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赵大萍从监狱大门走出来。
铁门在身后合上，发出一声闷响。她站定，深吸一口气，准备迎接自由的味道。
然后她呛得咳了半天。
七年了，她忘了外面的空气里有尾气、有油烟、有早点摊飘过来的地沟油味儿。她吸了七年铁窗味，突然来这么一口，差点背过气去。
“赵大萍！出去别回头！”狱警在身后喊。
她没回头。她往前走了三步，停下来，从兜里掏出烟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根。她点上，吸了一口，蹲在马路牙子上，哭了。
哭到一半，烟烫了手。她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刚想去捡，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出狱了，不用再被扣分了。
于是她一脚把烟头踢飞。烟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三米外一个垃圾桶旁边。没进去。
“妈的。”她走过去，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七年了，连扔烟头都扔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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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比想象中还难。
“有案底啊？”招工的中年女人翻了个白眼，把她的身份证像飞牌一样弹回来。
赵大萍伸手接住。接得特别稳。毕竟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她练过。什么东西飞过来她都能接住。拖鞋、肥皂、隔壁床扔过来的扑克牌。结果现在唯一的用处是接身份证。
“我知道。”她把身份证收好，“打扰了。”
她走了十七家店。快餐店、洗车行、保洁公司、菜市场。
第十八家店的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姓周，戴一副油腻腻的眼镜。他看了赵大萍的身份证，又看了她一眼，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坐过牢？”
“嗯。”
“什么罪？”
“故意伤害。把人打成了重伤。”
周店长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按灭。然后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像在拍卖行鉴定一幅画。
“我也坐过。八年。出来的时候比你还惨，连身份证都没有。”
赵大萍眼睛一亮：“大哥——”
“别叫大哥。叫周店长。”他把一件荧光粉的工服拍在柜台上，“夜班。凌晨三点到早上九点。一个月三千八。干不干？”
赵大萍拎起工服，上面有一股消毒水和烟味混在一起的味道。荧光粉。她在监狱里穿的是灰的。七年，全是灰的。现在让她穿荧光粉？
“有别的颜色吗？”
“没有。”
“干。”
“今天开始。”
“行。”
周店长又点了一根烟，眯着眼看她：“你这种人，我懂。没地方去。是不是？”
赵大萍抱着工服，沉默了两秒。
“周店长，你说话能别这么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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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五十分，赵大萍站在便利店收银台后面。
荧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白得刺眼。玻璃门外，红绿灯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上变来变去，红、绿、黄、红、绿、黄，像某种永远在转但永远不动的钟。
赵大萍理了三遍货架。每一排饮料的标签都朝外，间距精确到一指宽。又擦了四遍收银台。最后实在没得擦了，她开始擦收银机。
她把收银机拆开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拆收银机。大概是在监狱里太无聊，什么东西到她手里都能拆了再装上。她甚至拆过监狱的电视机，没被发现，又装回去了。那是她五年牢狱生涯最辉煌的成就。
三点十七分，第一个客人。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领带歪了，眼睛通红，身上一股酒味。他买了一瓶水和一包烟，把一张一百的拍在柜台上。
“找零。”赵大萍说。
男人没反应。她抬头，发现他正盯着她看。
“你……”男人眯起眼，“你是不是那个……那个新闻上的？打伤人的那个？”
赵大萍的手指在收银机上顿了一下。
“一共三十六块五。”
男人酒醒了一半，抓起零钱和水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她一眼，像看动物园里的什么动物。
“看什么看，”赵大萍说，“门票五十。”
男人落荒而逃。玻璃门关上，风铃叮当响了一声。
赵大萍低头继续拆收银机。她拆得极其熟练，五分钟不到，整个收银机变成了一桌零件。然后她又用了五分钟，把它装回去了。
一个零件都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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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天边开始发白。
赵大萍端着一杯热豆浆，站在便利店门口。对面早餐摊刚开的，一块钱一杯。她很久没喝过豆浆了。监狱里只有白水和一种叫“营养粉”的东西。
营养粉的配方是：石灰水，加一点点绝望，再加一点点更绝望。
她小口小口地喝豆浆。烫得嘴疼。但她忍着。
七年了。七年没喝过烫嘴的东西。监狱里的汤永远是温的，不冷不热，和监狱的日子一样。
十字路口开始有车了。一辆公交车缓缓驶过。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戴耳机的姑娘靠在窗边。
姑娘经过便利店时，和赵大萍对视了一秒。然后公交车开走了。
赵大萍盯着那辆公交车消失的方向，突然想起女儿。
小雨今年十一岁了。上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她算不清。她进去的时候，小雨四岁，刚上幼儿园。最后一次见面，小雨隔着玻璃喊了一声“妈妈”，她没敢应。
她怕自己一应，就再也走不出来了。
豆浆凉了。赵大萍把杯子扔进垃圾桶——这次扔进去了。
她回到收银台后面，从塑料袋里摸出那个铁皮盒子。365封信，一封封码得整整齐齐。她抽出最上面一封。
小雨：
妈妈今天在监狱里学会了一首歌。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妈妈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
因为妈妈觉得，自己不配。
但是妈妈今天又学了一首歌，叫“阳光总在风雨后”。
妈妈觉得这首歌是骗人的。
因为妈妈蹲了七年，还没看见阳光。
但妈妈会继续等的。
等你长大。
赵大萍把信折好，放回盒子。盖上盖子。塞回塑料袋最底层。
然后她抬起头。
玻璃门外，天已经全亮了。
门口传来脚步声。赵大萍抬起头。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姑娘推门进来，扎着马尾，脸上笑得像一颗糖成精。她看见赵大萍，眼睛一亮，像发现了新大陆。
“你是新来的夜班？我叫陈小早！白班的！”
她伸出手。赵大萍看着那只手，没有握。
“赵大萍。”
“萍姐！以后咱俩就是搭档了！”陈小早收回手，一点都不尴尬，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放在柜台上，“见面礼！吃糖！”
赵大萍看着那颗糖。粉红色的包装纸，在荧光灯下亮得刺眼。
“我不吃糖。”
“那给你闺女吃！”
赵大萍的眼神暗了一下。
“我没有闺女。”
陈小早的笑容凝固了。空气安静了三秒。赵大萍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然后陈小早从兜里又掏出一颗糖。
“那给你自己吃。”
她把两颗糖并排放在柜台上。
“萍姐，你上夜班，半夜肯定饿。糖能顶一会儿。别嫌弃。”
赵大萍看着那两颗糖。沉默。
“下一位。”她说。
陈小早系上围裙，站到赵大萍旁边。两个人并肩站在收银台后面，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玻璃门外，太阳完全升起来了。
赵大萍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了什么。她掏出来一看——是陈小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塞进去的一颗糖。粉红色包装纸。
她攥在手心里。
早班的人陆续来了。第一个进门的，是一个穿深蓝西装的女人，头发一丝不乱，高跟鞋敲在地上像法槌。她走到柜台前。
“黑咖啡。不加糖。”
赵大萍去热咖啡。陈小早凑过来小声说：“这是苏律师，每天都来。从来不笑。有一次我给她多塞了一颗糖，她盯着我看了十秒，然后说‘你多塞的这颗糖，如果我要了，算不算不当得利？’”
“算不算？”
“我不知道。我差点哭了。”
赵大萍把黑咖啡放在柜台上。苏律师拿起杯子，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她顿了一下，回头看了赵大萍一眼。
“新来的？”
“嗯。”
苏律师盯着她看了两秒。“你工服上有个线头。”然后推门出去了。风铃叮当响了一声。
陈小早目瞪口呆：“她跟你说了七个字！她跟我最多说四个字！”
赵大萍低头看了一眼工服。果然有个线头。她把它揪了。
她摊开手心。那颗糖还在。粉红色包装纸被攥得皱巴巴的。
她把它放在收银台上。正中间。
阳光照进来，照在那颗糖上。
赵大萍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她把它拿起来，剥开，塞进了嘴里。
甜的。
她面无表情地嚼着，转身去理货架。
身后，陈小早偷偷笑了。
“萍姐，”她喊，“你笑啥？”
“我没笑。”
“你嘴在动。”
“我在嚼糖。”
“嚼糖就是笑。”
“……”
赵大萍不理她了。
但陈小早看见，萍姐在货架后面偷偷把糖纸展平了，叠好，塞进了口袋里。
玻璃门外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还在变。红、绿、黄。
天亮了。
但赵大萍知道，她属于黑夜。至少现在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