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的门，是郑纪亲手推开的。门轴锈了，推开时吱呀一声，惊起檐下一窝麻雀。
麻雀扑棱棱飞远，留下檐下一团草屑，被风卷着打了个转。门里的蒿草长到齐腰高，踩上去，草茎断裂，发出沙沙的响。
三间堂屋，两间塌了顶，墙根长满了蒿草。正堂的匾还在，黑底金字，漆皮剥落了一半——“义学”二字，勉强认得出。
堂屋里堆着柴草，东间还锁着把生锈的铜锁，锁鼻子上拴着县衙的封条。
“三年了，”陪他来的老佃户搓着手，“林先生一走，这屋子先是给吴家做了仓场，后来又说是'公产'，让县衙书办钱先生占了做库房。学田判回来了，屋还是人家的。”
郑纪走到东间门口，看了看那把铜锁。他转身往县衙走了一趟，一个时辰后回来，手里多了一把钥匙，身后跟着个脸色铁青的书办——钱先生。
钱书办一路走一路嘟囔：“郑翰林，这屋子是县里公产，小的不过替县里看管——”
“公产？”
郑纪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哒一声，“这是义学的产业。县衙三年占着义学的屋子当库房，存的还是陈年霉米。钱先生，这屋子里的账，你要不要先对一对？”
钱书办的脸，比锁还白。堂屋的门打开，霉味扑面——霉味里混着纸墨味，钱书办把县衙的旧簿册也存了进来，一摞一摞，摞到房梁。
那霉味冲得人鼻子发酸，郑纪抬手在鼻前扇了扇。簿册上积着厚灰，他随手抽一本，指腹一蹭，灰就沾了一指头。
郑纪扫了一眼，开口：“钱先生，这些簿册，是县衙的，还是你的？”
钱书办脸上的笑僵在那儿，半晌，从牙缝里挤出：“县、县衙的——”
郑纪叫人把库房里的霉米一袋一袋抬出来，当着赶来的县丞的面，一五一十点清了数目：霉米二十七袋。
县丞皱眉道：“二十七袋霉米，县里竟一直没察觉？”
郑纪道：“县丞大人，屋子占了三年，霉米堆了三年，账上却一文不见——这不是没察觉，是装作没看见。”
县丞脸一红，搓着手：“依郑翰林的，依郑翰林的。”
“义学之产，归还义学。县衙占用的三年，仓租照赔，一分不少。”郑纪把新契递给县丞，“立契，存档。从今往后，这屋子的钥匙，只有义学的人有。”
县丞连声称是，把数目记进册子：“仓租按三年算，折银十二两四钱，三日内送义学，立字为凭。”
堂屋里的霉米，县丞着人一袋袋背走，充作县仓陈米入账。郑纪看着那串背影，对老佃户道：“明日起，义学重开。”
老佃户愣住，两手在衣襟上搓了又搓，连连作揖。
郑纪点头：“账目要清。义学的钱，一分一厘，都要落在纸上。”
钱书办垂头丧气地走了。走几步，又折回来，隔着院墙喊：“郑翰林，义学重开，少不得要人管账——小的在县衙理了二十年簿书——”
郑纪头也没回：“义学的账，义学自己管。”
钱书办讨了个没趣，灰着脸走了。乡民们围在院门外，看着义学的门重新敞亮起来，有人悄悄抹眼泪：“林先生要是还在，看见义学又开张了，该多好……”
郑纪站在正堂里，抬头看那块“义学”匾。漆皮剥落处，露出旧年的木纹。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跨进这扇门，也是这样的一个下午。
那年他十四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说：“咱家供不起你读书。”娘劝他：“村里后生都下田了，你念书，家里少个劳力。”
他蹲在义学门口没动。书声琅琅地传出来，他怀里抱着的那捆柴，一直没放下。
林先生从门里出来，是个清瘦的老头，看了他半晌，问：“想读书？”
少年郑纪点头。
“家里供得起？”
少年摇头，又点头：“我力气大，能帮义学挑水、砍柴、誊书抵束脩——先生，行不行？”
林先生没有当即答应。他盯着这个瘦巴巴的野小子看了很久，说：“明日辰时来。束脩免了，先生只有一个规矩：读的书，要公用。”
少年听不懂，但他记得这句话。后来他才知道，先生的意思——读书人读出来的学问，不是拿来换自家富贵的。那天他挑了十二担水，把义学的两个水缸灌得满满的。先生说：“水缸满了。明儿，读书。”
他在义学一读就是六年。挑水、砍柴、替先生誊书；先生讲《孟子》，讲“民为贵”，讲到兴致处，捋着花白的胡子，笑得眼睛眯起来。
先生案头有一本手抄的《算经》，从不轻易给人看，却常对他说：“算学是公器——田要丈，粮要算，账要平，天下的事，说到底都逃不过一个算字。”
冬夜，义学的油灯只点一盏。先生睡下后，他躲在灶间，借着灶膛的余光誊书，一本《大学》，抄了三遍。
灶膛里的柴火哔啵响着，火光映在墙上，晃出他瘦长的影子。手写得僵了，他就凑到灶口烤一烤，哈口气，接着写。
先生撞见过一回，没说什么。第二日，案头多了一截灯芯：“夜里读书，灯要亮些。省下的油钱，先生替你出。”
后来他才知道，先生那几年，自己吃的糙米，是从牙缝里省的。
先生病倒那年，他已经中了生员。他守在病榻前，先生拉着他的手，气息微弱，一字一句：“读书为公器，不为私囊。义学的事，你若有余力——”
他没让先生说完，跪在榻前：“先生放心，义学的产业，学生替您看住；义学的书声，学生替您续上。”
先生看着他，点了点头，眼睛阖上。枕边，放着那本手抄的《算经》，纸页翻得起了毛边。
出殡那日，他扶着灵柩走完最后一程，把义学欠先生的最后一笔束脩——三串铜钱，郑重地压在坟前。他知道先生不要这个。先生要的，他一直记着。
三串铜钱在坟前摆齐，纸钱烧起的灰，被风卷着，飘上半天。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额角抵着湿冷的泥土，很久没起来。
天顺四年，郑纪回过神。日头偏西，义学的院里，几个乡民正帮忙拾掇柴草。他把那三间屋子的地契收进怀里，走到正堂的香案前。
案上供着林先生的一幅旧画像，不知是谁挂上去的，画像下压着一卷东西。他抽出来，手一抖。
是一本手抄的《算经》。纸页泛黄，翻得起了毛边——正是先生枕边那本。
他拇指抚过封皮，封皮上的布面磨得发亮，边角补过两回，针脚细密。书里夹着一片干枯的银杏叶，不知是哪年落下的。
卷首题着“义学藏本”四个字，下头是先生的私印；页角压着一道深深的折痕，先生生前，不知在这里折过多少回。
他翻开，墨迹如新。义学重开的帖子，他昨日已经发出去了；明日辰时，新请的先生就要到馆。
封皮内侧，先生用蝇头小楷写了一行字：“此书传郑氏子。读书为公器，不为私囊。算学为公器，不为私囊。”
郑纪捧着那本《算经》，在香案前站了很久。院外的书声还没响起来，他先听见自己的心跳。
“先生，”他对着画像，低声说，“义学的书声，学生替您续上了。这本算经——学生也替您，传下去。”
他低头摩挲着页角那道深折痕。少年时他拿这本算经，算过晒场上那一村人的摊派；如今他揣着它进京，要算的，是满城、乃至满朝那本更大的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