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蔡爷的旗船靠了渡口。
老头自己走上岸，没带人。他穿了件半旧的青布袍，腰里别着烟杆，慢慢走过半条街，进了望记的店门。
陈九正在门口擦桌子，一抬头看见那身青布袍，抹布就停在了半空。
“哥。”他往灶房退了半步，声音压得极低。
“看见了。”沈望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上回见你，是七月里。七月里他没拿你怎么样，今天也不会。”
柳娘从里屋出来，看了沈望一眼。沈望微微点头。柳娘回身进了灶房，把火捅旺了些。
头一回，他在堂里坐下。
“一碗面。”他说，“汤宽。”
沈望亲自下面。面端上去，蔡爷不吃，先看碗。
“你这碗，比上回的大。”
“涨了价，得给人多点东西。”
“涨了几文。”
“两文。晌午刚贴的。”
“漕上也在涨。”蔡爷说，“米涨，盐涨，连苇子都涨。就人价不涨，一条命，三十年前值二十两，如今还是二十两。”
蔡爷点点头，拿起筷子。
他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挑。吃完了，汤喝净，把碗推到桌子中间。
“沈掌柜，你那碗汤，我吃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日子。”蔡爷说，“你这一锅汤，是一天一天吊出来的。水上没有这个。水上的人吃饭，是往肚子里塞。”
他把碗沿的汤渍抹了抹。
“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东西，不是什么席面。”蔡爷说，“是四十年前，我师父病着，想吃一口热汤面。我跑了两里地，跟岸上一个老婆子换的。那碗面，汤是浑的，面是坨的。我端回船上，师父吃了两口，剩下大半碗。”
“剩下的呢。”
“剩下的，”蔡爷说，“我吃了。”
“味道怎么样。”
“没尝出来。”蔡爷说，“我吃的时候光顾着哭。人一哭，什么味道都没了。”
他坐了一会儿，从腰里把烟杆抽出来，在桌上顿了顿。
“陪老头子说说话。”
“蔡爷请。”
“有件事，你得知道。”蔡爷说，“县里的漕册，要重抄。”
“听说了。”
“听说了。连栓子都听说了，回来学给我听。”
“听说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旧册子要烧。”
“对。”蔡爷把烟杆在手里转，“册子一烧，水上的账就没了底。”
他把烟杆按在桌上。
“沈掌柜，你是外行，我给你讲讲这册子。”他说，“册子上记的，是水上三十年的人。谁进的寨，谁出的寨，谁欠饭账，谁顶了名。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册子在一天，水上的人心里就有一杆秤。谁做了什么，纸上写着，赖不掉。”
“册子一烧呢。”
“一烧，就全凭嘴说了。”蔡爷说，“嘴说的是什么？嘴说的是，我记不记得，我认不认。三十年的人情债，一夜之间，全成了空口白话。”
沈望给他续了茶。
“蔡爷，你怕的不是册子烧了。”
“我怕的是人。”蔡爷说，“册子上的名字，一多半是死人。死人不怕烧。活人里头，有人怕册子烧，有人盼册子烧。”
“谁盼。”
“当年往上送过孩子的，如今做了官的。”蔡爷说，“册子上有他们一笔。册子在，他们就欠着水上一条命。册子没了，这笔账就两清了，他们自己以为两清了。”
沈望把茶碗放下。
“那孩子如今做了千总。”
“做了。”蔡爷说，“做了，他就想抹了。”
“他抹得掉吗。”
“他抹不掉。”蔡爷说，“可是有人替他抹。”
他把烟杆提起来，指了指北边。
“府城来了个人，姓郑。来了两回，进的是衙门，问的是漕册。他不问案，他问名。问的是，六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从凤阳道上下来的人，如今落在哪儿，有几个，都干什么的。”
蔡爷把烟杆在桌上点了点。
“他不发签，不传人，不带衙役。”他说，“他自己坐在县衙的签押房里，一杯茶，一叠纸。谁去回话，他就问。问完了，记下来，打发走。问过的人出来，都说这位先生和气，问的都是些陈年旧事，好像拉家常。”
“拉家常式的问话，最要命。”沈望说。
“你懂。”蔡爷说，“发签吓人，吓的是胆大的。和气吓人，吓的是胆小的。胆小的人回家想三天，什么都想起来了，连自己都忘了的都想起来了。”
“问这个做什么。”
“对名。”蔡爷说，“把名对上了，册子一烧，人一清，这一段就干干净净，谁也别想再提。”
“问过的人里有漕上的吗。”
“有。”蔡爷说，“三个。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家问什么答什么，答的是三十年前的事，值不了几个钱。可是那位先生，把三十年前的事，记得比他们还清楚。”
沈望给他续茶。
“蔡爷，你这一趟回水寨，跟他有关系。”
“有。”蔡爷说，“册子在县里，祠堂在寨里。册子的事，我管不着了。祠堂的事，我再不管，就没人管了。”
“蔡爷，”沈望说，“你今天来，不是跟我说这个的吧。”
蔡爷看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跟你说话，省劲。”他说，“好，我就直说。我要出趟远门，回水寨一趟。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好。”
“寨里出事了。”
“寨里老了。”蔡爷说，“我今年六十九。寨里的老人，走的走，散的散。我这一趟回去，是去把一桩事了结了。”
他喝了一口茶。茶是粗茶，他不嫌。
“寨里如今当家的，是我师弟的孙子。二十四岁，人不错，就是压不住。”蔡爷说，“寨里底下有七八个老人，跟我一辈的。我要是不回去一趟，把话当面交代了，我前脚走，后脚他们就能把祠堂当成柴房。”
“祠堂里还有别的牌位。”
“有。”蔡爷说，“一百多个。三十年来，死在江上的，收上来没熬过第一个冬天的，都在里头。那些没名没姓的，牌位上就写个'水客'。”
“水客。”
“水上来的客。”蔡爷说，“死了，不知道名字，可他们过过我们的秤，吃过我们的米。不能让他们连块木头都没有。”
沈望把茶碗放下。
“这一百多块牌位，就是你的账。”
“是我的秤。”蔡爷说，“沈掌柜，人这一辈子，手里总得有一杆秤。我的秤，就是那面祠堂墙。哪块牌位在墙上，哪笔账就在我心上。”
“牌位的事。”
蔡爷的手停了一下。
“你记得。”
“七月里，你跟我说过。”沈望说，“你说他缺一个牌位。”
“我回去，就是给他立这个牌位。”蔡爷说，“他爹娘的牌位，立在我们寨里的祠堂。立下了，他就永远是我们水上的人。官册上他姓什么随他，祠堂里，他姓蔡。”
“他要是知道了，跟你翻脸。”
“他知道了，我就死了。”蔡爷说，“那他也抹不掉了。祠堂里的牌位，比衙门的册子难烧。”
沈望看着这个老头。
“蔡爷，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
“问。”
“立了牌位，”沈望说，“你图什么。他不会认你，不会谢你。他要是恨你，还要派人毁祠堂。你这一趟，图什么。”
蔡爷把烟杆在手里转了半圈，停在半空。
“沈掌柜，我给你说个事。”他说，“我收那孩子上船那天，他十四，瘦得一把骨头。在船上，他不哭，不闹，谁的话都不听。就是夜里睡觉，攥着拳头。攥了一个月。”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他松开了。”蔡爷说，“手心里四个月牙印，都出血了。他松开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蔡爷，我认。”
“认什么。”
“认命。”蔡爷把烟杆放下，“从那天起，他是我水上的孩子。我图什么？我什么都不图。我就是得让他有地方认那个命。祠堂就是那个地方。”
他顿了顿。
“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块地方，认过自己的命。”蔡爷说，“没认过命的，一辈子都在跟命打架。他现在是官身，可我心里清楚，他还在打。我立个牌位，是给他留个收手的地方。”
沈望看着这个老头。
“蔡爷，这一趟凶险。”
“六十九了，”蔡爷说，“凶不凶，都是凶。躲着，也是凶。我回去一趟，把事办了，死在祠堂里，比死在床上强。”
他站起来，要走。
走到门口，又停了。
“有一样东西，搁你这儿。”
他从腰里解下那杆烟杆。铜锅，竹身，烟锅底磨得发亮。
“这杆烟杆，我跟了我五十年。”蔡爷说，“锅底有个字，你自己看。我这一趟要是回不来，你就替我收着。哪天有个人来认这个杆子，你把杆子给他，跟他说一句话。”
“什么话。”
蔡爷把烟杆放在桌上。
“就说，账清了。”
他走了。旗船解缆，往上游去，日头照在旗上，照得那面旗红得发黑。
沈望站在渡口，看着船走远。
老船工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条船。
“老头子走了。”
“走了。”
“这一趟，”老船工说，“我看得出来，他没打算回来。”
“我也看得出来。”
“烟杆给你了。”
“给了。”
老船工从苇丛边捡起一根草棍，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擦掉。
“沈掌柜，蔡爷这个人，我认了四十年。”他说，“他这个人，一辈子给人记账。谁欠谁的，他心里那本账，比册子清楚。他临走把烟杆给你，不是托你收东西。”
“是托我接着记。”
“对。”老船工说，“他这本账，往后没有别的本子了。就在你心里。”
两个人在滩上站了一会儿。上游的水面平静，旗船走成了一个小点。
“回吧。”沈望说，“晚市前还得吊汤。”
他往镇里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条船。
船头那只眼，在日头底下，黑亮黑亮的，像是也在看着他。
沈望把烟杆拿起来，翻过来看锅底。
铜锅底刻着两个字，笔画很深，磨得只剩个影子。
一个“秤”字。
一个“清”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