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中篇
我出了洪家的门，往南走。
身上除了那根银簪，就剩一套换洗衣裳。首饰全留下了，给德官。我没要洪家一分钱。走的时候，夫人站在廊下，看着我。她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我给她磕了个头，站起来走了。门在身后关上。我站在巷子里，太阳照在青石板上，白晃晃的。站了一阵，往城外走。
苏州城还是那个苏州城。街上人来人往，卖菜的，挑水的，赶车的。我顺着街走，走到河边。画舫还在。红灯笼还挂着。天还没黑，灯笼没点。船上的姑娘站在船头嗑瓜子，跟十年前一样。我在岸上站了半天。陈娘从舱里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粉扑得更厚了。她朝我招了招手。
“上来。”
我上了船。她把我带进舱，倒了碗茶。舱里还是那些锦垫，还是那些字画。我坐下来，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洪状元呢。”
“死了。”
“什么时候。”
“去年。”
她没再问，看了我一阵。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她给我腾了间舱。那间舱是我从前住过的，在船尾，小，但有个窗子，能看见河面。我把包袱搁在床上，坐下来。窗外的河水流着，灯影在水面上晃。我坐了一阵，把银簪拔下来，攥在手里。簪头上的鸾，磨得发亮了。我攥了一阵，插回头发里。
我又开始接客。跟十三岁那年一样。不同的是，这回我不用端茶了。陈娘让我直接接。头一个客是以前的熟客，开绸缎庄的周老板。他进了舱，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不是跟洪状元走了吗。”
“他死了。”
“那你……”
“回来了。”
他没再问。坐了半夜，走了。搁了银子在桌上。我没数，收进匣子里。
来的人比从前多。他们知道我是状元夫人，出过洋，见过德皇。有人专门来听我说洋人的事。我坐在榻上，跟他们说德皇怎么握手，俾斯麦怎么抽烟，柏林的街灯怎么亮。他们听得出神。说完了，上床。一样的。跟从前一样。
有一个客，三十来岁，瘦，看着像个读书人。他进了舱，没碰我，坐在桌前跟我说话。问我认不认得字。我说认得。他拿出一张纸，上头写了几个字，问我认不认得。我念了。他点头，又写了几个，我又念了。他搁下笔，看着我。
“你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投了女胎，又投在这地方。”
“我不觉得可惜。”
他看着我，看了一阵，把纸收起来，走了。后来他再来过两回，都是坐着说说话，没动我。再后来他不来了。
我攒了些钱。不多，但够花。陈娘年纪大了，船上的事管不动了，让我帮她管。我列册子，记姑娘们的接客数、首饰、衣裳。跟从前在洪家管书一样，一件一件记。陈娘翻了册子，说你这丫头心细。后来她索性把船上的事全交给我了。我管了半年，船上顺了。姑娘们服我，客人也认我。
我二十岁那年，陈娘死了。夜里睡着走的，没病没灾。我把她埋了，埋在她生前选好的地方，河边一片坡地上，能看见船。船我买下来了，挂我的名。我把“春花院”的旧布扯了，换了块新的，上头写“赵记”。不写别的。
船上的生意稳了，我又在岸上开了间铺子，卖胭脂。水粉。铺子不大，在观前街的一条巷子里。我找了个人我说看着，姓王，四十来岁，老实，会算账。我不常去，但每旬去盘一次账。账面清楚，我不挑。
那年秋天，德官来找过我。
她八岁了，瘦，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褂子，站在船头。船娘上来报，说有个小丫头找我。我出去看。她站在岸上，仰着头看我。我认出来了。她的眼睛像她爹。我下了船，走到她面前。
“你一个人来的？”
“嗯。”
“谁带你来的。”
“我自己。我跟家里人说去庙里上香。”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问的。我先去了观前街，看见你的铺子。铺子里的人说你在这儿。”
我看着她，看了一阵。她仰着头，不躲。
“你回去。”
“我不回。”
“你回去。你爹家才是你家。”
“我不想回去。他们对我不好。”
我蹲下来，跟她平视。
“他们对你怎么不好。”
“我娘，他们让我叫她娘。她不管我。哥姐们也不理我。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红了，但没哭。我伸手把她的衣裳领子整了整。
“你回去。等你大了，想来找我再来。现在不行。你在我这儿，洪家会来找。到时候你更难。”
她站着，没动。我站起来，从袖子里摸出块帕子，包了两块银元，塞进她手里。
“拿着。别让人看见。回去好好念书。念好了，将来自己来找我。”
她攥着银元，看了我一阵，转身走了。走了一段，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我站在岸上，看着她。她转过头，跑远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舱里，没点灯。窗外的河水流着。我攥着那根银簪，攥了一宿。天亮的时候，把簪子插回头发里。站起来，开了舱门。姑娘们已经起了，在船头梳头。日头照在河面上，亮堂堂的。我站到船头，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还在。在的。
我二十二岁那年，从苏州到了上海。
上海比苏州大，人比苏州杂。我在四马路找了个地方，挂了个牌子。上海的客人跟苏州不一样。苏州的客人讲面子，上海的客人讲排场。苏州的客人喝完酒才来，上海的客人喝着酒就来了。我学了两个月，把上海的规矩摸透了。
我手下的姑娘换了一茬。苏州带来的两个，一个嫁了人，一个回了乡下。我在上海新找了四个。都是苦出身，跟当年的我一样。我教她们怎么笑，怎么看人，怎么让客人掏钱。教完了，开张。
上海的日子比苏州忙。客人多，应酬多，事也多。有时候一天接两三个客，有时候一个不接。我把账记细，每一笔进出都上账。攒下来的钱，我置了些东西，两箱子衣裳，几件首饰，还有一张地契。地在城外，不大，一亩多。我不去种，租给人种。租子按年收，不涨。
有一天，铺子里来了个客，五十来岁，穿西装，戴眼镜，说话带广东口音。他坐下来，跟我聊天。说他从香港来，做茶叶生意，路过上海，听人说过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有什么好听的。他说，状元夫人，出过洋，见过德皇，上海滩谁不知道。我说，那些都过去了。他说，过去的事才值钱。他坐了一个时辰，走的时候搁了张银票。我没数，收进匣子里。
后来他又来过两回。第三回他跟我说，想娶我。我看着他，看了一阵。
“你图我什么。”
“图你这个人。”
“你知道我从前干什么的。”
“知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出身。”
“知道。”
“那你娶我回去干什么。当摆设，还是当丫鬟。”
“当太太。”
我笑了一下。那笑不热，也不冷。
“你有太太了。”
“离了。在香港。”
我看着他，没说话。他等着。过了一会儿，我把茶碗推过去。
“你喝茶。喝完了走。往后别来了。”
他看了我一阵，站起来，搁了张银票在桌上，走了。后来他没再来。我把银票收进匣子里。晚上躺在床上，翻了个身。那口气还在。
我二十四岁那年，从上海去了天津。
天津的租界里住着各色各样的人，做官的，做生意的，前清的遗老，新派的少爷。我在法租界边上找了个院子，开了个班子。班子不大，几个姑娘，一个厨子，一个老妈子。我坐在后头，不怎么接客了。来的都是熟人，有的说说话就走，有的留一宿。
在天津住了两年，我又到了北京。
北京城大，胡同深。我在八大胡同里找了个院子，不大不小，够用。挂的牌子还是“赵记”。北京的人比上海杂，比天津讲规矩。我稳着来，不急。先摸清了周围的邻居，哪个是旗人，哪个是汉人，哪个是官面上的人，哪个是帮派里的人。摸清了，再开张。
北京的日子稳，稳了两年。我攒了些钱，置了地，置了房。地还是城外那亩多，房在城里，两进的小院子，租给人住。租子不高，但月月有。我手下的姑娘换了几茬，有的嫁了，有的走了，有的留下来帮我管班子。
那天我坐在院子里喝茶，忽然想起洪钧。想起他在书房里教我念诗的样子。想起他攥着我的手，手从烫到凉。我搁下茶碗，站起来，走到屋里，把箱子打开。里头搁着一本旧书，封皮磨毛了，边角卷着。是他当年给我的那本《唐诗别裁》。我翻开，里头画圈的字还在，他填的字也在。最后一页，他写了一行字，字迹清瘦，是他的笔。我从前没注意过。那行字写的是——“鸾鸟出笼，各自飞。不怨天，不怨人。”
我把书合上，搁回箱子里。走出屋，坐在院里。太阳照在身上，暖的。我闭上眼，歇了歇。
（中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