想找个地方，把这些年没吹完的曲子，一首一首吹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