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姑妈的脸比灶膛里的灰还难看。
老师把补助文件摊在桌上，红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减免，书本费减免，住宿补贴按月发放。
姑妈盯着那张纸，眼睛在“免费”两个字上停了很久。
“真不用我出钱？”她问。
“不用。”老师说。
“她以后也不用我家管？”
“学校会管。”
姑妈的眉头慢慢松了。
我站在墙角，看见她脸上的怒气一点点退下去，换成一种算计。她不是舍不得我走，她是舍不得一个不用花钱的劳力走。可现在，这个劳力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负担，她自然不愿意再留。
“那行吧。”姑妈把围裙一甩，“要走就走，别赖在我家。”
我愣住。
太容易了。
我原以为她会拦，会骂，会把我锁在屋里。可一张纸，就让她松了口。
原来我在她心里，真的只是一笔账。
账算清了，人就可以不要了。
老师看我一眼，轻声说：“回去收拾东西吧。”
我点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
屋里很静。
姑父坐在门槛上，低头抽旱烟。烟雾绕在他脸前，看不清表情。堂姐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笑：“还真要走啊？城里那么好，你可别哭着回来。”
我没理她。
我走进里屋，蹲在床角收拾。
我的东西很少。
两件旧衣服，一条补丁裤子，一双露脚趾的布鞋，半块梳子，还有一块包了很久的碎镜片。我把它们叠好，放进一个破布袋里。
布袋很轻。
轻得像我这十几年。
我又把那些试卷和破书拿出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塞了进去。姑妈看见了，撇嘴：“破烂还当宝贝。”
我没说话。
那是我的命。
临走时，老师站在院门口等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
老屋还是那样，墙皮脱落，屋顶漏光，猪圈臭气熏天。姑妈站在门口，双手叉腰，像一尊冷硬的石像。堂姐在屋里笑，姑父的烟头一明一灭。
没有一个人说“路上小心”。
也没有一个人问“你冷不冷”。
我转回头，跟着老师往外走。
走出村口时，风从山口吹来，带着熟悉的土腥味。我停了一下，看见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像一道又一道关上的门。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我在这里挨饿，挨打，跪在院坝里看别人家的灯。我在这里学会低头，学会忍，学会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活下去。
像一株草，长在石缝里，没人看见，也没人在意。
可现在，我要走了。
车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那是一辆旧客车，车身上沾满泥点，喇叭声又响又哑。车门打开时，一股汽油味扑面而来。我站在路边，不敢上去。
老师先上了车，回头看我：“来。”
我攥紧布袋，慢慢迈上去。
车里人很多，有人拎着鸡，有人背着筐，还有人抱着孩子。他们说话声音很大，眼神扫过我时，带着好奇。
我缩到最后一排，坐下。
车开动了。
山往后退。
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条土路，都从我眼前退过去。我把手贴在车窗上，玻璃冰凉。我看见自己映在玻璃里的脸，苍白，瘦小，眼睛却睁得很大。
我不知道县城是什么样子。
我只在姑妈嘴里听过几个词：楼很高，路很平，车很多，人很凶。
我越想越怕。
车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进了城。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楼。
真的高。
一层压着一层，直直地插进天里。玻璃窗亮得晃眼，像无数只眼睛盯着我。街上车来车往，喇叭声、叫卖声、脚步声混在一起，吵得我耳朵发麻。
我紧紧抓着布袋，不敢松手。
老师带我下车，穿过一条又一条街。
我低着头走路，怕踩到别人，也怕别人踩到我。路边商店里摆着漂亮的衣服，橱窗里站着穿裙子的假人。我偷偷看了一眼，又赶紧移开目光。
那些衣服太干净了。
干净得像另一个世界。
学校比我想的还大。
铁门很高，上面挂着长长的牌子，字很多，我认不全。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教学楼里传来读书声。空气里有桂花香，也有粉笔灰的味道。
老师把我送到宿舍楼下。
“先住这里。”他说，“明天分班，你在高一重点班。”
重点班。
这三个字落在我耳朵里，像一块石头砸进深井。
我攥着布袋，小声问：“老师，我能行吗？”
老师看着我：“你能写‘野火烧不尽’，就能行。”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
宿舍是四人间。
我推开门时，里面已经有三个女生。她们正在铺床，看见我，都停了一下。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我的鞋上沾着泥，裤脚破了，头发也没梳整齐。布袋拎在手里，旧得发白。
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先开口：“你是新来的？”
我点头。
“哪个班的？”
“重点班。”
她愣了一下，又看向我的衣服和鞋，眼神很快移开。
另一个女生小声说：“重点班怎么分来这样的人？”
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过来。
我装作没听见，走到最里面的空床前。床板很干净，可我放布袋时，还是下意识擦了擦。
白裙子女生问：“你叫什么？”
“苏砚。”
“苏砚？”她重复了一遍，像在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哪个苏？”
“苏州的苏。”
她笑了笑：“名字倒挺好听。”
我没接话。
我知道她那笑不是夸我。
那天晚上，宿舍很热闹。她们聊衣服，聊手机，聊暑假去了哪里。有人说去海边，有人说去省城，有人说家里给她买了新电脑。
我坐在床上，把布袋放在膝盖上。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连一双完整的袜子都没有。
熄灯后，她们很快睡着了。我躺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窗外有路灯，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上，像一条细细的白线。
我想起姑妈家的灶房，想起猪圈，想起那些被我写满字的废纸。
这里很干净，很亮，很安静。
可我还是觉得冷。
第二天分班。
我走进教室时，全班都安静了一瞬。
几十双眼睛看过来，像几十盏灯同时照在我身上。我低着头，走到老师指定的位置坐下。桌椅很新，桌面光滑得能照出人影。
我看见自己的倒影。
头发枯黄，脸瘦，衣服松松垮垮，袖口还磨出了毛边。
同桌是个戴眼镜的女生，往旁边挪了挪。
我没说话。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介绍我：“这是新同学苏砚，从乡里来的。大家多照顾。”
下面有人小声笑。
“乡里来的？”
“穿成这样也进重点班？”
“不会是关系户吧？”
声音压得很低，可我全听见了。
我把背挺得很直，指甲却掐进掌心。
第一节课是数学。
老师在黑板上写题，我盯着看。那些题很难，可我慢慢能跟上。老师叫我起来答一道题，我站起来，声音有点抖，却答对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
同桌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下课后，几个女生围在一起说话，目光时不时飘过来。
“她刚才答得还挺快。”
“蒙的吧。”
“你看她鞋，都露脚趾了。”
“听说她家很穷。”
“穷还来重点班，真晦气。”
我假装整理书本，把脸埋得很低。
书是我唯一的盔甲。
只要翻开书，那些目光就刺不到我。
中午去食堂，我站在窗口前，看着价目表发呆。最便宜的菜也要两块五。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老师给我的十块钱饭票。
后面的人催：“快点啊。”
我慌忙指了一个最便宜的菜。
打饭的阿姨看了我一眼，多给我舀了一勺汤。
我端着餐盘找位置。
教室里的人三三两两坐着，我走过去，旁边的人就挪开书包，或者把腿伸出来。没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我的。
最后我坐到角落。
菜很咸，饭很硬，可我吃得很慢。
我不能浪费。
下午有体育课。
这是我最怕的课。
操场上，同学们穿着运动服，运动鞋，三三两两说笑。我穿着那双露脚趾的布鞋，站在队伍最后，尽量让自己不起眼。
体育老师让我们跑两圈。
我跟着跑。
鞋底很薄，跑起来脚底发疼。跑到第二圈时，我踩到操场边一块松动的石子，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前扑去。
膝盖重重磕在地上。
手掌也擦破了。
周围响起一阵笑声。
我趴在地上，脸烧得厉害。尘土粘在破皮的掌心，火辣辣地疼。我想站起来，可鞋带散了，鞋底还蹭掉了一块。
有人笑得更响。
“她的鞋坏了。”
“真可怜。”
“可怜什么，看着就难受。”
我咬着唇，伸手去系鞋带。手指抖得厉害，越急越系不上。
就在这时，一只手伸到我面前。
那只手很干净，指节分明，掌心有一层薄茧。
我抬头。
一个男生站在我面前，校服穿得整齐，额前碎发被风吹乱。他看着我，没有笑，也没有嫌恶。
“能站起来吗？”他问。
声音不高，却很清楚。
我愣住。
操场上还有人在笑，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尘土和青草的味道。我看着他伸出的手，忽然不敢接。
我怕自己手上的灰弄脏他。
也怕自己一抬头，就让人看见眼里快要掉下来的泪。
我低下头，自己撑着地站起来。
“谢谢。”我说。
声音很轻，几乎被笑声盖过去。
他没收回手，只是看着我膝盖上的血：“要去医务室。”
我摇头：“没事。”
他看了我两秒，把一瓶水放在我旁边的台阶上。
“洗一下。”他说，“不然会感染。”
然后他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瓶水。
瓶身很干净，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周围的笑声还在继续，可我忽然觉得没那么冷了。
我弯腰拿起水，拧开，小心地冲洗掌心的伤口。水很凉，冲过破皮的地方时，疼得我吸了口气。
可我没有哭。
我把水盖好，放进破布袋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手掌包着从医务室拿来的纱布。纱布很白，白得像我从没拥有过的体面。
室友们还在聊天。
我翻过身，面朝墙壁。
墙很白，很平，没有裂缝，没有烟熏的痕迹。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对自己说：
苏砚，你不能回去。
你不能让任何人再把你按回那座山里。
你要读书。
拼了命也要读。
读出去，读远一点，读到没有人能再随便踩你一脚的地方。
这个念头落下去时，像一粒种子扎进土里。
很疼。
却很稳。
窗外有风吹过来，带着城市夜晚陌生的气味。我把手按在心口，那里跳得很快，也很用力。
我知道，从今往后，我没有退路了。
而明天，还有更多目光，更多嘲笑，更多我从未见过的难题在等着我。
可我不怕了。
至少，今天有人在我摔倒时，伸过手来。
哪怕我没有接。
那一点温度，也够我撑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