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刘家村学堂。
天还没亮，刘纯月就已经来到教室。他搬了把椅子，坐在教室门口，等着孩子们入学。晨风带着露水的凉意，吹动他的衣角。他坐得端端正正，像一尊泥塑。
他刚坐下，村里一盏盏油灯亮了起来。灯火在黑暗中次第亮起，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一户传到另一户，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串起了满村的温暖。它们在漆黑的夜空中，正如那最亮的星星，一颗一颗地点亮了刘家村。
村子亮了。刘纯月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目视前方。
油灯又一盏盏熄灭。天色渐亮，晨光从山背后漫上来，把村子的轮廓一点点勾勒出来。刘纯月站起身，低下头整理好衣裳，看着前方人影绰绰，脚步声从各家各户传来，踏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陈令祖牵着陈继昌向学堂走去。
“咻——”一个人影从身旁窜出来，一把抱起陈继昌就跑。陈令祖笑骂道：“长毛，跑慢点！别摔了继昌。”
长毛抱着继昌，头也不回地回了一句：“放心吧，陈大哥。”
陈继昌双手紧紧勾住长毛的脖子。他似乎很生气，又有些委屈地看着长毛。
长毛便问：“继昌咋不高兴了？”
陈继昌看看身后的陈令祖，咬咬嘴唇，对长毛小声说：“叔，学堂有人欺负俺。”
长毛学着陈继昌的样子，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恁有没有报长毛叔叔的名号？”
陈继昌摇摇头。
长毛宠溺地捏了下陈继昌的鼻子：“再有人欺负恁，就报叔叔的名字，肯定就没人敢欺负恁了。”
陈继昌摇摇头，眼巴巴地看着长毛，小手攥着拳头在空中挥了挥：“恁能帮俺揍他们一下不？就轻轻的打一下。”
长毛笑呵呵地摸了摸他的头：“恁可要跟恁爹学学，他可是能一个打好些个呢。”
陈继昌好奇地眨眨眼睛，歪着头问：“俺爹不是被政府当土匪枪毙了吗？他一个打几个，咋还会被抓？”
长毛脸色一僵，嘴巴张了张，不知如何回答。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这时陈令祖上前接过陈继昌，拉着他又向前走了两步。
“刘先生好。”
“陈大哥好。”
陈令祖将陈继昌向前轻轻一推，小继昌被推到刘纯月面前，低着头，不敢看老师。
陈继昌低着头朝学堂里走去，走到孔夫子牌位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又转身朝刘纯月拜了一拜，然后默默归座。他的座位在最后一排，一个人，孤零零的。
陈令祖跟刘纯月道别，随着长毛一同下地去了。
陆陆续续有大人领着自家小孩走到学堂门口。大人们在学堂门口停住，朝刘纯月问好：“刘老师好。”“先生早。”孩子们便一一拜了孔夫子，又拜刘纯月，才归座。大人们站在门口看着自己的孩子坐好了，才转身离去，扛着锄头，挑着粪桶，下地干活去了。
刘允也领着自己的大儿子刘绍业来了。刘绍业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跟在父亲身后，不吵不闹。
刘允朝刘纯月问好：“刘老师辛苦。”刘纯月微笑着点了点头。刘允在门外见刘绍业归座，便也转身下地去了。他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目光在儿子身上停了一瞬，然后加快脚步，消失在巷子口。
学堂里，座位排成一列。五岁到十岁的孩童坐一列，十一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坐一列。一列有十条长凳，一条长凳可以坐五个人。可是很多凳子是空着的——有些人家把孩子留在家里帮忙干活，舍不得送来学堂；有些人家觉得读书无用，不如早早学门手艺。真正来上学的，不过二十来个孩子。
刘绍业一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前后左右都没有人。虽然刘纯月在课堂上一再强调一视同仁，可其他孩子们总是自觉的不去坐刘绍业的那条凳子。这似乎已经成了孩子们的规矩，谁也无法改变。他们怕他，也怕他的父亲。
陈继昌坐在最后面，同样是一个人一条长凳。那是因为在学堂上课的少年全姓刘，只有他是姓陈的。外姓人，在这个村子里，终究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都不跟他玩，甚至欺负他、殴打他。他的书本被人撕过，他的墨被人泼过，他的凳子被人踢翻过。他从不告状，也从不哭。只是咬着嘴唇，把书本一页一页地粘好，把墨迹一点一点地擦掉，把凳子扶正，然后继续低头写字。
十条长凳并没坐满人。有些大点的孩子，只要识了字，到了十三四岁的年纪，便已经不到学堂上课了。他们可以下地帮着大人种庄稼了，能挣半个劳力的工分，家里多一口人干活，日子就好过一分。
学堂一般没有假期，没有寒暑假。只有麦假和秋假。
麦假，自然就是割麦子的季节，从六月份开始，什么时候村里麦子割完，什么时候上课。
在秋假里，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金灿灿的玉米、稻谷、大豆，红彤彤的高粱，白花花的棉花，花生、红薯、芝麻等农作物也都在这个季节成熟。孩子们尽量帮家里干些活——掰玉米、割谷子、刨花生、摘棉花。秋季的庄稼都颗粒归仓以后，孩子们帮着大人开始播种来年的小麦，深耕细作，挑选上好的种子，播下来年的希望。
这个时候，刘允都会杀鸡宰羊，全村一起庆祝丰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孩子们在篝火旁追逐打闹，大人们围着火堆唱歌跳舞。那是村子里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日子。
学堂里，刘纯月对着以刘绍业为代表的半大孩童说道：“接下来直到麦假开始，咱都不念书了！”
二十多个孩童欢呼雀跃，恨不得上房揭瓦。可是刘纯月又发话了：“集中全力写字。”孩子们个个又垂头丧气，像被霜打了的茄子。刘纯月又补了一刀：“第一天写五百字，第二天每天一千，往后依次加五百，加到三千为止。”
这群孩子们已如泄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五百字已经够多了，三千字——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刘纯月鼓励刘绍业道：“绍业，恁第一天写一千字，往后每天加一千字，加到四千为止。”他紧接着说，“陈继昌，恁也一样。”
刘绍业点点头，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姚孟起”的《欧楷临本》，翻开第一页，铺开纸，研好墨，提起笔，开始摹写。他的腰板挺得笔直，握笔的姿势端端正正，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其他孩童看着陈继昌，嘴巴抽动，小声说着：“活该！”
陈继昌也不吭声，只是低头拿出纸笔，开始摹写。他坐得离所有人远远的，像一棵被风吹到墙角的种子，自己生根，自己发芽。
（中国的楷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唐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涌现出了许多的书法大师。在楷书方面有初唐四大家，将楷书写到了极致。这四个人分别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四个人当中尤其以欧阳询影响最为深远，成就也最高。
欧体楷书在中国历史上学习者很多——从唐朝的褚遂良，到宋朝的米芾，再到元朝的赵孟頫，都是卓有成效的大家。到了明清之际，馆阁体流行，欧体楷书开始更加盛行。在明清两朝，学习欧楷者甚多。因为欧体楷书看起来比较工整和严谨，所以成为了一些案牍和公文以及考场作文的常用书体。
姚孟起写的欧楷，被誉为“前无古人”，完全继承了欧阳询楷书的形态和神韵。后来姚孟起的欧楷临本便成为了民间私塾的楷书教材。
一般人学习欧体楷书很难领会到欧楷当中的精髓，从而路子容易走偏。而姚孟起的字因为字比较大，也比较清晰，点画清楚，同时没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所以不存在“习气”的问题。所以通过学习姚孟起的字，再去学习欧阳询，成为了百年来学习欧楷的基本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摘自“三余书社”）
其他孩童看着刘绍业都开始了摹写，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拿出书本笔墨，唉声叹气地开始了摹写。
（一千五到四千字楷书是什么概念？给大家打个比方：今天一个书法爱好者，泡个茶、刷个小视频、点根烟、晃晃悠悠、慢腾腾的，一天写上七八个小时，大概能写三到四百字楷书。而这，已经是看起来相当可观的量了。想想人家不到十岁的孩童书写的量，再想想刘绍业的量——这群孩子，相当苦逼了。）
刘纯月让他们一天写一千五到四千字楷书，只是摹写阶段，为的是写字不走样，也就是要把握好汉字的间架结构。数量的要求，是为了巩固记忆，把用笔写活。多年以后，长大的刘绍业因为字写得漂亮，在乱世中躲过了一劫。那一手漂亮的欧楷，救了他的命。
学堂里是没有黑板的，实际上也用不到黑板。刘纯月叫一声“刘桃”，叫刘桃的孩子便拿了书本走到刘纯月身旁，站着听他教。
“《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刘纯月的声音不高不低，在安静的学堂里回荡着，“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
他讲完一段，便又叫下一个孩子。“刘畅——”刘畅也拿了书走过去受教。
就这样——年纪小的孩子练字，年纪大的孩子听讲《论语》。等刘纯月教完所有孩子，便到了中午“放饭学”的时间。孩子们从书包里拿出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就着一碗白水，蹲在学堂门口吃了起来。有人吃的是杂面窝头，有人吃的是红薯，有人什么也没有，就饿着肚子等下午放学。
下午再入学，到了傍晚，大人们从田间地头回来，扛着锄头，挑着担子，一身泥土和汗水。他们走到学堂门口，一个个把孩子接回家。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踩着夕阳的影子，叽叽喳喳地说着学堂里的事。这一天的学习时光就结束了。
有一天，刘允找到了正在上课的刘纯月。
他弯着腰，站在学堂门口，轻声叫道：“纯月，出来一下。”
刘纯月将站在身旁的孩子教完，才出去见了刘允。
刘允不好意思地笑笑，搓了搓手，欲言又止：“呃——纯月，是这样的。呃——”
刘纯月看着义父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了一句囫囵话，急道：“爹，有啥事，恁尽管说！”
刘允心一横，咬了咬牙，说：“事情是这样的。呃——前天淅川县令通知俺，让俺从咱村里挑几个学生，到淅川县城去读书。”他赶忙又解释道，“不是说恁教得不好。俺是来跟恁商量的，恁若不同意，便算球了。”
刘纯月听罢，沉默了片刻，问道：“爹，必须去？”
刘允无奈地叹了口气：“是啊。县令说，咱全县有私塾二百八十余所，学生八千余人。新式学校二十余所，学生不到八百人。上头下令，必须让孩子们进学校上课。每个村必须有一到两人去学校上课，不然又要多交一季的公粮。”
刘纯月哼了一声，脸上满是厌恶：“这帮人，一天到晚吃撑了没事干，就会威胁老百姓。不是交粮、交税，就是交人。从来就不顾老百姓死活。一群鳖孙。”
刘允摇摇头，声音里满是无奈：“没办法呀。只能让绍业跟继昌去了。绍业机灵，继昌本性不坏。他俩去也合适，学不坏的，恁说是吧？”
刘纯月站在一旁，无奈地苦笑一声，双手一摊：“爹，只能这样了。”
他问：“啥时候去？”
刘允说：“明天一早就去，由老大带着去。”
刘纯月听罢，哀叹一声，转身进了学堂。他走到刘绍业和陈继昌身边，叫他们到自己面前来。他让绍业背诵《三字经》。
刘允站在门外，静静地看着。
刘绍业缓缓张口，不疾不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声音清脆，字正腔圆，一句一句，像泉水叮咚。
刘允听着，眼角湿润了。他转过身，悄悄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村口。
晨雾还没有散尽，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村庄。牛车停在路边，老牛甩着尾巴，嘴里嚼着反刍的草料，偶尔“哞”地叫一声。
陈令祖、柳一芹、刘允、刘纯月，四个人站在村口，望着远去的牛车，满是惆怅。牛车越走越远，车轮碾过泥土路，扬起一小片尘土。孩子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模糊的小点，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
柳一芹这几年跟继昌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虽然他还是叫自己“叔叔”，但她相信，迟早有一天，陈继昌一定会认她这个妈妈的。可如今孩子又去县城上学，他还那么小……想着想着，柳一芹忍不住哭出了声。她用手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
陈令祖看着身旁眼含热泪哭泣的柳一芹，心里头一阵酸楚。他早已原谅了柳一芹。他本想等时机成熟了，就找机会告诉继昌——这个“柳叔叔”是他的母亲。可如今这孩子又去了县城，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只怕到时候再见了柳一芹，又要生分了。
当初刘允告诉他想让继昌陪着绍业一起去县城读书，陈令祖本是不想同意的。可转念一想——他们几人如今在这村子里有地种，有房子住，不用忍饥挨饿，这一切都是拜刘允所赐。吃水不忘挖井人，他便答应了刘允。事后柳一芹也是同意这么做的。她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刘允对咱有恩。他有难，咱理应帮助才是。”
刘允望着远去的牛车，心里也难受。可他又能咋办呢？孩子不去县城上学，就要多交一倍的人头税，每亩地多交一季的粮食，还要再交出二十个劳壮力去当兵。他只能让自家孩子去打头阵了。可去一个，县令并不满意，还要再去一个才行。
他没有办法，才找到陈令祖。令他没想到的是，陈令祖只是思考了一下便同意了。他又找到柳一芹，她也是同意的。柳一芹只是说：她可以一个人去县城保护孩子们。
刘允没有同意。并不是他不担心孩子，而是眼看麦子就要熟了，粮食还需要人保护，不能被土匪抢了去。麦收时节，肯定又有一场恶战要打，这里更加需要柳一芹，需要每一个人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等收完了麦，就安排人去县城保护孩子们去。
有人说：让其他孩子去。
刘允做不到那么自私。他自己对新式学堂都不了解，不知道孩子们最终会被教成什么样。况且县城又离得那么远，一路上并不安全。更何况那些没上过几天学的村民，他们宁愿让孩子不识字，也不愿意冒险去县城上学——不识字还能种地，去了县城，谁知道人还能不能回来？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万一出了差错，他们可怎么活？他不能那样残忍，不能剥夺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牛车上，刘绍业用手在空中比划着写字，一笔一划，认认真真。陈继昌坐在角落里，将头深深埋在两腿之间，一言不发。牛车晃晃悠悠，吱吱呀呀，像一个老人在叹气。
县城距离刘家村一百多里地，牛车走了三天才到。
刘端月拿着县令写的介绍信，守城的士兵看了一眼，连牛车也没有检查，便挥手放行了。车轮碾过城门的青石板，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进了城，刘端月一手牵着牛，向路人打听：“请问，国民中心学校在哪里？”
路人指着城里最高处的建筑物，说：“诺，那就是。”
刘端月顺着路人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由得惊叹：“乖乖，这学校这么高。”
路人摇摇头，甩一甩衣袖，一脸不屑地说：“那是洋人的教堂改建的。中国有那么多神仙，这洋人的教有啥可信的？这洋人的教堂改的学校，又能教出啥玩意？”越说越激动，指着教堂就骂了起来。
刘端月本是不善言辞之人，这路人叨叨个没完没了，他也插不上话。便连招呼也不打，牵着牛就走了。
到了学校门口，门口两边站着身穿制服的警察，腰上别着警棍，一个个面无表情，像两根木桩。
其中一个个子高高的警察伸手拦住刘端月，喝道：“这里是学校，不要在这里逗留。赶紧走！”
刘端月从怀里掏出县令的介绍信，双手递了上去。
警察接过，瞧了瞧，又看看刘端月，态度缓和了些，说：“在这里等着。”
不一会儿，警察身后跟着一个穿着喇叭袖、水手领连衣裙的女子走了出来。那女子脚步轻快，长发披肩，脸上带着微笑。她快走两步，越过警察，走到刘端月面前，伸出手，微笑着说：“你好。我是王萍，是这所学校的美术老师。”
刘端月愣在原地，脸一下子红了。他不知道这老师伸出手来是干嘛的——他这辈子还没跟人握过手。他愣了愣，伸手抓住王萍的手，把它放在牛头上。他觉得这女老师可能是想摸摸牛儿——一般城里的孩子总喜欢摸牛头。
王萍尴尬地笑了笑，抽回了手，在衣服上擦了擦，问道：“恁的孩子是在牛车里吗？”
刘端月点点头，从棚里将刘绍业、陈继昌抱了下来。俩孩子一路颠簸，没有休息好，进了城，路好走了，牛车也不颠簸了，这才刚睡着，又被刘端月给抱了下来。迷迷糊糊的，蹲在地上打盹，眼睛都睁不开。
王萍对刘端月说：“这俩孩子就交给我了。”
她叫来门口站岗的两个警察，帮忙把继昌和绍业抱着进了学校。两个警察一人抱一个，孩子趴在警察肩头，还在睡。
刘端月也跟着想进去，被王萍伸手拦住：“抱歉，这里你不能进来。”
刘端月看着两个警察抱着继昌和绍业就要走远，急道：“俺是他们大伯，凭啥不能进！”
王萍笑着解释道：“这学校是封闭式学校，除了老师跟学生，谁都不能进去。”
刘端月不管那些，一使劲将王萍推倒在地。“哎呦——”王萍脑袋着地，疼得叫出了声。
刘端月听见王萍惨叫，又慌慌张张将她扶了起来，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妹子，俺不是故意的。俺就是担心孩子。”
王萍一手捂着头，怒道：“恁看看县长写的介绍信背面，有学校的介绍。”
刘端月拿出介绍信，仔细看了起来。
信上正面写了刘家村的情况，以及陈继昌、刘绍业何时来学校就读的基本情况。反面是这所学校的宣传页。基本情况是：这所学校成立于1920年，教习课程有音乐、美术、劳作课、画画、大字、体育等等。学习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所有费用全免。为了学生的安全，采取封闭式管理。除去老师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人等不得无故进出学校。不听劝阻、进入学校的人员，无论何种理由，关押监狱十五天，罚款二十块银圆。
后面还有一则招聘广告，刘端月只是扫了一眼，看到老师的月工资在三十到五十块银圆之间——当时的县长一个月才二十块银圆。
刘端月看完信件之后，低着头，默不作声。
王萍站起身，一手还在揉搓着脑袋，皱着眉头，看来是摔得不轻。可她反而安慰道：“大哥，你也别难过了。恁放心就是了。我们做老师的，比恁这做家长的还要心疼孩子。”她朝刘端月鞠了一躬，“请你放心。”
刘端月朝学校里张望，已经看不到绍业和继昌的影子了。他叹了口气，跟王老师道别，牵着牛，准备回家。
刚转身，他就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头上套着缰绳，背上套了副马鞍，马鞍上载着一名失去双腿的孩子。那孩子也就十一二岁模样，双手拉着缰绳，嘴里喊着“驾——驾——”，催促着少年往前跑。
少年弓着背，双手撑地，一颠一颠地朝学校跑来，像一匹真正的马。他的膝盖磨破了，裤子磨出了洞，露出里面红肿的皮肉。可他不喊疼，也不停，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爬。
王萍也看到了这一幕。她快跑两步迎上去，一把将少年背上的孩子抱进怀里。那孩子瘦得像一只猫，轻飘飘的，几乎没有重量。
“我是这儿的老师，我叫王萍。”王萍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打扮得像马儿的少年从怀里掏出介绍信，颤颤巍巍地递了过去。他的手指又黑又瘦，指甲缝里全是泥。
王萍两手抱着没腿的孩子，腾不出手来，便说：“你打开，我看。”
少年展开信纸，王萍快速扫了一眼，便抱着无腿少年进了学校。她的脚步又急又快，像怕自己会反悔似的。
那被打扮成马儿的少年蹲在墙角，蜷缩成一团，像一只被遗弃的狗。
刘端月不忍，走上前去问道：“恁咋这样打扮？”
那少年因为套着缰绳，说话含混不清，嘴角还流着口水。他抬起头，眼神浑浊，像一潭死水。
刘端月伸手想将缰绳解下来。那少年却死死攥住绳结，不让刘端月解开。他的手指像铁钩一样，嵌进了绳结里。
刘端月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圆，丢在地上，牵着牛，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在路上，他还在想着那个跟自己孩子一般年岁的少年，心中五味杂陈，不是滋味。他本有心救那少年去刘家村的，只是那少年说：那无腿少年是他的少东家。前年被土匪绑了做肉票，因为东家赎金给得晚了一个时辰，导致土匪发怒，砍了少东家的双腿。
刘端月问他：“那为何要把恁扮做马儿？”
少年嘿嘿傻笑，眼神涣散，有些神志不清地说：“少东家喜欢。”
刘端月问：“给恁多少钱？”
少年依旧是嘿嘿傻笑，嘴角的口水淌下来，他也不擦：“管饱。”
刘端月怒道：“去俺村，一样管饱。不用扮做马儿。”
少年猛地抬起头，眼神忽然变得凶狠起来。他用脚踹向刘端月，骂道：“鳖孙，都是骗人的！还想骗老子去做苦力，还不如在这里做马舒服——至少不用挨饿！”
刘端月想解释，他不是那种骗人做苦力、喝人血的无良人牙子。可那少年癫狂地朝他吐着口水，不听他的解释，还骂道：“恁滚！这世上没有好人！俺这东家就是好人，俺现在很好，不用恁管！”
刘端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着那少年，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牵起老牛，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
老牛甩了甩尾巴，迈开步子，慢悠悠地朝前走去。夕阳把一人一牛的影子拉得老长，拖在青石板路上，像两条被拉长了的叹息。身后，那少年蹲在墙角，又缩成了一团，像一坨被遗忘在路边的泥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