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天，温婉的书终于写完了。
十五万字，她花了整整半年多。白天在车间带徒弟，晚上就着台灯写到深夜。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饿了就啃馒头配咸菜。方旭东心疼她，多次劝她休息，她总是笑着说：“没事，再坚持坚持，马上就写完了。”
书名叫《丝路》。这个名字是她深思熟虑后取的——纺织工人的命运，就像一根丝线，既脆弱又坚韧，既可以被轻易折断，也可以编织成最结实的布。全书分为五章，以她两辈子的经历为主线，穿插了老张、刘秀英、郑德明这些老工人的群像，记录了那个时代纺织工人的喜怒哀乐。最后一章她写了日本学习的经历，用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纺织技术的差距与潜力。
方旭东是第一个读者。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一页页翻着稿纸，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温婉站在他身后，心里七上八下。
“怎么样？”她终于忍不住问。
方旭东没有马上回答。他翻到最后一页，沉默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抬起头。眼眶有些红。
“写得真好，”他说，“特别是描写车间那段，我仿佛能听到机器的声音。”
温婉松了口气，嘴角不自觉上扬：“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方旭东把稿纸整理好，“不过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修改。你描写老张的那段，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他老人家当年可没少骂你。”
“骂我是为我好，”温婉接过稿纸，“再说了，我想让后人看到的，是老一辈工人的手艺和精神，不是他们的脾气。”
方旭东点点头，突然想起什么：“对了，这书有名字了吗？”
“《丝路》，”温婉说，“纺织工人的命运，就像一根丝线，既脆弱又坚韧。”
“好名字，”方旭东竖起大拇指，“什么时候交给厂长？”
“明天吧，”温婉深吸一口气，“反正躲不过，早死早超生。”
第二天一早，温婉抱着厚厚一摞稿纸走进办公楼。厂长办公室在三楼，她来过两次，每次都提心吊胆。这次也不例外。
“进来，”厂长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温婉推门进去，把稿纸放在办公桌上。厂长正在看文件，抬头瞥了她一眼：“这是什么？”
“我写的书，”温婉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初稿完成了，按照您说的，拿来给您过目。”
厂长皱起眉头，翻开稿纸看了几页，脸色越来越严肃。温婉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
“你这上面写的，有些涉及厂里的情况，”厂长指着其中一段，“这段关于97年优化的，你详细写了过程？”
“是，”温婉说，“但我没有提具体人名，只是记录那个年代的情况。”
厂长哼了一声，继续往下翻。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温婉看着厂长的表情，心里越来越沉。
“行，我先留下，”过了很久，厂长终于开口，“你先回去干活，有问题我找你。”
“是，”温婉转身要走，又停下，“厂长，这本书如果能出版……”
“怎么？”
“没什么，”她摇摇头，走出办公室。
接下来的一周，温婉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手机响了她会紧张，办公室有人找她谈话她会紧张，连车间里机器出问题，她都忍不住往坏处想。
方旭东看出来了，晚上吃饭时问她：“你最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没事，”温婉夹了一筷子菜，“可能就是没睡好。”
“别装了，”方旭东看着她，“是不是担心书的事？”
温婉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你说，厂长会不会不同意？”
“不会的，”方旭东安慰她，“你写的都是事实，又没有诽谤谁。再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能不让人说话？”
话虽这么说，但温婉心里还是没底。在这个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一周后的下午，办公室的小刘突然来找她：“温姐，厂长让你去一趟他办公室。”
温婉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她走进厂长办公室时，厂长正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她的稿纸。脸上的表情看不透是喜是怒。
“厂长，”她叫了一声。
“坐吧，”厂长指了个位置。
温婉坐下，双手紧紧攥着衣角。
“书写得不错，”厂长突然说，“我让人看过了，没有问题。可以出版。”
温婉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您说什么？”
“我说可以出版，”厂长重复了一遍，“怎么，高兴坏了？”
温婉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她赶紧用手去擦，但越擦越多。
“别哭啊，”厂长反而慌了，“这是好事，哭什么？”
“谢谢您，”温婉哽咽着说，“谢谢您……”
“别谢我，”厂长摆摆手，“是你的书写得好。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出版后要是出什么乱子，你自己负责。”
“我知道，”温婉站起身，冲厂长鞠了个躬，“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走出办公室时，温婉的腿还是软的。她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眼泪还在往下掉。但这次是高兴的泪。
太好了。书可以出版了。
她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明媚的春光，突然想起前世那些年在流水线上的日子，想起那张判定她死刑的病历本，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老工人。
这本书不只是她的故事，是一代人的故事。现在，这些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看到了。
她深吸一口气，大步朝车间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