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的是下午两点的大巴。
省城到县城,三个半小时。我没坐高铁,高铁太快,快到我来不及想清楚一些事。大巴慢,走国道,一路停停走走,窗外的景一晃一晃地往后退,刚好够我把这两天的事捋一遍。
上车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到县城大概五点半。他嗯了一声,问我吃没吃饭。我说路上买点。他说茶楼今天有客人,让我回去再说。挂了。
买票的时候,售票员问我去哪儿。我说县城。她说县城哪。我说就县城,终点站。她看了我一眼,撕了张票给我。
我这两年出门,都是自己开车。这次没开,是想坐一回慢车。有些时候,方向盘在自己手里,人反而看不清路。
车上人不多,后排有个小孩在哭,哭了一会儿睡了。我靠着窗,槐安路那间茶馆的样子一直在脑子里过——高振海坐在我对面,点烟,弹烟灰,说"没有人是干净的,也没有人是该死的"。
我把那张名片从口袋里摸出来,看了半天。上面就一个名字,一个手机号。没公司,没头衔,没地址。
一个省城的人,名片上什么都不敢印。
这种人,比印满了头衔的人难对付。
车开到一半,郑斌打了电话来。
"到哪儿了?"
"快到了。"我说。
"那两百万,我让人摸了摸金盛的关联户。"他说,"金盛注销之前,账上还剩一笔钱,转出去了。转给一家公司,叫安平投资咨询。"
"安平?"
"注册地在省城,法人挂的是个七十岁的老太太。"郑斌说,"身份证是真的,人也是真的——退休教师。这种挂名的,你懂的。"
"背后是谁?"
"还没查出来。"他说,"但有一点——这家公司,五年前注册的。五年前,孙国栋还活着。"
我没说话。
"也就是说,"郑斌说,"这条钱路,孙国栋死前就铺好了。他死了,路还在。高振海只是看路的,不是修路的。"
"修路的是谁?"
"不知道。"他说,"查这条线,比查高振海难。高振海至少还有名有姓,这条线,全是壳。一层套一层,套到最里头,是空的。"
他停了一下。
"你先回县城是对的。"他说,"省城这边我盯着。但有句话我得说——你查到什么,别自己扛。"
"知道了。"我说。
挂了。
车还在国道上跑,两边是收了庄稼的田,光秃秃的,一行行电线杆往后退,像退不完似的。我靠着窗,把那句"修路的不是高振海"在心里过了两遍。
高振海说他是看路的。可看路的,为什么要见我?看路的人,不会为一段别人的路,专门跑一趟。
除非,他看的这条路,也曾经是他自己的。
到县城的时候,天擦黑了。
我没直接去茶楼,先回了金水街28号。公司里灯还亮着,张叔在,坐在桌前算账,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看见我进门,他站起来。
"回来了?"
"嗯。"我说,"这两天公司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他把账本合上,"有几件小的,都不急。老鬼那边的货,进了第一批,李麻子盯着,账走得清。"
我心里动了一下。
老鬼那条线,还是老规矩——不要茶楼股份了,改三年烟酒供货,批发价低一成。他进去以后,货断了一阵,这两天第一批才算重新落了地。
"货款怎么结的?"
"月结。"张叔说,"李麻子说,老鬼那头规矩,月底对账,一分不差。他盯着,你放心。"
"李麻子人怎么样?"
"挺好。"张叔说,"就是话少。一个人守着仓库,谁都不让进。前两天下雨,仓库漏了,他自己爬上去修的,摔下来崴了脚,也没吭声。"
我没说话。
李麻子这个人,蹲了二十八年牢,出来话少,是有缘由的。他把当年那笔账还给清——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一句谢谢。
"还有别的事吗?"
"哦,对。"张叔想起来什么,"你爹那边,茶楼来了个人,坐了一下午。"
我停了一下。
"什么人?"
"没说是谁。"张叔说,"穿得挺体面,西装,看着不像本地人。点了一壶茶,坐了一下午,也没干别的。你爹陪着坐了会儿,后来那人就走了。"
"走之前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张叔想了想,"就跟你爹说了句'让你儿子别太累'。"
让你儿子别太累。
我站在门口,没动。
这句话不重,但压在心里,沉。
我在公司坐了一会儿。桌上摊着这些天的东西——宏远的流水,盛元的注销单,还有陈明远交来的那份笔记本复印件。我翻了两页,又合上。
手机响了。陈明远。
"林野。"他的声音有点哑,"我妹那边,我跟她说了。"
"她怎么样?"
"哭了一场。"他说,"哭完就好了。她说她想去看看我爸。我打算明天陪她去。"
"应该的。"
"还有件事。"陈明远顿了一下,"上次那张合影,我交给检察院了。这两天我又翻我爸的东西,翻出一个旧信封,里头还有一张。"
"什么样的?"
"也是老照片,黑白的,比那张还旧。"陈明远说,"不是城建局门口那张,也不是表彰会那张——是在一间屋里拍的,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像吃饭的时候随手照的。我爸在,赵科长也在。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脸被人用刀片划掉了。"
"划掉了?"
"划得很深,纸都破了。"陈明远说,"我爸生前从没提过这个人,背面也没写字。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不是我手里那张1995年的合影。那张上的人,我认得全。这是第三张。
"照片你先收好。"我说,"别动。等我回省城。"
"好。"他说,"你什么时候来?"
"看情况。"我说,"快的话,过两天。"
挂了电话。
我又坐了一会儿,天彻底黑了。街上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顺着巷子往远处排。
我去茶楼的时候,快六点了。
茶楼里人不多,傍晚这个点,客人刚散,伙计在收拾桌子,拖把在地上拖出一道道水痕。父亲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上,面前一杯茶,没怎么动,茶汤的颜色深得发黑,估计泡了很久了。
我坐下,伙计过来想给我倒茶,我摆摆手,让他去忙。
茶楼开了大半年。八月二十号那天重开,门口挂了块匾,提刀作废。这四个字,我爹当初看着,没说什么,就是那天多喝了两杯。
这半年,茶楼不赚不赔,够养几个伙计。我爹把它当命根子。他这辈子,前半截在债里泡着,后半截在这间茶楼里坐着。他说,人得有个地方,让坐下的人觉得踏实。
他看见我进来,抬了抬眼。
"回来了。"
"嗯。"我坐他对面,"今天谁来了?"
父亲没马上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去,杯底磕在桌上,响了一声。
"不认识。"他说,"穿西装的,五十来岁,说话慢。下午两点来的,坐到四点半走的。"
"说什么了?"
"东拉西扯。"父亲说,"先是问茶楼生意,后来问你是不是在省城。我说是。他就不说话了,坐着喝茶。走的时候,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说了句'让你儿子别太累,有些事,不是他一个人能扛的'。"
我看着父亲。
"你怎么说?"
"我说,我儿子的事,我不管。"父亲说,"他扛得动扛不动,他自己知道。"
我没说话。
父亲又喝了一口茶。
"小野,"他说,"那个电话,是谁打的,查到了吗?"
"查到了个大概。"我说,"省城一个叫高振海的。当年孙国栋的白手套。"
"他让你别查了?"
"嗯。"
父亲放下杯子。他看着窗外,外面黑了,路灯亮了,有人骑车从窗底下过去,铃铛响了一下。
"他什么来头?"父亲问。
"省城的人。"我说,"管着一条钱路,三十年。"
父亲没接话。他把杯子又端起来,放下去,杯里的茶早凉了。
"你爷爷当年,"他说,"也有人来找过他。"
我抬起头。
"什么时候?"
"他快没的时候。"父亲说,"也是这么一个人,穿得体面,来家里坐。跟你爷爷说了半天话。我在里屋,没听清。后来那人走了,你爷爷坐在门槛上,坐了半宿。第二天他就去了省城。"
"去找赵科长?"
"嗯。"父亲说,"回来的时候,脸是青的。被人打的。我问怎么了,他不说。三天后人就没了。"
我盯着父亲。他五十多了,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很深。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爸,"我说,"那个来家里的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记不清了。"父亲说,"三十年了。就记得他个子不高,走路有点拐。"
个子不高,走路有点拐。
我想起前几天在银行见的那个李副行长——个子不高,走路有点踉跄。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
"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个?"我问。
父亲没回答。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把随身的包拉过来,从里面把那本蓝皮账拿出来,放在桌上。
那本账,自从前些日子从樟木箱底下拿出来,我就一直带在身上。省城那一趟,我给高振海看过,回来揣进包里,没再放回去。蓝皮的封面上有一块洇开的深色,纸黄得发脆,边角卷着。
爷爷的暗账。
我翻开来。里面的字是毛笔写的,小楷,一笔一画,很工整。前面的页上记着几个名字和数字,后面画着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像账,又不完全是账。这些页我翻过好几遍,看不懂,也就没细看。
翻到中间,有一页,字迹跟别的不一样,是铅笔写的,很淡,像是随手记的。
我凑近了看。
上面写着三个字:振海,孙。
后面跟着一个数字:两百万。
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
振海,孙。两百万。
那两百万,是宏远转给金盛的。
爷爷的账上,记着。
可是爷爷死在三十年前。宏远转钱是去年的事。
这不对。
我把本子举到灯下,细看那一页。纸是旧的,黄得发脆,边角起了霉斑。可铅笔的那几个字,压在纸上的印子很浅,笔锋是新的——不像记了三十年,倒像是最近才落的笔。
我又翻了翻前后的页。别的字都是毛笔,墨色沉,有楷书,有行书,笔画有轻有重,看着像是分了好几年写的。只有中间这一页,铅笔,字歪歪扭扭,跟旁边不是一个手。
我把这页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比正面更淡,勉强能认出来:
"他要是找上门,说一句——钱我记着,人别动。"
我拿着那本册子,手有点抖。
爷爷三十年前,怎么会知道两百万,知道振海?
除非——这页不是爷爷写的。
我抬起头,看着父亲。
"爸,"我说,"这本册子,中间这页,是你写的?"
父亲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
我想起上回问他账本,他说他没动过。
"去年写的。"他说,"你开始查那个账的时候,我知道瞒不住了。有些事,我得让你知道。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写在这里,你翻到就翻到,翻不到......"
他没说下去。
"你为什么写'振海,孙'?"我问。
"因为那笔钱。"父亲说,"你爷爷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钱是替人看着的,看不住,就算了,但账得记着,谁经的手,记给谁看。"
"那你写'两百万'是什么意思?"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去年,"他说,"老鬼手底下那个吴海,来找过我。说要跟我做笔生意。我没答应。后来我听说,宏远那边有笔钱,两百万,不知去了哪儿。我就想起你爷爷那句话——账得记着。我把它记在这页上,是想提醒自己,也想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提醒你,"父亲说,"你要查的那条路,不是从你爷爷开始的。你爷爷只是中间的一段。路的两头,都还有人。"
我看着父亲,半天没说话。
原来这半年,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查。父亲没说,但他一直看着。他把话说成这样,绕了三十年,才绕到我面前。
窗外有车过,灯光扫过墙上,一晃就没了。
我把那本册子合上，揣回包里。
父亲看着我把册子收好，没拦。他只说了一句："你爷爷的东西，早晚是你的。"
我说："爸，这半年的货，李麻子盯着，你少操点心。"
他嗯了一声。
外面传来了声音。茶楼的门被推开,一个男人走进来。穿西装,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走路有点拐。
我看着他,心里咯噔一下。
那是银行里那个李副行长。
我在银行见过他一面。前几天郑斌递协查申请，去银行调流水，最后是他签的字。他说他姓李，管信贷的副行长。个子不高，走路有点拐。
那天我没多想。现在想，那天的每句话，都得重新过一遍。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笑了一下。
"林老板,"他说,"又见面了。"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