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回A线那天，陈晚把工牌换了一条挂绳。刘芳站在B线那头，抱着胳膊看她收拾工位，什么也没说。陈晚经过她身边时，闻到一股廉价香水味，混着烟味。刘芳的嘴角动了一下，像笑又不像。
A线长还是之前那个矮胖男人，姓王。他把陈晚安排在中间工位，说：“你手快，别浪费在末端。”陈晚点头。传送带转起来，板子流过来，她低头插电容。同样的活，在A线比B线顺。没有人站在背后盯着她，没有人专门把最难插的板子拨到她面前。
第一天收工，她做了两千六百个，超额一百。王线长没夸她，但也没扣钱。
阿珍下工后拉着她去食堂加了个菜，炒河粉，三块五。陈晚说贵。阿珍说：“庆祝你调线成功。我请。”
两人坐在食堂角落。阿珍吃了一口河粉，忽然压低声音：“刘芳不会放过你。你小心。”
“我知道。”
“你不知道。”阿珍放下筷子，“她上个月逼走的那个贵州女孩，你知道怎么走的吗？”
陈晚摇头。
“刘芳说她偷了厂里的铜线。查了三天，没查出来。但那三天，那女孩被关在保安室，天天被审。最后自己辞职走了。”
陈晚夹河粉的筷子停了一下。
“她没偷，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她一个外地的，十七岁，没合同没社保。厂里说查就查。报警有用？”阿珍看着她，“你别跟刘芳正面撞。你已经赢了一回，够了。”
陈晚没说话。她低头吃河粉，河粉是甜的，酱油放多了。
第二天下午，线长通知：“A线今晚转夜班。连续一周。”
夜班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中间休息两次，各半小时。额外补贴一天十五块。
陈晚没上过夜班。第一个晚上，前半夜还行。十二点过后，眼皮开始打架。传送带上的板子开始变模糊，电容看起来都一个样。她掐自己大腿，掐出指甲印。旁边的工友教她：站起来做。站着不容易困。
她站着插电容。站了四个小时。凌晨四点，是最难熬的时候。车间里有人靠着墙打盹，被线长一声哨吓醒。陈晚喝了三口凉水，继续站。
早上八点，哨响。她走出车间，太阳刺眼，照得她睁不开。头晕，腿软，扶着墙站了一会儿。阿珍从B线出来，也是夜班，脸色发青。
“回去睡。别吃早饭，直接睡。”
陈晚爬上上铺，拉上帘子。宿舍里白班的人已经走了，夜班的都在睡。但隔壁床有人打呼噜，楼下有人装修，电钻声一阵一阵的。她翻来覆去，十点才睡着。下午两点醒了，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晚上继续。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她开始流鼻血。在车间里，毫无征兆地流，滴在电路板上。线长让她去洗手间处理。她用凉水拍后颈，血止住了，回来继续。
第六天晚上，凌晨三点。陈晚站在工位前，手里的电容突然看不清了。传送带上的板子变成一片白。她想喊人，嘴巴张不开。然后她整个人往旁边倒。
倒下去的时候，她听见旁边的女孩尖叫，听见传送带还在转，听见线长吹哨。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在厂医室。阿珍坐在旁边，眼睛红的。厂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量了她的血压。
“贫血。加上过度疲劳。连续夜班六天，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你当自己是铁打的？”
陈晚想坐起来。头晕，又躺回去。
“我没事。让我回去上工。”
厂医把笔一摔：“你回去上工？你刚才血糖低到差点休克。你再上一天夜班，我直接叫救护车。”
阿珍按住她：“你躺着。我去跟线长请假。”
阿珍走了。陈晚躺在厂医室的窄床上。天花板是白的，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山。跟宿舍上铺那块一样。她看着那块水渍，忽然想起寨子后面的山。青的，雾蒙蒙的。
她从兜里摸手机。贴身的兜还在。她摸了摸，通知书、照片、耳环、零钱，都在。小本子也在。
手机亮了。母亲。
她接起来。母亲的声音有点急：“晚晚，你爸昨天咳血了。医生说肺上有个洞，要动手术。你能不能——”
“妈，我在厂医室。”
“怎么了？”
“晕倒了。夜班连着上了六天。”
母亲沉默了两秒：“那你……那你休息休息。但你爸的手术——”
“要多少钱？”
“医生说先交八千。后面再看。”
陈晚闭上眼睛。八千。她一个月寄两千五，自己留几十。父亲手术八千。母亲的意思是让她想办法。她上个月刚晕倒，这个月工资还没发。
“妈，我手上没有八千。”
“你想想办法。你爸等不了。”
“我上个月才寄了两千五。我身上只剩几十块。你让我去哪想办法？”
母亲又沉默。这次沉默很长。陈晚听见电话那头父亲咳嗽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
“晚晚。”母亲的声音变了，低下去，带着一种她很少听到的东西，“你爸要是没了，你弟就没了爸。你弟还小。”
陈晚没说话。她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
“妈，我在厂里晕倒了。我一个月赚两千五，寄回家两千。我吃泡面，睡上铺，手插电容插到流血。我今年十七，我在这边没有一个亲人。”
电话那头安静。
“你跟我说弟弟没爸。那我呢？”她的声音很平，没有哭腔，“我有没有爸？”
母亲没回答。过了很久，电话挂了。
陈晚把手机放在床上。阿珍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粥。
“厂医说你血糖低，让我给你打点粥。”
陈晚坐起来，接过粥。她吃了两口。白粥，没味道。但她饿，把一碗喝完了。
阿珍坐在床边：“线长批了三天假。你休息。”
“三天扣多少钱？”
“一天八十。扣就扣吧。你命重要。”
陈晚没说话。她把碗放下，从兜里摸出小本子。翻开，在最新一页上写：夜班六天，晕倒。请假三天，扣两百四。父亲手术，八千。
她看着这个数字。然后把本子合上，压在枕头底下。
窗外，东莞的下午，太阳很大。有工人在楼下搬货，吆喝声一阵一阵。陈晚躺回床上，面朝墙壁。墙上也有字，有人用圆珠笔写的：撑住。不知道是谁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用力很深。
她伸出手，在那两个字旁边，用指甲划了一道。很浅，很细。
她闭上眼。没做梦。只是沉沉地睡了。一直睡到天黑。
醒来时阿珍不在。床头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肉包，还温的。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我去上工了。包子吃了。明天陪你去寄钱。
陈晚拿起包子。咬了一口。肉馅，是热的。她嚼着，嚼着，眼泪无声地掉在塑料袋上。她擦了一下，接着吃。把两个包子都吃完。
然后她从兜里掏出那卷零钱。数了一遍。还有四十二块。加上小本子里夹着的六十块退赔款，一共一百零二。
她把这钱分成两份。五十寄回家。五十二留着吃饭。
她掏出手机。想给父亲打电话。拨了号，又挂了。她不知道说什么。说“爸你等我”？她拿不出八千。说“爸我没事”？她刚晕倒。
她把手机放回去。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东莞的夜，万家灯火。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回到床上，翻开小本子。在“父亲手术，八千”下面，她写了一行新的字：
“我只有一百零二。寄五十。留五十二。”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这次没有压枕头底下。她把它塞进贴身的兜里，和通知书、照片、耳环放在一起。
她躺下来，闭上眼。明天还要去邮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