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晚从阿月家回来时，母亲正站在院门口择菜。一盆井水，一把韭菜，母亲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塞着黑泥。她抬头看了陈晚一眼，目光扫过她背篓里空荡荡的镰刀。
“猪草呢？”
陈晚把背篓放下。背篓底沾着镇上的黄土，和山上的湿泥颜色不一样。母亲看见了。
“你去哪了？”
“阿月家。”
母亲择菜的手停了。韭菜根上的泥掉进水盆，沉底。
“你去阿月家干什么？”
“跟她去东莞。”
母亲没说话。她把韭菜一根一根理好，码在盆边，动作很慢。陈晚等着她骂，或者打，或者再烧点什么。但母亲只是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进堂屋。
“进来。”
堂屋光线暗。正墙上贴着陈阳的奖状，三张，从小学到初一。陈晚的奖状从来没上过墙，她藏在床板底下，厚厚一摞。父亲躺在里屋，咳嗽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屋里劈柴。
母亲在方桌前坐下，从桌下抽出一个本子。小学生用的田字格本，封面油渍斑斑。她翻开，推给陈晚。
“你自己看。”
陈晚低头。上面是母亲的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清楚。
“晚晚，出生费，五百。”
“奶粉，吃到一岁半，两百。”
“衣服，从小到大，算三百。”
“学费，小学六年，一百二。初中三年，三百六。”
“吃饭，十七年，一年算两百，三千四。”
最后一行写着：“总共，四千八百八。”
陈晚看着这个数字，没说话。
母亲把本子收回去，又翻到新的一页，拿起笔，写了一个新数字：
“你去东莞，一个月寄三千。寄够两年，这个账就清了。之后你寄的，算你弟的学费。”
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个点。
“你爸的药钱，一个月八百。阳阳下学期一千二。家里修房子还欠着五千。你算算，三千够不够。”
陈晚没算。她盯着母亲的脸。母亲不看她，看着本子。
“妈，我还没走。”
“你走了，这个家谁管？”母亲终于抬头，“你爸躺床上，你弟要读书。你拍拍屁股走了，我指望谁？”
“我去打工，不是去玩。”
“我知道你去打工。”母亲把本子合上，“所以我说，一个月三千。少一分都不行。”
陈晚想说东莞工资可能没那么多。但她没说。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我留两百。吃饭，坐车。”
母亲想了想，点头：“行。两百。”
从堂屋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雾散了，寨子里的鸡叫狗吠清清楚楚。陈晚站在院子里，看见父亲拄着一根竹竿从里屋挪出来。他瘦得厉害，颧骨撑着皮，眼窝深陷。他看着她，嘴动了动。
陈晚走过去。父亲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塞进她手心。
是一卷钱。零的，五块十块，卷成一小卷，用皮筋扎着。
“拿着。”父亲声音哑，“你妈不知道。”
陈晚握着那卷钱。父亲的手冰凉，指节粗大，指甲盖发灰。
“爸——”
“别说了。”父亲咳了两声，“出去好好的。别学坏。别……别太苦自己。”
陈晚点头。她把钱塞进裤兜，和那半张通知书放在一起。父亲转身回屋，竹竿点在地上，一下一下的。陈晚看着他的背影，发现他的背驼得像一张弓。
下午，阿月来找她。阿月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头发染成棕色，扎成马尾。她给陈晚带了一个编织袋，红白蓝三色，拉链是坏的，用绳子系着。
“装东西。明天一早走。”
陈晚接过袋子。她全部家当：两套换洗衣服，一双球鞋，那半张通知书，父亲给的钱。加起来，占了袋子一个角。
阿月靠在摩托车上抽烟。她吐了一口烟，看着远处的山。
“晚晚，我跟你说清楚。东莞不是天堂。进厂累，加班多，组长凶。你要有准备。”
“我知道。”
阿月看了她一眼：“你不知道。但去了就知道了。”
她掐灭烟头，发动摩托车，走了。陈晚站在院门口，看着红色尾灯消失在山路拐角。
晚上，陈晚去跟奶奶告别。
奶奶住在寨子最上头的老屋里，八十岁了，耳朵背，眼睛花，但脑子清楚。她坐在火塘边烤洋芋，看见陈晚进来，招手让她坐。
“要走？”
“嗯。明天。”
奶奶从火塘里扒出一个洋芋，拍掉灰，掰开，递给她一半。洋芋烫，陈晚换着手拿。
“你妈让你去的？”
“我自己要去。”
奶奶没说话。她嚼着洋芋，缺了牙的嘴一瘪一瘪的。吃完了，她站起来，摸索着走到床头，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对银耳环。很旧，发黑了。
“你妈的。她嫁过来时戴的。后来当了，我赎回来的。”奶奶把耳环塞进她手里，“拿着。别卖。以后嫁人用。”
陈晚握着耳环。银的，轻，凉。
“奶奶，我不嫁人。”
“傻话。”奶奶笑了，“哪有不嫁人的。但你要记住，嫁人之前，先把自己当个人。”
陈晚没听懂。奶奶也没解释。
她走的时候，奶奶站在门口，扶着门框。陈晚走到半路回头，奶奶还站在那儿，像个灰影子。
第二天，天没亮。
陈晚背着编织袋出门。母亲在灶房烧火，没出来。陈阳还在睡。父亲拄着竹竿站在院门口，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
陈晚走到他面前。
父亲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张照片，巴掌大，黑白，边角卷了。上面是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中间站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根冰棍，笑。
陈晚认出来，那是她。四五岁的时候。
“你妈以前也笑。”父亲把照片塞进她手里，“拿着。”
陈晚把照片和耳环、通知书、钱，一起放进贴身的兜里。那个兜是她昨晚缝的，缝在秋衣内侧，贴肉。
她跪下来，给父亲磕了个头。
父亲没拦她。等她站起来，他说：
“实在不行，就回来。爸在。”
陈晚点头。转身。走了。
她没回头。她知道回头就走不了了。
走到寨子口，阿月已经在等了。摩托车后座绑着两个大包，阿月跨在车上，头盔递给她。
“坐稳。”
陈晚跨上后座。摩托车发动，颠过碎石路，往镇上开。晨雾从山脚往上爬，她看见自家瓦房的顶在雾里冒了一点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被山吞了。
她把脸埋在阿月背后。风大，眼睛干，吹不出泪。
到镇上，坐中巴到县城，再从县城坐绿皮火车。
火车站人挤人。阿月拉着她挤进车厢，找到座位。陈晚靠窗。编织袋塞在座位底下，脚踩着。
火车动了。县城往后退。山往后退。贵州往后退。
陈晚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冰凉。外面是山，一座接一座，没完没了。
她从兜里摸出那半张通知书。纸边烧焦的痕迹还在，红色印章缺了一半。她看了很久，然后折好，放回去。
她从兜里摸出耳环，摸出照片，摸出父亲给的那卷零钱。一样一样摸过去，像数家当。
阿月在旁边睡着了。车厢里有人在吃泡面，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哭。
陈晚看着窗外。山终于退完了。前面是一片平地，远远的，有高楼冒出来。
东莞快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