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山薯，是郑纪蹲在田头，亲眼看着一户老农人咽下去的。
糙米一颗没有，锅里煮的全是紫红的山薯，剥了皮，热气腾腾。老农把最大的一块递给小孙儿，自己啃着最硬的一截，嚼得腮帮子发酸。旁边另一个汉子家，灶上更清，连盐都省了，白水煮薯。
那灶膛里的火，有气无力地舔着锅底。灶边堆着半筐挖回来的山薯，皮上还沾着红土。老农的小孙儿，盯着那最大的一块，咽了口唾沫，却还是推回去：“爷爷吃，我吃小的。”老农眼眶红了，把那块又塞回娃手里。
郑纪看着那祖孙推让的半块山薯，伸手接过老农递来的那块，攥在手里。桥修好了，娃能过河念书了；念完书回来，锅里还是山薯。
“老丈，”郑纪接过那半块山薯，“这就是你家一日的饭？”
老农搓着手，讪笑：“回先生，年头不好。好米都交了赋税，剩下的——就靠这个果腹。娃长身体，还指望多给她挖几个山薯。”
郑纪捏着那块山薯，还带着老农手心的余温。咬一口，又干又涩，刮得喉咙，他半天没咽下去。
“赋税为何这样重？”他问。
一旁的里老叹了口气：“先生是明白人。咱仙游的田赋，还是永乐年间的旧册。那时候一县六千五百多户，抽去从军的就有一千五百多户；后来户口一年年少，到如今只剩一千四百来户。可人少了，税没减——旧册上的田亩丁口，还是照老数征。一千四百户的人，担着六千五百户的税。”
郑纪把册子合上，指节在封面上抵了抵。这账，他在义学的旧档里见过。
“人丁逃了，军册没改；田荒了，赋税不减。”他站起身，“一千四百户，养着六千五百户的空账。这山薯，是这么啃出来的。”
里老又压低声音：“逃的人里，有三成本是军户。册子上有他的名，他人早逃进了山里。可税粮摊派下来，还按册子上的人头，压在没逃的人身上。逃了的，官府不来找；留下的，替逃了的纳粮。”
“这就是了。”郑纪一拳击在掌心，“人走了，册上的丁没销；田荒了，册上的亩没减。一本百年前的死账，压着一郡活人的命。”
他起身又走了两个村子。一路看去，十户倒有七户，灶上不见米气。一个妇人抱着面黄肌瘦的娃，蹲在门口剥山薯皮，见了生人也不躲，只木木地开口：
“先生要米？家里没有。薯干倒是还有半筐。”
郑纪蹲下来，摸了摸那娃的脑门，烫得吓人。他脱下外袍，裹在娃身上，半晌没说出话。
妇人蹲在门槛上，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剥完的山薯皮。娃的小身子在袍子里缩成一团。他伸手摸了摸灶边那只米缸，缸底是空的，刮得干干净净。
他回到家中，点亮油灯，翻出这些年走乡串里记下的那本《仙游民情录》。一页页，全是数字：某乡几户逃绝，某里几亩抛荒，某年灾荒欠收几何。
黄氏端来一碗热汤，见他灯下发怔，轻声道：
“又在想村里的事？”
“你来看。”郑纪把册子推过去，“这老农，三代人吃山薯。我修了六座桥，让他们能过河了；可他们过河，还是要回来啃山薯。桥修得再好，修不饱人的肚子。”
黄氏看着册子上密密麻麻的数目，半晌，道：
“那你打算如何？”
“上疏。”郑纪提起笔，“我虽是在籍归养的人，可食君之禄一场，这事不能不管。仙游的田赋，是按百年前的旧册征的；百年后的户口，只剩下个零头。这本该减的赋税，不减，就是逼人啃山薯、逃军籍。”
阿桂在一旁研墨，插了句嘴：
“老爷，您归乡二十三年，从不议论朝事。这上疏万一触了省里的霉头——”
“触了霉头又如何？”郑纪笔尖一顿，“我一个在籍闲人，无官可罢，无禄可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那些碗里的山薯，没有人替他们说一句话。”他蘸了蘸墨，又补一句，“阿桂，你说，这疏要是二十年前在京里上，上得成么？”
他铺开奏疏的稿纸，提笔便写。阿桂在一旁研墨，不敢作声。
郑纪写一句，停一停，像在过一道秤：
“臣仙游在籍待罪。本县田赋，沿自永乐旧册。彼时户六千五百有奇，其后军伍抽遣，户口凋耗，存者仅千四百。而赋额未减，犹按旧籍起科。”
他笔锋一顿，又写下最要紧的几句：
“小民终岁勤动，所入几何？丰年尚食山薯以充饥，一遇凶荒，则鬻妻卖子。非民之敢慢赋也，乃额重而户耗，官民两困。”
“民困至此，臣不敢不言。”他写得腕底生风，“伏乞皇上，念此方凋残之民，减仙游田赋三年，与民休息。臣不取一钱，不私一田，所言皆户册可稽、乡邻共见之实情。”
写罢，他把奏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添上一笔：
“疏中所列户额、田亩，皆县册旧档，非臣臆造。”
黄氏看着他，低声道：“这疏递上去，省里、府里，会不会压着不发？”
“府里若压，我就备两份。”郑纪把奏疏仔细封好，“一份托巡抚衙门代奏，一份我亲自誊清，托入京的同年，直送通政司。我郑纪归乡二十三年，从不为自家求过半分恩典。这一回，是为仙游一千四百户人，求三年喘息。”
他顿了顿，望着灯花：“新天子初登大位，锐意求治。这样的疏，他总要看看。”
黄氏替他研着墨，轻声道：“那便写。家里不用你筹一文钱，乡里这头，有我替你照看着。”
郑纪提笔的手，稳了下来。
油灯的芯子，结了个灯花，哔剥爆了一声。他把那页稿纸压平，镇纸压在左边。墨磨得浓，笔蘸饱了，落在纸上，第一个字是“仙”。那字写得沉，墨透了纸背。
奏疏一路北上。先到省，再入京，转通政司，递进了内廷。
这一夜，紫禁城的灯，亮到了三更。
新即位的弘治皇帝，案前堆着一摞各地奏疏。他一本本地翻，翻到那本字迹不甚工整、却句句平实的《仙游县田赋疏》时，目光停住了。
“丰年尚食山薯以充饥……”年轻的皇帝低声念着这一句，手指在案上点着，“一千四百户，担着六千五百户的旧账……”
他把这封别人读来干巴巴的疏，又从头读了一遍。读到“臣不取一钱，不私一田，所言皆户册可稽之实情”，皇帝抬眼，问身边的内侍：“这上疏的郑纪，是个什么人？”
内侍小心翼翼回奏：“回万岁，是仙游在籍的前翰林，归乡多年，在家乡修桥兴学，从不求进。”
皇帝沉默良久，把那封奏疏单独压在案头最上头，像是怕风吹跑了。
“一个在籍的乡官，不求官、不谋私。”他轻声道，“就为这一方啃山薯的百姓，求三年减赋——这样的疏，朕不能不看。”
他提笔，在疏尾批了四个字：“户、工议奏。”搁下笔，又把疏拿起来，对着烛光照了照，声音不高，却很稳：“传谕下去——这仙游县的旧册，着有司着实清核，不许虚应故事。”
御案外的更鼓，敲了三下。内侍端着铜壶进来，给皇帝添了茶，躬身退了出去。
那封疏，还压在镇纸底下。
烛火摇曳。这封从仙游山沟里递上来的、满是山薯味的奏疏，在帝王的御案上，沉沉压下了一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