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九月，林知夏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她申请了北京某高校的交换生项目，为期一年。
消息传回家里，周素琴第一个反对。
“你好端端的在杭州读书，跑去北京干什么？那边人生地不熟的，气候也不一样，你受得了吗？”
“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边的中文系在全国排名前三，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去一年就能回来，不耽误毕业。”
“那学费呢？生活费呢？你爸现在这个样子，家里哪有多余的钱供你去北京？”
林知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自己想办法。”
她没有告诉母亲，秦老师已经帮她联系好了那边的导师，并且承诺会帮她争取一份助学金。她也没有告诉母亲，那篇《暗流》被秦老师推荐给了一家文学期刊，已经通过了初审，如果发表的话，会有一笔可观的稿费。
她更没有告诉母亲，她去北京，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逃离——逃离那座让她窒息的城市，逃离那个让她魂牵梦绕却又永远不可能的人。她需要换一个环境，需要让自己忙起来，需要用全新的生活和全新的挑战来填满那些不该有的空隙。
出发那天，林知远去火车站送她。
“到了那边，有事给我打电话。”林知远帮她拎着行李，走在前面，“别硬撑。”
“我知道。”
“钱不够了跟我说，别跟爸妈说，省得他们担心。”
“哥，你已经够忙了，不用管我。”
林知远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她：“你是我妹妹，我不管你谁管你？”
林知夏看着哥哥，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这几年，哥哥变了很多。他不再是那个骑着破自行车到处跑业务的毛头小子了，他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他变得更忙了，也更成熟了，但骨子里那股护着家人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哥，你跟嫂子还好吗？”她问。
林知远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挺好的。就是忙，见面少。”
林知夏注意到了那一瞬间的僵硬，但没有追问。她知道哥哥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有些话他不说，她就不该问。
“行了，上车吧。”林知远把行李递给她，“到了给我发个短信。”
林知夏接过行李，检票进站。她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林知远还站在原处冲她挥了挥手。
她转过身，走进了站台。
火车开动后，她靠着窗户，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山峦。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她知道，这一步她必须走出去。
北京比她想象的大，也比她想象的冷。九月份的北京，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林知夏穿着一件薄外套走出火车站，被迎面而来的凉风吹得打了个寒颤。她站在广场上，看着四周涌动的人潮和高耸的建筑，忽然感到一阵眩晕。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让人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她按照秦老师给的地址，找到了学校附近的招待所。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终年照不到阳光。但价格便宜，一个月三百块，对于预算紧张的她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安顿好后，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周素琴在电话里唠叨了半天，无非是让她注意身体、按时吃饭、别省钱。林知夏一一应着，挂了电话后，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
她拿出手机，翻到陈晚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她按下了退出键。
她来这里，就是为了忘掉他。
她不能功亏一篑。
交换生的课程安排得很紧。林知夏选了五门课，每门课都有大量的阅读材料和论文作业。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除了上课和吃饭，其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
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节奏，反而让她感到一种充实的平静。当她的大脑被各种理论、概念、文本塞满的时候，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了。
她开始写新的作品。这一次，她不再回避那些让她不舒服的题材。她写一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困惑和挣扎，写她与家庭之间的爱与撕裂，写她在欲望和道德之间的摇摆。她写得很大胆，甚至有些残酷，像是要把自己一层一层剥开，露出最里面的血肉。
秦老师看了她新写的几个短篇，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句话让林知夏哭了很久。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北京的冬天比杭州冷得多。零下十几度的气温，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林知夏没有厚羽绒服，只穿着一件棉袄，每天在寒风中穿梭于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她的手长了冻疮，又痒又痛，但她舍不得花钱买药膏，就用热水泡一泡，忍忍就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她从图书馆回招待所的路上，经过一条小巷子。巷子里有一家小餐馆，玻璃窗上蒙着一层雾气，隐约可以看到里面坐满了人。她停下脚步，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了一眼——一群人围坐在桌前，热气腾腾的火锅冒着白烟，大家举杯畅饮，笑声不断。
她站在寒风中，看着那幅温暖的画面，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孤独。
她掏出手机，想给谁打个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却发现不知道该打给谁。打给母亲？母亲一定会担心。打给哥哥？哥哥太忙了。打给朋友？她在北京还没有交到真正的朋友。
她收起手机，裹紧棉袄，继续往前走。
回到招待所，她打开电脑，看到一封新邮件。是那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发来的——《暗流》通过了终审，将在明年第一期发表。稿费一千二百元，随刊寄出。
她盯着那封邮件，愣了很久。
然后她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哭。是因为高兴？是因为委屈？是因为那些在深夜里独自面对的文字终于得到了认可？还是因为那篇散文里写的那个人，她依然忘不掉？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必须继续写下去。
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与此同时，林知舟正在北京的另一端，经历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到北京后，租了一间地下室。月租两百，没有窗户，没有暖气，夏天潮湿冬天阴冷，墙壁上常年挂着水珠。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上厕所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
但他不在乎。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面试、上班、学习。
他来北京的第一周，投了三四十份简历，接到了五个面试通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穿梭在北京的地铁和公交之间。面试官们看到他稚嫩的面孔和没有学历的简历，大多露出了怀疑的表情。有人直接拒绝了他，有人让他回去等通知然后就没了下文。
第五次面试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一家愿意给他机会的公司。一家刚成立不久的互联网公司，只有十几个人，挤在中关村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创始人是个三十出头的技术男，看了林知舟写的代码后，说了一句：“代码写得还行，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人规范，但思路很清楚。试用期两个月，月薪一千五。干不干？”
“干！”
就这样，林知舟成了这家小公司的第六名员工。
公司做的是一款在线购物网站的雏形——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子商务才刚刚起步，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网购”是什么东西。林知舟的工作是写后台代码，处理商品信息、订单数据、用户注册这些基础功能。工作量大，技术难度高，很多东西他都不会，只能一边学一边做。
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公司待到凌晨。创始人也经常熬夜，两个人饿了就泡方便面，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有时候实在熬不住了，林知舟就去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回来继续写代码。
他不知道什么叫累。或者说，他没时间去想什么叫累。他只知道，这是他好不容易抓住的机会，他绝对不能放手。
两个月后，他顺利转正。月薪涨到了两千。
转正那天，他给林知远打了个电话：“哥，我转正了。月薪两千。”
电话那头，林知远笑了一声：“不错啊，比我当年强。”
“你跟爸妈说了吗？”
“没说。等我再稳定一点再说。”
“随你。不过——注意身体，别太拼了。”
“知道了。”
挂了电话，林知舟站在公司楼下，仰头看着这栋不起眼的写字楼。北京的冬天很冷，但他的胸口是热的。
他想起一年前的自己，还是一个在杭州的网吧里打游戏的少年。那时候他觉得生活没有方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而现在，他正在参与一个可能改变中国商业形态的项目——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他只知道，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就够了。
春节前夕，林知夏和林知舟通了电话。
“姐，你过年回不回家？”
“回。你呢？”
“我也回。票买好了，硬座，二十多个小时。”
“我也是硬座。到时候车上见。”
挂了电话，林知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火车站。她穿上那件还是没舍得买新羽绒服的旧棉袄，围上一条围巾，拖着行李箱走出了招待所的大门。
北京的街道上已经挂起了红灯笼，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她走在人群中，看着那些提着年货、面带笑容的人们，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快半年，但她始终是一个过客。这里不属于她，她也不属于这里。
但杭州呢？杭州就属于她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要回家了。
火车上，她和林知舟在车厢里碰了面。姐弟俩隔着人群互相看到了对方，都愣了一下。
林知舟瘦了很多，颧骨都凸出来了，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林知夏也瘦了，脸色有些苍白，但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沉稳了许多。
“姐，你瘦了。”
“你也瘦了。”
两个人相视一笑，在拥挤的车厢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满车的归乡人，驶向南方的家。
窗外的风景从灰扑扑的北方大地，逐渐变成绿色的江南水乡。田野、河流、村庄，一一从眼前掠过，熟悉而又陌生。
林知夏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小时候和弟弟一起在河边玩耍的情景，想起了父亲下班回来带给他们的糖果，想起了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
那些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但她知道，那些东西一直都在，埋在她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姐，”林知舟忽然开口，“你在北京还好吗？”
林知夏转过头，看着弟弟：“挺好的。你呢？”
“也挺好的。”
两个人又沉默了。他们都不是善于表达的人，有些话说不出口，也不需要说出口。
火车在暮色中驶入了杭州站。广播里传来报站的声音，车厢里顿时骚动起来，人们纷纷起身拿行李。
林知夏和林知舟也站了起来，拎着各自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向车门。
车门打开的瞬间，一股熟悉的、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那是杭州的味道——混合着湖水、树木和烟火气的味道。
林知夏深深吸了一口气。
她回来了。
但她的心，有一部分还留在那座遥远的北方城市里。
留在那个寒冷的、广阔的、充满可能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