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红肿的眼睛看着中山装老人。
老人回过头，对着那些人点了点头。
第一个人走过来。
他约摸四十多岁，穿着西装，虽然旧，但熨烫得平整，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站在我面前，微微鞠了一躬。
“我叫王景华，”他说，“一九五五年从新加坡回国，在南方大学教化学。一九六七年被关进来。”
他看着我，眼眶里闪着泪光。
“姑娘，如果有一天……如果还有人记得我们……替我告诉我新加坡的侄子，我回来了，我不后悔。”
他退后一步，身影开始变淡。
第二个人走过来。他约摸五十多岁，穿着老式的工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
“我叫李正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水稻的。”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骄傲，“我的研究成果，不知道后来有没有用上……”
第三个人走过来。他约摸三十多岁，削瘦，手里抱着那把琴。
“我叫田原，县文艺工作团的，拉小提琴的。”
他低头看了一眼琴，苦笑。“六五年，单位清理‘文艺黑线‘，分名额分不下去。我年轻，主动报名，说愿意下去锻炼。就把琴也带来了。”
他顿了顿：“结果再没出去。”
他抬起头：“那时刚结婚……不知道如今她还在不在，过得好不好……”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过来，告诉我他们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职业，自己从哪里来。
归国华侨、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音乐老师、报社编辑、图书馆管理员、工厂技术员、话剧团导演……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有的从国外回来，有的从大城市下放，有的原本就是这个县城的人。
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各自的梦想，各自牵挂的人，各自想建设的那个新中国。
但，都有相同的悲惨命运，在这栋楼里。
我一个一个听着，一个一个点着头，眼泪流个不停。
最后，那个中山装老人走过来。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姑娘，我姓杨，叫杨行远。”他说，“我以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
我点点头。
老人的手伸进口袋，摸索了半天，掏出一样东西。
是一张照片，发黄、破损，但还能看清上面的画面：一个年轻女孩，扎着两条辫子，穿着格子衬衫，站在一棵树下，笑得灿烂。
“这是我女儿。”老人的声音颤抖，“她叫杨笑梅，一九六七年的时候，和你一般大，二十六岁。”
我接过照片，看着那个笑容明媚的女孩。
她长得……竟然像极了我——她就是那个梦境里的女孩！
那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一个莫名的念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不是那个梦里，是更早……但我很快把那个念头甩掉了。
“她……”我轻声问。
老人的眼泪流下来。
“六六年，她刚入党，就跟我说：‘爸，以后我就是党的人了，我得对得起这份信任。‘后来，她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半年，那些人让她写检查，让她揭发别人，她宁死不写……她说，党教过她，做人要讲良心，要实事求是，要对得起人民！”
我的手在发抖。
“后来……”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后来她被判了‘现行反革命’，枪毙了。那年她才二十七岁。”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很低，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喉咙里硬挤出来：“她临刑前，那些人怕她在刑场上喊口号、‘乱说话’，竟然……竟然残忍地割断了她咽喉的声带……”
我的喉咙猛地一痛。
是梦里那种痛。我想喊却喊不出来，那种窒息的感觉。
我终于明白了梦境里的一切。
那个女孩，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她张着嘴，却说不出话……
她在梦里拼命想对我说的“救他”，她要救的“他”，是她的父亲，是杨行远的灵魂。
她想让父亲的灵魂摆脱这永无尽头的批斗，折磨，从这个鬼蜮的轮回里解脱出来。
我的眼泪滴在照片上。
“我因为这个，也被牵连进来，关到了这里。”老人继续说，“我临死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想看看她。可我没看着。”
他抬起头，看着我。“姑娘，你出去以后……能替我去看看她吗？”
我拼命点头：“她在哪儿？”
老人的嘴唇哆嗦着：“县城东边，有坐山。当年没人敢收她的尸，是几个老工人偷偷把她埋在那儿的。没有墓碑，什么都没有。但我记得那地方……山腰东边第三棵腊梅树底下。”
我把照片紧紧攥在手里。
“我记住了。”我说，“我一定去。”
老人看着我，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释然，还有一种父亲看着女儿时才有的温柔。
“你和她……真像。”他轻声说，“都那么倔，那么干净。”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第一个批斗我。
老人伸出手，想摸摸我的脸，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姑娘，谢谢你。”他说。
然后他的身影开始变淡，越来越淡，最后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光。
“杨老师！”我喊他，“你女儿叫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越来越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杨笑梅。微笑的笑，梅花的梅。替我告诉她……爸爸想她……”
光芒散尽。
走廊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
我跪在地上，攥着那张照片，哭得说不出话。
赵远走过来，轻轻扶住我的肩膀。
周晓雨也走过来，蹲在我旁边，握住我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