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浙江按察副使的第三日，郑纪签押房的门槛，就让请托的帖子踏破了。
红封、白帖、门生拜帖、故旧手书，一日进来十七八张。案堆不下，书吏摞得老高，墨香里混着人情的臊气。郑纪一张一张翻，翻到晌午，拍了案：
那些帖子的封皮，一个比一个讲究：有的洒金笺，有的泥金封，还有的用了内廷才有的销金纸。
“都挂出去。”
书吏愣了愣，没敢多问。
书吏追上来：“大人，这帖子，是回礼，还是回话？”
“都不回。”郑纪说，“贴在衙门口。”
贴在衙门口的不是谢帖，是一道新规。墙下摆了两张条凳。来人先坐条凳，把要托的话，对着门房写的签条说清楚；签条进签押房，说情的话，一字不带进大堂。
衙门口贴出告示：凡以私干政者，先过堂，后论事。有个老吏看了告示，咂舌：
“副使大人这是要在浙江立块铁板？”旁边人低声道：“浙江的衙门，从来是人情铺路。这规矩，撑不过十日。”
第一日撞上来的，是个姓周的推官。周推官揣着两封书仪，进门就笑：“郑大人，小弟有个同年，牵扯进一桩小案子——”
郑纪指了指墙下的条凳：“周大人，先坐。”周推官一愣：“坐什么？”
“说情者，先过堂。”郑纪把告示抄件推过去，“周大人要为谁说话，叫什么名，犯的哪条，一五一十写在签条上。写明白，本官按律断；写不明白，这两封书仪，原封带回。”
周推官脸上的笑僵住：“郑大人，一点小事，何必——”
“案子不分大小，只分是非。”郑纪站起身，“周大人要走，前门出去；要留，门房给你研墨。”
周推官还想撑场面：“郑大人，小弟在官场这些年，哪个衙门不是先讲个情面？”
“情面？”郑纪坐下，翻开一卷积案，“周大人既讲情面，那本官问你——这桩案子的苦主，他的情面，谁去讲？”
周推官语塞。满堂书吏都停了笔。他站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末了抱起书仪，灰溜溜出了门。墙下条凳上，还坐着两个等消息的乡绅。
他出门时，靴底在门槛上蹭了一下。墙下条凳上那两个乡绅，见他出来，对视一眼，悄悄把屁股从条凳上抬了起来。
当日下午，又有个老先生模样的人来递帖，自称是郑纪在京中的“老同年”。门房按规矩请他坐条凳。那人坐了半个时辰，见郑纪不见，叹口气走了。老吏追到门口，问：
“大人，老同年的面子，也不给？”
郑纪头也不抬：“同年的面子，也是面子。给了一个，就有十个。今日松一寸，明日松一尺，后日这规矩，就成了废纸。”
规矩立到第七日，衙门口又贴出一张新条。郑纪把签押房收的十七八封书仪，当着合署官吏的面，全数退回，一封不拆。
“浙江的案子，我看卷宗，不看人情。”他把退回来的书仪摞在案上，“谁要再递，先到墙下条凳上坐着，把话说在明处。”
他把案上的卷宗翻了一页。
合署官吏鸦雀无声。有个经历小声道：
“大人，这一下，是把省里的人情路，全堵死了。”
“堵的就是这条路。”郑纪翻开一卷积案，“案子是人做的，账是人算的。真有冤屈，大堂上喊；替人说情，墙下坐着。”
这一日，十七封书仪原路退回，封皮都没破。消息传到府县，有人伸舌头：
“新来的郑副使，是块茅坑里的石头。”
第二波来的，是个通判的内亲。那人不递帖子，直接堵在后门，拎着一坛老酒：“郑大人，贱内的表兄，在余杭押了个斗殴的案子——”
郑纪正在后门口看月台上晾晒的卷宗，闻言转过身：
“酒，你拎回去。案子，你上签条。”
那人赔笑：“大人，都是乡里乡亲——”
“乡里乡亲，更该避嫌。”郑纪指了指月台，“本官的卷宗，就在这上头晒。余杭那案子的卷宗，也在里头。你要替他说话，等本官看完卷宗，大堂上见。”
那人拎着酒，站在月台上，半天没挪步。老酒的泥封晒得发烫，他到底没敢再开口，灰着脸走了。
他走的时候，那坛老酒在臂弯里晃了晃，泥封磕在月台的石条上，发出一声闷响。
过了三日，余杭斗殴案当堂审完。郑纪照卷宗断：该抵罪的抵罪，该取保的取保，和那坛老酒，再没相干。
通判的内亲原以为递了话，总能松一寸，结果堂上传下来，那人该怎么判还怎么判，连句情面话都没录进堂单。
通判在衙里坐不住，亲自登门。这回他不绕弯子：
“郑大人，小弟在浙江二十年，从没见过把人情路堵这么死的。”
“二十年的人情路，就是二十年的糊涂账。”郑纪给他看一卷旧档，“大人看这桩十年前的命案，案卷里夹着三张说情签条——凶手到底是谁，签条比卷宗还厚。”
通判凑过去看，额上慢慢见了汗。“大人这二十年，”郑纪合上卷宗，
“断的是案子，还是人情？”
通判红着脸，半晌没说出话来。临走，他在门口回头，张了张嘴，到底没吐出那句“服”字——只把腰弯下去三寸，拱了拱手。
这桩旧案，郑纪顺手重审。当年那个被说情签条压下去的真凶，早已病死狱中；苦主的子孙，却还背着“诬告”的名声。郑纪提笔，为苦主家昭雪，注销了那桩旧案。
消息传开，衙门口的条凳前，反倒清净了。递帖子的人少了，抱冤的人多了——几个月来积下的陈年案子，一桩接一桩，搬上了郑纪的签押案。
一日，一个老农模样的汉子，领着儿子，在衙门口磕了三个头。他是十年前那桩命案的苦主家。郑纪扶起他：
“案子昭雪了，往后好好过日子。”汉子抹泪：“大人，俺就问一句——您这规矩，能立多久？”
这一问，叫郑纪捏着案卷的手，停了停。他抬眼，面前是张老农的脸。半晌，他望向衙门那方匾，答道：
“立多久，不看本官，看浙江的百姓受不受得了人情。你们受得住，本官就立得久。”
旁边那老吏听见，低头不语。合署的书吏们这才慢慢明白：新来的副使，不是一时兴起。
老吏手里的茶盏已经凉了。他搁下茶盏，把自己桌上那摞说情签条，往屉子里塞了塞。
规矩撑过了十日，撑过了一月。墙下的条凳坐得越久，外头的闲话越冷。
头一个月，墙下条凳上坐过的人，有腰金衣紫的京里客人，有递门生帖的同年，也有拎着礼盒的地方乡绅。郑纪一概不见，只叫门房把签条收进来，分门别类夹进案卷。
一个月下来，签条攒了小半匣，他却一张人情也没卖。衙门口的人都说，这位郑副使的条凳，是块烫手的石头。
一日傍晚，郑纪送走通判，门房递上一张无名帖。帖上没有落款，只一行字：
“郑廷纲，浙江这地方，水深。你待不满一年。”
郑纪捏着那张帖子，站在月台上。日头落下去，卷宗的影子拉得老长。他把帖子折好，压进案头那本《算经》里，对门房道：
月台上晒的卷宗，被晚风吹得翻了页。他伸手按住最上头那一册，指腹在'余杭斗殴案'那几个字上停了停。
“帖子收着。一年为期，本官等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