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封功臣，稳固天下后，面对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局面，嬴政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恢复礼法，重设三公和九卿，又采取了与民休息、清净无为、修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减轻徭赋。
在律法上，嬴政废除了“失期，法皆斩”等严苛的律条，又命张良对律法进行全面修订。在李斯所制订的《大秦律典》基础上，张良补充完善了有关征发徭役、城防守备的兴律，有关杀人伤人、偷盗抢劫的盗贼律，以及有关户籍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的户律，形成了“新律九章”，逐步从“严刑峻法”向“德主刑辅”转变，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效果。
在礼乐上，嬴政废除了以往烦琐的礼法，启用薛县人叔孙通，在鲁地找来了三十多个儒生，制定了《秦仪十二篇》、《秦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形成了一套简便易行的礼乐制度。
在生产上，嬴政兴修水利，豁免徭役，减轻田租，什五税一，对因饥饿自卖身为奴者，皆免为庶民，又实行“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政策，让大部分士兵复员归家，给予土地及住宅，让他们从事农业劳作，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力，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嬴政偃兵息甲，只屯守，不主动发兵，据长城天险，稳定北方匈奴的威胁，同时，不急于威慑南越政权，尽力维持现状，换取和平的时间。
战争的阴霾烟消云散。一系列宽松政策的实施，使战后社会生产迅速恢复秩序，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不仅让国家元气得以快速恢复，而且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重新凝聚起来。
在丞相张良的主持下，各项恢复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摆在首位的是全国各地被战争破坏的官道。
全国人民都被发动起来，经过近一年的抢工，各地官道基本恢复了通行。嬴政下令开放官道，军民共用。因为官道平坦，在上面行走的速度非常快，官道也被百姓们称为驰道。
官道的修复，使全国政令传达更加顺畅，也便利了各地人员、物资的往来沟通。就像涓涓细流奔向大海，通过四通八达的官道，人们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进咸阳。
街市上总是人潮涌动，不时有身着奇装异服的外地人穿行其中。杂耍、胸口碎大石、吞枪、吐火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表演陆续出现在街头巷尾，吸引人们驻足观看，掌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咸阳，这颗帝国的心脏，再次充满了不息的活力，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
……
自从死而复生，嬴政就陷入对引发楚沛之乱原因的思考。究其原因是皇权被奸人赵高所控制，忠良被害，朝纲混乱，民不聊生。而六国残余势力僵而不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乱局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六国宗室一直是嬴政的心病。
统一天下伊始，他就不遗余力地追杀六国宗室的后裔，监视残余贵族的一举一动，从来都没敢放松过。他煞费苦心，到头来还是无法阻止他们的复起。
能否有效管控六国残余贵族关系到天下的长治久安，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如何更好地处理他们？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早在平定乱贼，天下初定时，嬴政就想过将都城迁往地处中原的洛阳，以便加强东方六国的统治。但洛阳虽是周朝旧都，已有一定规模，却地不过数百里，田地薄，一旦中原有变，将会四面受敌，难以坚守保全，相比关中阻三面而守的地理优势，以及广袤肥沃的土地，实在不适合为都城，嬴政才放弃了迁都洛阳以加强对中原统治的打算。
那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逮捕杀掉，永绝后患？这样只会适得其反，招致更为猛烈的反抗，将帝国再次拖入战争的泥潭。再说，追杀六国宗室后裔的尝试早已宣告了失败。
最后还是张良给出了万全之策。他汲取教训，权衡利弊，提出了将六国宗室和豪绅全部迁往关中居住，以便将他们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消除后顾之忧。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争，关中人丁稀少，凋敝落败，将六国豪绅迁往关中，正可以大大加以充实。
嬴政昭告天下，让六国宗室后裔和地方豪绅一律迁往关中，又分予住宅和田地，使他们安心扎根关中。
各地人们无关富贵贫贱，多恋乡守土，自然不愿意离开从小到大生活的故土。实在没有法子。各地的县衙只好像流放犯人一样，将他们统统监送往关中。
一时间，十几万人被迫携妻带子离开故土，大人们依依不舍、泪流满面，小孩因害怕而哭闹不止，到处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被迫迁徙而来的各地豪绅带来了大量家奴和农工，土地迅速被重新耕种起来，连山野沼泽也陆续被开发，一扫此前连绵战火带来的冷清和萧条。随着春去秋来，迎来了一片火红的景象。关中土地广袤肥沃，农作物生产好，产量高，远比关东土地收获多。
喜获丰收，各地迁徙而来的豪绅逐渐安心了下来，开始到咸阳周边和城內购置宅地，结交朝廷官吏和名门贵族，融入中央贵族生活圈。
随着六国人员的涌入，咸阳的人口与日俱增。嬴政决定向东扩建咸阳城，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兴乐宫的基础上兴建长乐宫。两年后又营建了未央宫。未央含有“未尽”、“不尽”之意，正是始皇帝对“千秋万岁”的希翼。
未央宫建成后，由于近阿房宫，嬴政多居住在未央宫内，早朝议政也随之迁到了未央宫，未央宫逐渐取代了咸阳宫，成为了大秦帝国的政令中心。
随着长乐宫、未央宫的兴建，阿房宫一带逐渐被打造成新的城邑。由于地处咸阳以东的长安县内，大秦二十五年，即公元前一九七年，嬴政取长治久安之意，命名为长安城，作为帝国的新都城。从此，长安这座大气恢弘的都城，与大秦帝国的命运结为一体，见证大秦帝国的起起伏伏、兴衰荣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