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厂区就亮了。
西头档案室那间平房门口停了两辆平板车。高健明带着夜班的六个人，一趟一趟往车上抬铁皮柜。柜子沉，落地的时候发出很闷的铁响，在空地上撞出回声。老周在旁边点数，点一本，用粉笔在柜门上划一道。
王师傅也来了。他不搬柜子，只站在门口，看那些从柜子里掏出来的册子被一摞一摞码到车上。夜里的风把最上面那本吹开了一角。
“这些都是账？”他问。
“都是。”高健明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王师傅没再问。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弯腰把翘起来的册角压平，然后转身回曲房去了——那炉曲还在他手上，停不得。
天亮的时候，郭漫的办公室已经没地方落脚。
一百四十六本台账，四十七本税单存根，十一箱发货单。还有从老仓库里翻出来的一批旧东西：三块不同年代的老酒标，一沓九十年代的报纸广告，一台还能响的旧收录机——里面卡着一盘磁带，标签上的字已经淡了，勉强看得出“九八年，省台专题”。
张明上午九点带了三个人进来。他进门先站了两秒，看那一屋子的纸。
“郭总。”他说，“这屋里的东西，比我打过的所有官司加起来都多。”
“够不够。”
“够。但得分类。”张明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商标局不看谁家谱早，只看三件事：用得更早、用得更连续、用得更公开。您这三样都占，可您占得太散。我要把它们排成一条线。”
他在白纸上画了三栏。
“第一栏，书证。二〇〇三年那本总账，加上附则第三条，是原点——它证明‘郭氏草木酿’这五个字在那一年就已经不是在您家里关起门说的事，是被写进一份改制文件的正式名称。从这一年起，我把每年的台账、税单、发货单往下一排，排到今天。二十三年，一个月都不能断。”
“第二栏，公开使用。报纸广告、包装、酒标、电视专题。这些东西的价值不在多，在于它们印着日期。”
“第三栏，人证。”张明把笔放下，“这一栏最软，也最难替代。得有一批人，能在法庭上说出‘我哪一年在哪见过这瓶酒’。不是感情，是时间。”
“这一栏，最贵的不是人，是日期。”张明带来的一个年轻律师补了一句，他手里正翻那沓报纸广告，“郭总，这些广告我们能用的只有七张，剩下的日期都糊了。商标评审最认日期。”
郭漫走过去，从那沓纸里挑出最底下的一张，摊开。是一九九六年三月的一张省级报纸，半个通栏的广告，上面印着一只老酒瓶的照片，瓶标三个字：郭玉春。照片下那行字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四代守一窖，一口传一人。
“这张能用。”她说，“这不是广告，是当年的包装。瓶标的样子，现在厂里还有一块刻版。”
“能对得上？”张明立刻抬眼。
“对得上。”郭漫转头，“高健明，去库里把那块刻版找出来。”
年轻律师想了想，又从箱子底把那台旧收录机抱上桌，按下播放。磁带在里头转了两圈，沙沙地响了一阵，忽然有个很亮的男声出来——是省台当年的专题配音，腔调旧，语速慢：
“……在双河边上，还有一口没有熄过火的窖。守窖的人说，这炉母糟，四代没断过。”
录音放到这里，张明伸手把机器按停了。
“这一盘，比那七张广告都值钱。”他说，“声音能验年份，报纸能验刊号。两样对上，二〇〇三年那本附则就不是孤证。”
“那就两份都递。”
——
孙桂英是下午来的。
她没坐车，从城东转了两趟公交，拎着一只旧布包进了厂。布包搁在桌上，解开，里面是一摞用麻绳捆着的本子——线装的，封皮上有三道胶带，胶带都发黄了。
“郭总，我听说要证。”她说，“这些是啥我不太懂。可我从开店那年起，卖的每一瓶郭家的酒，都记着。”
张明把第一本接过去，翻开。
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一页。字是圆珠笔写的，一行一瓶，日期、名字、数量、价。字迹从年轻写到老，中间换过三种笔，墨色一层压一层。
“这本是第一年。”孙桂英说，“头一年我不敢多进，一次进三箱。后来就熟了。”
张明往后翻。翻到二〇〇三年那一页，他停住了，抬头看了郭漫一眼。
那一年六月，页面上只写了一行：郭家断供两月，无货。老客来问十一次。
“……这一笔您还记着。”郭漫说。
“记着。”孙桂英说，“那年您家出事，柜台空着，我把进货单撕了当草纸用，可这本账没动过。客人问一次，我记一笔。我记得是十一次。”
张明把这一页拍了下来。他的手很稳。
“孙女士，”他说，“这本账您能借我们用多久？”
“用到赢。”孙桂英说，“不用还。这是您家的东西。”
——
举证材料是第四天递进去的。
张明没用异议程序。他把张纸压在柜台上，只做一件事：反诉。
理由一栏，他填了八个字：恶意抢注，在先使用。
随案的材料一共十七个卷宗：书证九卷，公开使用证据五卷，人证三卷。人证那三卷里，第一卷是孙桂英的十九年手写台账，第二卷是城东、城南、城北七个老店主的联名陈述，第三卷是王师傅的——一页纸，只有一件事：他从师父手里接过那根试酒针是哪一年，试的是哪一家的酒。
张明另外加了一份申请，摆在最上面。
“行为保全。”他说，“请求法院在诉讼期间禁止对方以境外注册商标为依据，对我们现有渠道发律师函、主张停供。”
“能批吗。”郭漫问。
“不一定批。”张明说，“但递上去，本身就是态度。我要让外面看见，我们不是在挨打，是在反打。”
第三天下午，消息回来了。立案受理，案号下来了；行为保全的申请被驳——理由只有一句：境外商标权利尚未在本案中作实质审查，保全依据不足。
“意料之中。”张明说。
“意料之中也要递。”郭漫说，“递了，卷里就有这一份。”
隔天，财经版出了一句很短的话：郭玉春酒业就“郭氏”商标争议向法院提起反诉，主张在先使用。没有大标题，没有评论，但配了一个观察者的短评——“从防守到进攻：一家小酒企开始用诉讼说话。”
陆远当天打了电话过来：“郭总，这条我看了三遍。您知道这行字最狠的地方在哪儿吗？它没说您赢。它说的是‘您开始告人了’。在资本那套语言里，会告人的公司，才配坐在桌上。”
市场那头也有了反应。老周晚上报了一句：双河二期的三个意向投资方，当天从“暂缓”改成了“继续跟进”，其中一个还主动加了一条——“不因商标争议改变估值口径”。
郭漫听完，没什么表情。她知道这不是赢。这只是把桌子从对方那边，往中间挪了半寸。
——
第八天，郭甯那边的回击到了。
不是律师函，是一份复印件。国际快递，收件人写着郭漫本名，寄件方那一栏留的还是一行小字：郭甯。没有电话，没有邮箱。
复印件是三页。第一页是一张老报纸的缩印：一九一一年，槟城，华文报，广告栏里一个不显眼的小方块，框着一行竖排的字——郭氏祖传草木酿，专治水土不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铺址在马六甲街。
第二页是那间铺子的地契影印件，年份和地址都能对上。
第三页是一张手写的字条，正楷，不狂不卑：
“吾祖一九一一年在槟城立铺。彼时国内之‘郭氏草木酿’，尚未见诸任何公文。郭董事长若要打‘在先使用’，请先胜过这一张报纸。郭甯。”
张明把三页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把它们在桌上摊平。
“郭总。”他说，“这一下，我们要打的不是三年，是五年。”
“为什么。”
“因为她让‘在先’这个字，从我们手里滑走了。”张明指着那张报纸，“我们手里最早的原点是二〇〇三年，她手里最早的原点是一九一一年。我们证明的是二十三年连续使用，她证明的是百年以前就在用。法条上我们不输——商标保护看的是在一个法域内的使用，一九一一年在槟城，不等于在中国境内。可她这一张纸，会把官司从‘谁抢注’拖到‘谁更古老’。”
“拖到谁更古老，”郭漫说，“就等于拖到我们比族谱。”
“对。”张明说，“拖进那个场子，我们不一定输，但一定打不完。”
方茴是傍晚到的。她没看那三页复印件，先问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寄的，寄件人一栏写了什么，里面有没有夹名片。
“寄件方只留了‘郭甯’两个字。”张明说。
方茴点点头，把复印件捏起来，对着窗光看那张槟城的老报纸。
“这一手，不是律师写的。”她说，“律师不会挑一张一九一一年的报纸，律师挑证据会挑最有杀伤力、最省事的。她挑这一张，是故意挑了一张最老、最不实用的。”
“什么意思。”郭漫问。
“意思是她在给您递台阶。”方茴把纸放回去，“她想让您看见一九一一年，然后自己往后退半步。她一退，您就不用改名，她也不用拆铺子，两边各守一块——她守海外的百年，您守国内的二十三年。”
屋里静了一下。
“她要的不是赢。”方茴说，“她要的是您承认她那支也是郭氏。这一步棋落下去，她等的不是判决，是您回一封信。”
郭漫没接话。她把那三页重新并拢，压进镇纸下面。
“那就不回。”她说。
夜里她去了曲房。
王师傅在翻曲，见她进来，没停手。“郭总，那三张纸，我听高健明说了。”
“一张报纸，一张地契，一张字条。”
“报纸是真的？”
“真的。一九一一年。”
王师傅把木耙在曲堆上按了一下，慢慢直起腰。“一九一一年，那时候这地方还不叫县。”他说，“她那支走得早，比谱我比不过。可我师父传我的这根针——”
他把那根试酒针从怀里摸出来，搁在曲堆边上，没有递给她。
“没有字，没有年号。我师父说，这针是光绪年的。”他说，“这种东西，法院认不认？”
“法院不认。”
“那你留它干什么。”
“窖认。”郭漫说。
屋里静了。窗外厂区里有人在吊装二期的新罐，铁链声一下一下。
郭漫把那三页并拢，压在一块镇纸下面。她没有生气。她只是忽然明白冯毅那句话为什么讲得那么短——先告的人赢。告只是先手。先手能占住桌子，占不住结果。
“张明。”她说。
“在。”
“诉讼按你说的打，一年打，两年打，五年也打。该递的每一份都递。”她把手从镇纸上收回来，“但光靠这间屋子赢不了这场仗。她那张报纸说明一件事：她的根在海外，不在国内。我们要动的，是她海外的根。”
“怎么动。”
郭漫拿起手机，翻出那个存了快一年的号码。
“冯毅。”她说，“第一页上的事，我做完了。第二页呢。”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郭董，”冯毅说，“第二页的价钱，比第一页贵。你听了可以先不应。”
“放桌上。”
“好。”冯毅说，“第二页第一行写着——别买她的商标，买她的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