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美这辈子只输过一场官司。
她自己的离婚官司。
那场官司她赢了。丈夫净身出户，房子归她，车子归她，存款归她。法庭上她把对方律师驳到哑口无言，把出轨证据一条一条摆出来，像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数学题。法官都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
走出法庭那天，她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哒、哒、哒，像在敲法槌。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笑。
她回家，把门关上。然后站在客厅中央，站了三个小时。一动不动。
她赢了。
但她最好的朋友没了。她丈夫没了。她对“对”的信仰没了。
从那以后，苏大美只穿深蓝西装。因为深蓝像法院的地板，像法律的封面，像所有不会骗人的东西。她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现在那家便利店，买一杯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不加任何可能让她想起“甜”这个字的东西。
她的人生格言是：证据。证据。证据。
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哭着问她：“苏律师，你就没有心吗？”
苏大美平静地回答：“有。但我的心只受理证据。情感不予立案。”
当事人当场愣住。陈小早在旁边听见了，默默给那个当事人多塞了两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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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美第一次注意到赵大萍，是因为一个线头。
那天她照常来买黑咖啡。柜台后面换了一个新面孔。灰夹克，头发随便一扎，面无表情。像从档案袋里走出来的人。苏大美扫了一眼——职业习惯，她看人只看三样：手、鞋、眼神。手稳不稳，鞋干净不干净，眼神躲不躲。
这个女人的手很稳。鞋很旧但干净。眼神不躲。
然后苏大美看见了那个线头。工服右下角，一根白色的线头，大概两厘米长。在深色布料上像一道划痕。
苏大美盯着那个线头。她有强迫症。一种职业性的强迫症。她的西装永远没有线头。她的文件永远没有折角。她的生活永远没有意外。线头代表失控。她不能容忍失控。
但赵大萍没发现那个线头。她只是把黑咖啡放在柜台上，说：“六块。”
苏大美拿起咖啡。走到门口。然后她停下来。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线头还在。
“新来的？”
“嗯。”
苏大美想说“你工服上有线头”。但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三圈，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你工服上有个线头。”
说完她就后悔了。这太不专业了。一个离婚律师，跟便利店店员说线头？她的当事人会怎么想？她的同行会怎么想？她死去的婚姻会怎么想？
但那个店员看了她一眼，低头把线头揪了。动作干脆利落。
苏大美转身推门出去。风铃叮当一声。
她走出去三步，突然想起一件事——那个女人揪线头的时候，手指上有茧。虎口和指尖。那种茧，是握过什么重物留下的。擀面杖？铁棍？还是……监狱里的什么工具？
苏大美摇摇头。她不该想这些。她只该想证据。
但她走远了之后，还是回头看了一眼便利店。
那个灰夹克女人正站在收银台后面，把硬币一枚一枚码好。正面朝上。整整齐齐。
苏大美心想：这个人有问题。正常人不会把硬币码那么整齐。
然后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黑咖啡。杯子上贴了一个标签，写着“苏女士”。
她每次来都买黑咖啡。但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姓苏。那个新来的怎么知道？
苏大美站在路口等红绿灯。红、绿、黄。她突然想起来——上周陈小早喊她“苏律师”，喊了三遍。那个新来的听见了。
她看着杯子上的“苏女士”三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圆珠笔写的，不是打印机打的。陈小早的字是圆圆的，像一颗一颗糖。但这个字，有棱有角，像一个人攥着笔，一笔一笔刻上去的。
苏大美把杯子转了一圈。在标签背面，还有一行小字——“黑咖啡伤胃。明天试试热牛奶。”
苏大美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然后她把杯子扔进了垃圾桶。
但她走出五步之后，又折回来，从垃圾桶里把杯子捡了出来。杯子上沾了灰。她用手指擦了擦。然后继续往办公室走。
高跟鞋踩在地上。哒、哒、哒。
比平时慢了一点。
··
第二天早上八点，苏大美准时推门进便利店。柜台后面站着赵大萍。
“黑咖啡。不加糖。”
赵大萍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去热了一杯热牛奶。放在柜台上。
“六块。”
“我说的是黑咖啡。”
“卖完了。”
“你身后那台机器上明明写着‘现磨黑咖啡’。”
“机器坏了。”
苏大美眯起眼。她走到咖啡机前面，伸手按了一下按钮。咖啡机嗡嗡响了，流出黑色的液体。机器没坏。
赵大萍面不改色：“哦。刚修好。”
苏大美盯着她。赵大萍也盯着她。两人对视了五秒。陈小早站在旁边，紧张得偷偷把手伸进兜里摸糖。她摸到了三颗。不够。她又摸了一遍。四颗。还是不够。她决定如果她们打起来，她就撒糖。撒糖应该能让人冷静下来。
但苏大美没有发火。她低头看了看那杯热牛奶。杯子上贴着标签，写着“苏女士”。背面还有一行字——“不喝可以，别扔。浪费。”
苏大美看着那行字。沉默了三秒。
然后她拿起牛奶，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她回头说了一句：“明天还是黑咖啡。”
“明天再说。”赵大萍说。
苏大美推门出去。风铃叮当一声。
陈小早目瞪口呆：“萍姐，你……你把苏律师的咖啡换了？她居然没告你？”
赵大萍面无表情地擦柜台。“她不会告。”
“你怎么知道？”
“她要是想告，昨天就告了。”
陈小早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她从兜里掏出四颗糖，放在柜台上。“萍姐，给你。你今天太勇了。这是奖励。”
赵大萍看着那四颗糖。“我不吃糖。”
“我知道。但你今天可以吃一颗。”
赵大萍看着糖。沉默了五秒。然后她拿了一颗。芒果味的。塞进嘴里。
陈小早笑了。“甜不甜？”
“不甜。”
“你嘴在动。”
“我在嚼。”
“嚼就是甜。”
“……”
赵大萍不理她了。但她把剩下三颗糖收进了口袋里。
··
那天下午，苏大美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离婚案的材料。原告叫周丽，三十五岁，家庭主妇，丈夫出轨，想争取孩子抚养权。
苏大美翻着材料。翻到第三页时，她停住了。原告的地址，和她十年前住的地方，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
她盯着那个地址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周女士吗？我是苏律师。你的案子我接了。明天上午九点，来我办公室。”
挂了电话，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小的裂缝，从灯管一直延伸到角落。她每天看这条裂缝。看了三年。从来没有修过。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夕阳正在落下去，橙色的光铺满了半边天。
苏大美看着那片橙色。突然想起陈小早塞给她的糖。她从来不吃。每次都是带回家，放在茶几上的一个玻璃碗里。碗满了，她就换一个更大的碗。现在那个碗里大概有两百多颗糖。各种颜色，各种口味。
她一颗都没吃过。但她也没扔过。
苏大美回到桌前，打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个女人在笑。一个是年轻时的她，头发很长，笑得很傻。另一个女人，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她前夫的出轨对象。
苏大美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十秒。然后她把它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是十年前的她写的——“大美和娟娟，永远的好朋友。”
永远。
苏大美把照片放回抽屉最深处。关好。
然后她拿起电话，打给便利店。
“喂。”
是赵大萍接的。
苏大美沉默了两秒。“今天的牛奶……还可以。”
电话那头也沉默了两秒。“嗯。”
“明天还是牛奶。”
“嗯。”
“不加糖。”
“知道。”
苏大美挂了电话。她发现自己的嘴角翘了一下。特别微小。但翘了。
她赶紧把它压回去。她是苏大美。离婚律师。婚姻终结者。不相信爱情的女人。
她不能笑。
但那天晚上，她回家后，从玻璃碗里拿了一颗糖。粉红色的包装纸。和陈小早第一次给她的一模一样。她剥开，塞进嘴里。
甜的。
苏大美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嘴里含着糖，面无表情。
然后她把灯关了。坐在沙发上。黑暗中，她嚼着那颗糖。一下，一下，一下。
像在咀嚼一个她不敢承认的事实。
证据确凿。
她一个人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