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元年的秋刚凉下来，仙游村口的官道上，来了一队京里的人马。
驿卒捧着黄绫诏书，一路问进村来。村口围观的乡民先是喜，以为又是一道免赋的恩典——待听清楚了“起复家居郑纪”六个字，满村的人都愣住了。
“起复？”有人咂摸这两个字，“郑老先生修了二十年桥，朝廷这才想起他？”
“不是才想起。”一个老者摇头，“是京里那位换了天子，才敢想起他。”
诏书送到了郑家。黄氏把那卷黄绫，颤着手展开。诏书上的墨字，郑纪一个一个看过去：起复原官，经筵侍班，即刻入京。
捧着这卷诏书，郑纪在灯下坐了一整夜。
他把诏书凑近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起复原官”——这四个字，二十三年前他引疾归养时，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再见到。“经筵侍班”——这是要他去给新天子讲书。
讲书，就要把他当年那本被截下的《太平十策》，重新讲给天子听。他等这一天，等了二十三年。
窗外，是他修了二十年的六桥；屋里，是他写了十条的咨目、立了千口的家范。三十一岁那年引疾归乡，他以为这辈子的账，就替乡亲算到这儿了。
可新天子的诏书，偏偏在这个时候到了。
这一夜，他把二十三年前的旧事，一桩一桩过了一遍。当年那道《太平十策》奏疏，递上去，像石沉大海；后来他才知道，是被司礼监的人半路截了。那只手，逼得他称病归养，一走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里，他在仙游修六桥、平义仓、立咨目、作家范，算的是一村一县的账。可他心里那杆秤，从来没平过——当年那本被截下的奏疏，还等着有人，把它重新递到天子面前。
“五十五岁了。”他对着油灯自语，“还递得动么？”
灯花爆了一下。林阿福那后生，那三十七个鲜红的指印——递得动。
他把黄绫在案上重新铺开，就着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又看了一遍。二十四年了，他在这张案上写过免赋的疏、写过军户的状、写过六桥的账，写得案角的墨都磨旧了。
今夜这卷黄绫，是头一回，把这二十三年算在乡里的账，往京里那本大账上，接着写下去。
他把诏书叠好，压在那部家范抄本上头。一夜没合眼，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从墨黑转成了灰白。
天没亮，郑崇山先跑来了，进门就跺脚：
“东园！诏书是好事，可你看看这诏书的日子——吏部压了整整三个月才发下来！这中间，有人作梗！”
郑纪并不意外。他早料到，当年那个司礼监里“盯着点”的马太监，不会让他顺顺当当地复出。
“三个月，”郑纪把诏书又展开看了一遍，
“吏部的文书要走三个月，诏书的墨迹倒是新的。这中间的弯弯绕，我不去猜。”
果然，第二日，京里来了两路消息。
一路是吏部的邸报：新朝清算成化旧宦，当年那个秉笔太监马永昌，结党乱政、截奏构陷，下了诏狱，籍没其家产，论死。
郑纪捏着邸报，没言语。当年那道截住他奏疏、逼得他辞官的手——就是这只手。如今这只手，先于他的复出，被新朝斩断了。他指尖在“马永昌”三个字上摩挲，摩挲了很久，才把邸报折起。这只手压了他二十四年，可压得住他一个奏疏，压不住满朝那许多不敢说的话。
“磨刀的人倒了。”他对黄氏道，“递橄榄枝的，才敢把枝子递到我手里。”
“那你还走么？”黄氏望着他。
“走。”郑纪把邸报放下，“新朝清算的是马永昌一个，不是清了满朝。这只手倒了，我才敢进京接这本账。”
可另一路消息，又让他皱起了眉。邸报末尾，附着一句闲话：京里有人说，郑纪经筵侍班，是“遗贤起复”，怕是压不住朝中新贵。
话头绕了几道，隐隐有个旧同乡的影子——当年在登瀛桥上被他当众请题、又不敢落笔的蔡秉文。
郑纪把邸报折起来。马永昌倒了，可马永昌余党没清干净；蔡秉文这根暗桩，还埋在京里。这一去，不是回去享清福，是回去接着算那本更大的账。
他对黄氏道：“新朝给我下诏书，是信我能算账；可京里有人嚼舌根，是怕我算账。这两样，都是冲着我来的。”
“怕你算账的人，”黄氏问，“会不会又像二十三年前那样，在半路上截你？”
“这回不是截一道奏疏了。”郑纪把邸报压在诏书底下，“这回，是天子的人，进天子的城。他们截得住我一道折子，截不住一道诏书。”
离村那日，天刚亮，村口就站满了人。
林阿福领着那三十七户军户，早早候在桥头，一人手里一炷香。脱籍的文书刚送回，他们把郑纪的起复，当成了自家的再生。
郑崇山带着阖族一千多口，在村口摆了香案。周家家主——那个当年在桥头被念了《归田咨目》的富户——挤在人堆里，红着眼眶，把一坛自酿的米酒塞到郑纪手里。
“老先生，”周家家主声音发哑，“那年我灵前八十桌，是你把我拽回了里子。你这一去，仙游的桥，我们替你守着。”
郑崇山捧上香案，颤声道：“东园，家范在一天，郑家就照一天。你放心走。”
林阿福挤到马前，把一个布包塞给郑纪：
“先生，这是村里摊的盘缠。三十七户，一家凑了两个钱，给先生路上买口水喝。”
郑纪推回去：“盘缠我有。你们的钱，留着秋后添种。”
“先生不收，”林阿福红着眼，“我们这一路，送您到山嘴。”
郑纪一一拱手，一一作别。他没有骑官马，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
有个老汉挤到跟前，把一双新纳的布鞋塞进他手里：
“先生进京，路远，换双新鞋。旧鞋留在村里，我们替你晒着。”
郑纪接过那双布鞋，眼眶热了一下，没说话，只深深一揖。
桥头的老塾师领着十几个义学学生，齐刷刷作了个揖。一个小后生捧出一卷手抄的《算经》，上头是这几年在义学里一笔一笔教出来的数。“先生，”老塾师把那卷书往他怀里一塞，
“这卷书，跟您进京。您在京里替天下人算账，别忘了，仙游还有一群娃，等着您算完账回来。”
黄氏送到村口，把那部《义聚家范》的抄本，郑重塞进他行囊：
“家里有我。你到了京里，别忘了那句话——公器不私。”
郑纪翻身上马前，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一去，少则一年，多则数载。家里的账，辛苦你。”
“家里的账，我算得清。”黄氏替他理了理青布衫的领子，“京里那本大账，你自己算清楚。算不清，就回来——桥还在，家还在。”
郑纪翻身上马。人马走出半里地，他勒住缰绳，回过头。
村口的炊烟升起来了，五座新桥卧在溪上，卧龙桥的桥影，在秋阳里拉得很长。夹道相送的乡民，还站在原地，没有散。
六座桥，二十年。鹿鸣桥是头一遭修桥的争执，步云桥是逃役军户的一跪，登瀛桥是蔡秉文那不敢落的一笔，朝天桥是两县争界的和解，卧龙桥是他冒着暴雨踩出来的桥基，市尾桥是潭边龙井宫前架起的两块长石板。
他这一去，六桥还在，咨目还在，家范还在——可那本没算完的国账，在京城等着他。
他望着那座卧龙桥，想起二十三年前引疾离京时，自己对着紫禁城说过的那句话——这一去，是归田，还是回朝？
如今，新天子的诏书把他重新叫回了那座城。可京里倒了一个马永昌，还站着一群没清干净的旧宦；走了一个截疏的，还有一个埋在暗处的蔡秉文。
阿桂牵着马，跟在身侧，把一个小纸包塞进他手里：“先生，这是家里配的地黄丸，路上凉，您记得按时吃。”顿了顿，又小声补一句，“……就是京里那些人，别又给你脸色看。”
“脸色我看了二十年，”郑纪把药包收好，
“不怕。怕的是，我这杆秤，进京之后，还端不端得平。”
“端不平，”阿桂道，“咱们就回来。”
“端不平，就不回来。”郑纪勒住马，最后望了一眼村口，“秤端平了，才有脸回来见这六座桥。”
“这一去，”郑纪低声自语，“还有回程吗？”
他没有得到回答。秋风卷起官道上的尘土，人马掉转方向，朝着京城，一步步往北去了。
夹道相送的乡民，站到看不见人马了，还不肯散。那一双双布鞋、那一卷手抄的书、那一盏盏桥头的灯，都被他带进了行囊，也带进了这本还没算完的国账里。
身后，仙游的六桥，静静地卧在秋色里。而官道前方，京城那道厚重的城门，正等着这个归田二十载的老布衣，把那本压了二十年的账，重新翻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