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胖汉子没有马上答话。
他把那碗面推到一边，两只手往桌上一按，慢慢地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身后的瘦高个也跟着站起来了。
“沈掌柜，”黑胖汉子说，“你的意思是，我汇通脚行，是野路子。”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地契单。”沈望说，“你要是有，我这就给你五十文，再赔一碗面。”
黑胖汉子盯着他看了很久。
他忽然笑了。
“沈掌柜，你是个明白人。”他说，“明白人我不爱打交道。”
他伸手，把桌上那把剔刀拿起来，别回腰上。
“今儿我不跟你争。”他说，“我认你这碗面。”
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口走。走到门槛上，他停下，回过头。
“不过我留句话。”他说，“汇通这块牌子，是河湾镇的新字号。新字号有靠山。靠山这东西，你看不见，可它就在那儿。”
他咧嘴一笑。
“明儿一早，我还来。”
四个人走了。
他们走得慢，一步一晃。走到街心，黑胖汉子一脚把那堆花生又踩散了一片。
卖花生的老汉还蹲在那儿捡。
堂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水生站在灶台后头，脸都白了。他小声说：“姐夫……”
“叫哥。”
“哥。他们明儿还来。”
“嗯。”
“那咱们怎么办？”
沈望把桌上那两碗没吃完的面收起来，端到后厨。
“下面。”他说。
“啊？”
“有客人。”沈望往外头努了努嘴，“你看门口。”
水生探头一看。门口站着三个人。
一个卖油的，一个修鞋的，还有一个是刚才那个剃头师傅。
他们站在门口，没进来，也不走。
沈望把碗洗了，擦了手，走出去。
“进来说话。”他说。
三个人进来了，挑了靠里的一张桌子坐下。剃头师傅先开的口。
“沈掌柜，”他说，“我看你刚才那个意思，你不给？”
“嗯。”
“你不给，我们也不敢给。”
“你们给不给，是你们的事。”沈望说。
剃头师傅搓了搓手。
“沈掌柜，你别这么说。”他说，“你在街上站了六年，这条街的人都看着你。你要是给了，我们就认了；你要是不给，我们心里就有底。”
修鞋的也接了一句。
“就是这话。”
沈望没说话。
他回到灶台后面，往锅里添了一瓢水。
水开了，他下面。
“你们几个，”他说，“一人一碗。”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们不是来吃面的。”
“我知道。”沈望说，“我请。”
黑胖汉子走了之后，水生一直站在灶台后头没动。
他看着门口那堆被踩散的花生，看了很久。
“哥，”他说，“花生踩了，赵爷爷不生气吗。”
“生。”沈望说。
“那他为什么不说。”
沈望把一口空锅刷了。刷子的声音“唰、唰”，响了两下。
“因为他知道说了没用。”沈望说，“说没用的话，说了就白说。”
水生想了想。
“那什么时候说有用。”
沈望把刷子搁下。
“等有人先开口的时候。”他说。
赵老汉那天没走。
他把花生捡完，装进一个旧布袋，拎着，慢慢挪到面馆门口。
他没进来。他就站在门外，站在墙根那儿，一直站到未时。
沈望出来倒水的时候看见了他。
“大爷，进来坐。”沈望说。
赵老汉摇摇头。
“我不坐。”他说，“我在这儿站着，你店里就有个人。”
沈望没说话。
“我七十多了，”赵老汉说，“腿脚不好，打不动。可我站着还能站。”
他把布袋往墙根一放，坐在布袋上。
“你忙你的。”他说。
那天下午，面馆门口一直坐着个卖花生的老头。
他一句话没说，就坐在那儿。可从街东头到街西头，来来回回的人都看见了。
那天下午，面馆里坐的人比晌午还多。
先是三个人，后来是五个，再后来是七八个。都是街上的铺子：卖油的、修鞋的、剃头的、卖豆腐的、卖花生的。他们坐得挤挤的，谁也不说话，都看着灶台后头那个人。
沈望一直在下面。
下了一锅又一锅。他一句话没说。
那几个人吃着面，眼神往他那儿瞟。有人想开口，又咽回去了。
最后是卖花生的老汉先说话的。
他七十多了，背驼得厉害，脸上一层灰。他把碗放下，说：
“沈掌柜，我看你是个有主意的人。”
“没有。”沈望说。
“你有。”老汉说，“我看你切面的时候，那刀走得比别人的稳。刀稳的人，心里都有数。”
沈望手上停了一下。
他把面捞起来。
“大爷，”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数。”
老汉抬起眼。
“五十文，”沈望说，“不多。”
“是不多。”
“可明儿是五十文，后儿是什么？”沈望说，“今儿收摊租，明儿收什么？再往后呢？”
老汉不说话了。
“这钱我要是给了，”沈望说，“下个月我拿不出来，就得跟他讲情。一讲情，我这铺子就不是我的了。”
堂里静下来。
“可是你不给，”剃头师傅说，“他明儿来砸你的铺子。砸一回，你就得给。给了，一样不是你的。”
“不一样。”沈望说。
“哪儿不一样？”
沈望把火压低了些。锅里的水不滚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砸一回，”他说，“他就得露一回手。”
剃头师傅愣了。
“什么意思？”
“现在这块牌子，谁也没见过。”沈望说，“他要是来砸，他就得出手。他一出手，我就知道他背后是谁。”
他把锅盖盖上。
“你们要是想给，”他说，“给。你们要是想等，”他停了一下，“等三天。”
“等三天干什么？”
沈望没答。
那天傍晚收摊，柳娘把账本摊开。
她记了一笔：下午面，八碗，未收。
写完，她把笔搁下。
“望哥。”
“嗯。”
“你今天说那话的时候，我在柜上听着。”
“嗯。”
“你要是砸了铺子，咱们吃什么？”
沈望在洗那口大锅。他把锅底的黑灰搓掉，搓得很用力。
“你怕？”
“我不怕。”柳娘说，“我怕槐儿。”
沈望手停了。
他把锅立起来，靠着墙。
“柳娘，”他说，“我不会让他砸铺子。”
“那你怎么不给他五十文？”
“给了他，他会要一百。”
柳娘看着他。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她说，“你在想，你这是最后一次。”
沈望没说话。
“上回你也是这么想的。”柳娘说，“上回是搬来那年。”
她把手里的账本合上，往柜台上一放。
“望哥，”她说，“你别瞒我。”
“我不瞒你。”
“你瞒了我十四年。”柳娘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灶房里静下来。
沈望站在那口锅跟前，站了很久。
“我说过。”他说。
“你说你走镖。”
“是走镖。”
“走镖的人，杀过人吗？”
沈望没有立刻答。
窗外，西墙根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响了一下。风从院子里过，把灶房的窗户纸吹得动了动。
“杀过。”他说。
柳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几个？”
“不记得了。”
“是记不清，还是不想说？”
“记不清。”沈望说，“有一年冬天，一次就杀过五个。可我只记得住五个里头三个人的脸。”
他抬起头。
“柳娘，”他说，“我不瞒你。可我这些话，你也别让槐儿听见。”
柳娘转过身去。
她走到灶房门口，停下。
“我不管那些。”她说，“我只管一件事，你要动手，先告诉我。”
沈望看着她的背影。
“好。”他说。
那天晚上，柳娘在灶房坐了很久。
她没有算账。
她把那本账本从头翻了一遍，又翻回来。翻到最后，她拿起笔，在当天的最后一行底下，添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三天之内，必有动静。
那天晚上，柳娘把水生打发到后院去睡了。
她自己留在堂里，把四张桌子擦了一遍，擦了桌子擦凳子，擦了凳子又擦地。
擦完，她把水泼到院子里，站在槐树底下。
西墙根那道缝，白天补上的楔子还在。天黑了看不出来，她伸手摸了一下，摸到那个楔子的头，硬硬的。
她站在那儿，把手收回来。
十四年了。她想。
她认识这个男人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起得比她早，睡得比她晚；他一天揉两百斤面，手上没有一道新伤；他从不跟人吵架，也从不跟人喝酒；他教女儿走路要稳，不要蹦。
她一直以为，这就是她嫁给的那个人。
今天她才知道，这个人身上还有一层。那层她从没见过，也没听他说过。
她不怕那层。她怕的是，那层要是出来了，就再也回不去。
风把槐树叶子吹响了一下。
她转身回屋，把灯点上了。
写完，她把灯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