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落生那年，村子口正好通了官道。我爹说，这是好兆头，铁匠铺要旺。
我娘生我那夜，说是炉火整整烧了一宿没灭。我爹拿火钳夹了一块铁，在我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说：“这娃子凉，得沾点热。”我从小就在炉灰里爬，满身铁锈味。我娘骂我不像个闺女，我爹说，闺女也有闺女的活法。
凡道家就在我家隔壁。他爹是个走货的，一年里有半年不在家。他娘身子弱，下不了地，就靠着墙角晒太阳，看着我们俩在门口疯跑。凡道从小脚板就硬，光着脚踩石子路，硌得慌也不喊疼。他在我家门槛上坐着，看我爹抡锤，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五岁那年，他七岁。他娘给他做了一双新布鞋，他舍不得穿，攒在怀里。跑来我家，把鞋往我脚上一套：“你试。”我试了，大了。他说：“那你先穿着，等我再长大点，你的脚也长了，就合脚了。”我就真的穿着那双大鞋，跑了一整个夏天。鞋底磨薄了，鞋帮子磨破了，他娘又给纳了一双。
我八岁那年，他十岁。他第一次跟着他爹出远门。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来我家门口站着，也不吭声。我爹还没生炉火，我做不了什么，就扒在门框上看他。他背着一个比他半个人还大的包袱，站在晨雾里，脚上那双鞋是我娘给他纳的。他说：“我走了。你给我看好炉火，别让它灭了。”我说：“灭了我也给你生起来。”
他走了三个月。回来那天，黑了，瘦了，脚板又大了一圈。他把包袱往我家门槛上一放，从里头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根头绳，红得发亮，上头串着两颗木珠子。他说：“路过的镇子上买的。你那辫子老是散，扎上，就不散了。”
我扎上了。那两根木珠子，在我辫子尾巴上撞了一个冬天。
十四岁那年，我爹说，该给我说亲了。我娘磨着嘴皮子，把方圆几十里的后生数了个遍。我在门后偷听，心里想着凡道。凡道那时候已经跟着他爹走了两年商路，人晒得黑，手腕子有劲了。他回来那天，我还在炉边打铁，他进门，把货担子一放，坐在门槛上，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我爹说，过了年就去你家提亲。”
我手里的锤子没停。我说：“你坐门槛上，人家看见了笑话。”
他说：“笑话就笑话。你爹要是把我撵出去，我就坐你家门口等。”
后来他真来了。提亲那天，穿着一身新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堂屋里，规矩得像个客人。我爹没为难他，只问了一句话：“你跑商路，一年有几日在家？”他说：“我在家，就日日在家。出门的日子，都把回程算好，不让她等空。”
我爹说：“那行。把我闺女领走吧。”
我们是春天成的亲。没有轿子，没有吹打，他牵着一头驴，驴脖子上系着我那根红头绳。我穿着他娘给做的红衣裳，坐在驴背上，穿过村子口那条新修的官道。风里有油菜花的味道，土路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他说：“路有点长，你别怕。”我说：“怕什么，你脚底下的路，我早就踩熟了。”
成亲第三天，他就出远门了。我就知道了，嫁给一个走商路的人，日子是什么滋味。
他走的时候，我不在门口哭。我站在灶台前，给他烙饼，烙了十张，压在包袱底下，让他路上吃。他出门的时候，站在院门口，回头看我。我说：“看什么，又不是不见面了。你走你的，我守着这个院子，炉火不会灭。”
他就走了。
那一年，我十七岁。他十九岁。
我们这辈子的日子，就从那头驴，那十张饼，那根红头绳开始——一步一步，往老里走。 他走了十七天。第十七天夜里，我在灯下纳鞋底，外头有人拍门。
我以为是邻居借火，开门一看，他站在门口，身上的灰都没拍，包袱还系在背上。我说：“怎么这时候回来了，货呢？”他说：“货在隔壁王婶家。我算了算，这个月十七，你该来月事，怕你肚子疼，就赶回来了。”
我没说话，蹲下给他解包袱带子。他弯腰，递给我一包东西：“路过镇上，买了红糖，还有一包姜片。路上赶得急，别的没买。”
那回货没跑完，他半道折返。后来王婶说他傻，来回跑那么多天，耽误一趟买卖。他不说话，蹲在地上帮我劈柴。劈完了，问我：“肚子还疼不疼？”
我说：“不疼了。你这个月少挣了半吊钱。”
他说：“那半吊钱，不够给你买包红糖的。”
我们第一间铺面，是他二十二岁那年盘下来的，卖杂货。我打铁的手艺也没丢，在铺子后头支了个炉子，谁家菜刀卷刃了、锄头断了，拿过来，我给他修。他跑商路，带回来的货就摆在铺子前面。日子慢慢就起来了，灯笼挂了，招牌也立了。
街坊都叫我铁嫂。说我家那口子，娶了个会打铁的女人。他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她不光会打铁，还会烙饼。你要是惹她，她拿铁锤招呼你。”
我怀上老大的时候，他正好在家。我早上起来，蹲在灶台前烧火，突然一阵恶心。他自己在收拾货担子，听见我干呕，走过来，把灶火摁了，说：“先躺下，我去叫大夫。”
我说：“叫什么大夫，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
他就不说话了。站在门边，看着我，像小时候看我爹打铁那样，看了半天，说：“那我今天不出门了。”
我说：“货呢？”
他说：“货什么时候都能跑，这个家跑不了。”
老大生下来那年，他二十五，我二十三。是个闺女，取名叫路生，因为她爹是走路的时候，被人捎信回来报喜的。他跑完货回来，第一眼看见她，抱在怀里，手抖得不敢使劲。他说：“这娃娃真小。”
我说：“等你下回回来，她就大了。”
老二是个儿子，叫灶生。铁匠铺的老规矩，儿子落地，要在炉边烧一锤铁。我爹当年给我额头上碰了一下，我给他比划了，我拿火钳夹了一块铁，轻轻在他脚底板上碰了一下。他娘吓了一跳，说哪有这么穷折腾的。我说：“他爹走路的，脚底板硬了，哪儿都能去。”
他听说了以后，没吱声。晚上躺下来，他说：“你给他脚底板碰铁，他长大了要是怨你，我就说是你干的。”
我说：“你说了，我就说是你教的。”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有吵闹，也有不说话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他跑商路回来晚了，雪下得大，他在半道上的驿站困了三天。我在家，把炉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汤热了一遍又一遍。路生问我：“娘，爹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路不好走，他走慢点，路上的雪不会咬他。”灶生还小，不知道事，在炕上爬来爬去。
第三天夜里，他回来了。拍门的时候，我正坐在炉子边打盹。开门一看，他帽子上全是雪，眉毛都白了。他把门栓插上，不忙着脱衣裳，先看了孩子一眼，又看我：“我回来晚了。”
我说：“饭在锅里，汤还热着。你先吃，有话明天说。”
他不吃。他把手放在炉边烤了一会儿，走过来，在灶台前坐下，说：“路上我一直在想，要是那场雪把我埋在路上，这个家怎么办。”
我说：“我让人找。”
他说：“找不着呢？”
我说：“找不着，我就把炉火烧旺，把日子过下去。路生和灶生不能没有爹，得给他们立个碑。”
他笑了笑，没说话。锅里汤的热气腾上来，把他脸上的雪气熏散了。他这才去拿碗，盛了汤，一口一口喝完了。然后他说：“我不想死。我还没看着路生出嫁，没看着灶生成家。我要好好活着，活到他们都定了。”
我说：“那就活着。你脚底下的路，还没走完呢。”
那大概是我们在人间最像人的样子。
我三十五岁那年，他三十七。路生十五岁了，灶生也九岁了。街道上慢慢热闹起来，官道上走的人越来越多，铺子的生意也好了。他不再跑那么远的路，就在近处走动，隔两三天回家一趟。我问他：“你不跑远，不闷吗？”他说：“闷什么，跑远了，回家路上心里惦记着，二者弄差了。”
他到四十岁那年，染了一次风寒。躺在床上半天，去也不去，也不说话。路生急得哭，灶生站在门口，攥着拳头没进去。我把药熬了，端进去，他抬眼看我，说：“我这回不顶能扛了。”我说：“你要是挂了，我就把铺子盘出去，带着孩子们回娘家。”
他没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说：“那你把路生那葫芦头绳收好。等她出嫁的时候，给她扎上。”
我说：“那是我的头绳。”
他说：“给她吧。她爹送她娘的东西，她扎上了，以后她男人也给她买。”
那几天他挺过来了。下地那天，站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说：“还是家里的太阳好。外面的太阳，晒着不踏实。”
这辈子的路，我们走了四十七年。他走的那天，是冬天，雪不大。他一直握着我的手，说：“你手还热着。”
我说：“炉火没熄过。”
他笑了一下，闭上眼睛，那口汤还没凉。
我守完那一年，路生来接我。她扎着那根红头绳，木珠子已经磨得亮了。她说：“娘，跟我们过吧。”我说：“不是去别处，是回家。你爹走的时候说了，人活着，就是过日子。日子过完了，他就不在了。我这边过完了，就该去找他了。”
那一年，我六十三岁。我走的时候，不是冬天，是春天。油菜花开着，官道上的土是松的。我仿佛看见他站在路那头，和年轻时一样，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我娘纳的鞋。他说：“路有点长，你别怕。”
我说：“怕什么，你脚底下的路，我早就踩熟了。”
我们终于走完了这一生，一步，一步，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