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聚家范》立成的当月，郑纪摊开了那本揣了十几年的《仙游民情录》——三十七个军户的名字，在灯下密密麻麻排着，像三十七口喘不上气的井。他提笔给福建按察使庞大参写了一封长信。
信里没有一句空话。他把三十七个军户的姓名、丁口、被追索的三代，按年月排开：谁家的壮丁勾去镇海卫，谁家的孩子刚满十六就被按旧册补上，谁家早已绝户、册子上还年年征丁。
“仙游六千五百户，抽军一千五百户；永乐之后，人丁只剩一千四百户，册子却还照六千五百户的旧额征丁征税。”郑纪的笔锋在纸上一顿，“这不是军册，是一本吃人的烂账。”
黄氏停了笔，道：“这信一递出去，县里那档房的人，可要恨死你了。”
“恨我的人，”郑纪把信封好，“多他们一个不多。这本烂账，总得有人掀开。”
信发出去一个月，省里来了批文：按察使庞大参派员核查仙游军册，着县衙配合。
县衙的钱书办，第一时间就听到了风声。他在档房里坐了二十年，一手好字，把这县衙的军册捏在手心，里头的猫腻，他比谁都清楚。
省里来的核查官到了县衙，钱书办满脸堆笑，把一摞军册捧上去：
“大人请看，这就是历年军册，小的保管得整整齐齐。”
核查官翻了两页，眉头皱起来：“林阿福一户，册子上写‘丁三’——怎么这一页的墨色，比别的页新？”
钱书办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道：“回大人，这一页去年补抄过。旧册虫蛀了，小的照着原册誊的。”
“照着原册誊的？”核查官把册子凑近窗光，“誊抄的，怎么朱印还盖在新墨上头？原册的印，是盖在原墨上的。”
钱书办的汗，下来了。
核查官到底是省里派来的，只翻了一本，就看出了猫腻。可县衙是钱书办的地盘：档房的钥匙在他手里，旧册藏在哪个犄角，是他说了算。
核查官在仙游盘桓了十日，要调永乐二十一年的原始军册，钱书办今日说潮了晒霉，明日说虫蛀了送裱，支支吾吾，就是调不出来。
核查官是省里来的强龙，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钱书办在县里经营多年，衙役、门子、轿夫，都是他的人。核查官要杯水，端来的是冷的；要个灯，灯油是尽的。
他把这情形报给省里，省里回了一句：
“再盘桓几日。”这几日，眼看就要成了死局。
这十日里，林阿福那后生，天天蹲在县衙门口等信。他壮丁的身份，压着一家子的命。见核查官迟迟出不了结果，他攥着郑纪的袖子：
“老先生，是不是县里又把册子藏起来了？”
“藏册子的人，比你还急。”郑纪问他，“你娘呢？”
“我娘，”林阿福声音低了，“听说省里要核查，连夜把家里藏的旧门牌翻出来了。她说，那上头写的是‘民户’，不是‘军户’——这是她男人活着那年，官府漏记的凭据。”
郑纪拈着那片木门牌的手，停住了。门牌是门征纳役的旧凭照，比县衙的册子还早。他当日随林阿福回家，把那片发黄的木门牌取来，与钱书办呈上的军册一对——果然对不上。
“这就又多了一条铁证。”郑纪把门牌收好，“钱书办做假，做得连这一片门都忘了。”
林阿福攥着那片木门牌，手直抖：“这牌子，我娘藏了三十年，没想到今儿用上了。”
郑纪把那片木门牌翻过来，背面还留着早年里甲官的朱笔小印，边角磨得发亮。他对核查官道：
“衙门的册子是后补的，这片牌子，才是这一户三十年的凭据。你拿它去对，对得上，就是民户；对不上，你再来问我。”
核查官接过牌子，对着日头照了照，没作声。
“藏得住册子，藏不住纸。”
郑纪当日就进了县衙。他没有去找核查官，径直走进档房。
“钱书办，”郑纪在那排书架前站定，
“我且问你——永乐二十一年的军册，纸是桑皮纸，还是竹纸？”
钱书办一愣：“……桑、桑皮纸。”
“桑皮纸年深日久，泛黄油，摸着发脆。”
郑纪从书架最底层，抽出一摞落灰的册子，
“这一本，竹纸，雪白，摸着还软和。钱书办，你管的档房里，永乐二十一年的册子，怎么是今年的竹纸？”
钱书办的脸，白得像那摞竹纸。他还想挣：“大、大人，那年档房翻潮，小的是……是照旧目重抄了一遍。纸是新的，名目可是照旧册……”
“旧册呢？”郑纪把那摞假册往案上一拍，“藏在哪儿，你自己说。”
档房里几个帮书吏，大气不敢出。钱书办哆嗦着，指了指夹墙。核查官赶来，撬开夹墙，里头果真是一摞泛黄发脆的桑皮纸旧册。
新旧两册一对，假册上“丁三”“丁四”的名字，在旧册上早改成了“绝户”“逃亡”。
郑纪盯着那两个改过的名字，指节抵在案沿上，久久没动。“绝户”——册子上轻飘飘两个字，压着的是一户三代连状纸都递不出的命。他二十七岁那年，自己的卷子被人冒名顶了，尚且拼着一根顶门闩去敲登闻鼓；这些早成了白骨的绝户，连喊冤的嘴都没了。灯下那两个墨改的字，叫他用指腹，一点一点描了个准。
钱书办替县衙做假，把绝户的名字重新填回册子，好年年按旧额征丁征税，多出来的丁银，进了谁的腰包，两册一对照，一目了然。
“这十年多征的丁银，”核查官指着册子，
“一笔一笔，都在这上头。钱书办，你替谁做的假？”
钱书办嘴唇哆嗦：“是……是县里的意思。小的只是代笔。”
“代笔？”核查官冷笑，“代笔的人，可不敢把绝户改成丁三。你这一笔，笔下压着的是三十七条人命。”
他捏了二十年笔的那只手，平日誊册，一笔小楷端端正正，今日却抖得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成。老吏做了一辈子假，末了，偏偏露馅在自己最熟的那笔字上。
“好个做假！”核查官拍了案，“钱书办，你这是篡改军册，虚增军丁！”
钱书办瘫在地上。核查官当场封了假册，把旧册连同对勘的文书，一并送往省按察司。
走出县衙时，核查官对郑纪一拱手：
“老先生这双眼睛，比档房二十年的老吏还毒。”郑纪摇头：“不是我毒，是纸会说话。新竹纸上盖旧朱印，桑皮纸里藏新丁名——假的东西，自己露了馅。”
核查官叹道：“可惜这双眼睛，要留到省衙去，才用得上。”
文书递出去那日，郑纪站在县衙门口，望着省衙的方向站了一会儿。旧册出来了，假册识破了。风从夹墙里穿过来，卷起地上一张褪了色的告示。省衙那道门，比县衙这堵夹墙，难撬得多。
果然，核查文书进了省衙，一日、两日、十日……批复迟迟不下。
林阿福急得天天来问。郑纪却不急着催。他对黄氏道：
“文书在省衙门口，压一日，就有人多坐不住一日。咱们该准备的，不是催，是把证据再捋一遍。”
他把三十七户的状纸、那摞桑皮纸旧册、林家门牌、新旧对勘文书，重新包成了一捆。这一捆，他要亲自带去福州。
黄氏替他收拾行囊，只放了两件旧衣。郑纪把那捆证据抱在怀里：
“这一趟，行李可以简，这捆东西不能离身。”
黄氏送他到门口，看着那捆用油纸裹了三层的证据，低声道：“省里那道门，比夹墙厚。你这把老骨头，撑得住么？”郑纪把包袱往怀里又拢了拢，没接这话。福州这一去，掀的就不只是一个钱书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