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热得邪乎。
老房子里那台旧电扇转了十几年了，扇叶上积着灰，转起来嗡嗡响，吹出来的风都是温的。小宇光着膀子在凉席上滚来滚去，背上起了一片痱子，娘用马齿苋煮了水给他擦，擦了两天，消了点，一出汗又起来了。
馆子已经关了。门上贴了张白纸，写着"暂停营业"，是我写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关了有一个多月了，新店面一直没找着。回迁房还没盖好，说是2011年才能交，这中间两年，我们一家得租房子住。
我那阵子天天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看门面。合适的太贵，一个月光租金就两千多，我掏不起。便宜的位置孬，在胡同深处，没人去。转了一个多月，没个结果。苏晓燕在街道办上班，工资不高但稳定，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钱。我没收入，坐吃山空，心里慌得很。
有天晚上，苏晓燕跟我说："要不先找个活干着，馆子的事慢慢来。"
我说："我除了做饭还能干啥？"
她说："去饭店给人打工也行啊，先挣着钱。"
我没接话。给人打工？我自己开了四年馆子了，现在去给别人打下手，脸上挂不住。但我也知道，她说得对，一家子要吃饭，不能干等着。
有一回，我在南门口看见一个门面，原来也是个饭馆，老板不干了，要转让。位置不错，临街，六十多平，我进去看了看，灶台、桌椅、冰柜都有，接手就能干。我问老板转让费多少，他说八万，房租一个月三千。
八万。我手里全部积蓄加起来，才五万出头。我说"老板，能不能便宜点"，他摇了摇头，说"这价已经很低了，你不要，后面还有人等着看呢"。
我出来了，站在门口，抽了根烟。南门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站在那儿，觉得自己特别渺小。五万块钱，连个转让费都不够，还开啥馆子。
回家的路上，经过老运河，我在河边站了一会儿。水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我想，我爹开馆子的时候，手里有多少钱？那时候他从码头扛包攒了点钱，租了个门面，买了锅碗瓢盆，就开起来了。那时候便宜，房租一个月几十块钱，现在呢，啥都涨了，就是我的积蓄没涨。
爹的身体越来越差。高血压、关节炎，加上前年查出来的冠心病，医生说不能累着，不能生气。他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偶尔起来，搬个小马扎在门口坐一会儿，看着运河发呆。烟倒是没戒，一天抽半包，娘骂他，他也不吭声，照旧抽。
有天下午，我从外面看门面回来，看见爹坐在门口，手里攥着个东西。走近了一看，是那把用了几十年的大铁勺。勺柄磨得发亮，勺头边上缺了个口。他就那么攥着，看着运河，一句话不说。
我站在他身后，没出声。站了一会儿，我说："爸，回屋吧，外面热。"
他没动，过了半天才说："这勺子，跟了我三十年了。"
我说："嗯，收好了，以后还用。"
他把铁勺递给我，说："你收着吧，我用不上了。"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铁勺上还沾着一点油渍，是甏肉的油。
老街坊走得差不多了。
东边胡同里的老李家，开春就搬了，儿子在高新区买了房，一百二十多平，带电梯。老李走那天，来馆子里坐了一会儿，说"长安啊，以后吃不着你家的甏肉了"，我说"李叔，等我重新开了，你过来，我给你免单"。他笑了笑，没说话，走了。
西边卖五金的老周，搬到了王母阁那边。张婶的菜煎饼摊子也没了，听说在亲戚家借住，等回迁。整条街上，剩下的没几户了，晚上黑灯瞎火的，安静得让人不习惯。
以前这个时候，街上热闹着呢。吃完饭，街坊们搬着小板凳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聊天，小孩跑来跑去。运河边的树林里，有人摸知了猴，有人下象棋，有人拉二胡。现在呢，走在街上，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
有天下午，对门的刘婶过来了，拎着一兜子桃子，说是自家树上结的，给我们尝尝。刘婶六十多了，在这条街上住了四十年，男人前几年走了，一个人过。她也要搬了，儿子在青岛，接她过去住。
"长安啊，我后天就走了，来跟你说一声。"刘婶把桃子放在桌上，搓了搓手。
我说："刘婶，去青岛好，儿子在身边，有个照应。"
她叹了口气，说"好是好，就是舍不得这地方。住了四十年了，闭着眼都能摸到厕所，到了青岛，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说："慢慢就熟了，到哪儿都有邻居。"
她摇了摇头，说"不一样，老街坊跟新邻居，能一样吗。我在这儿，你娘借我碗醋，我借你娘头蒜，来来往往的，都是情分。到了青岛，对门住的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没接话。她说的是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咋劝。
刘婶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长安，你爹那馆子，以后还开不？"
我说"开，等回迁了，在小区门口再开一个"。
她点了点头，说"开就好，你家的甏肉，我吃了二十多年，以后吃不着了，还怪想的"。
说完，她走了，背影小小的，一步一步地挪，走到胡同口，拐了个弯，不见了。
那兜子桃子，我放了两天，没人吃，后来坏了，扔了。
二强倒是常来。他还没搬，在等回迁，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拎两瓶啤酒，弄两个凉菜，坐在馆子里喝。
"长安，你说这以后住了楼房，还能这么喝酒不？"二强灌了一口啤酒，打了个嗝。
"咋不能，楼房里也有桌子。"
"那不一样，楼房里关着门，谁也不认识谁，喝着没劲。"
我没接话。他说的是实话，但我不想承认。
七月底的一个傍晚，天刚擦黑，小宇拽着我的衣角说："爸，咱去摸知了猴呗。"
我愣了一下。这孩子，五岁了，还没摸过知了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一到夏天傍晚，拿着手电筒就往树林里钻，一晚上能摸二三十个，回来用盐水泡上，第二天炸了吃，香得很。
"中，走。"我说。
我找了个旧手电筒，装了两节电池，又拿了个塑料瓶子，瓶盖上扎了几个眼透气。小宇兴奋得不行，换了双旧球鞋，拉着我就往外跑。
运河边的那片树林还在，但已经被围起来了，蓝色的铁皮围挡，上面喷着"拆"字。我们从一个缺口钻进去，里面的草长得老高，没过了小宇的腰。蚊子多，一进去就围着人转，我拍了两下，拍死一只，手上沾着血。
"爸，知了猴在哪呢？"小宇压低声音问，好像怕吓跑了什么。
"在树上，刚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呢。你看树干，仔细看，一个黄褐色的小东西。"
我打开手电筒，光柱扫过一棵老柳树的树干。照了一圈，没找着。又换了一棵，在离地面半米高的地方，看见一个黄褐色的小东西，正慢慢往上爬，六条腿一动一动的。
"看见了！"小宇叫起来，"爸，那个是不是？"
"是，轻点，别吓着它。"
小宇伸出手，又缩回来，说："它会不会咬人？"
"不咬人，它就会爬树，嘴都没长全呢。你捏住它，放瓶子里。"
小宇哆哆嗦嗦地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知了猴的后背，赶紧扔进瓶子里，然后咯咯地笑。那个笑，在空荡荡的树林里传得老远，惊起了树上的几只鸟。
我们摸了一个多小时，抓了十几个。中间有一次，小宇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发现了两个，高兴得跳起来，差点把瓶子摔了。还有一次，他摸到一个已经蜕了壳的，嫩绿色的，翅膀还没展开，他说"这个好看"，舍不得放瓶子里，捧在手心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了。
回家的路上，他抱着瓶子，跟宝贝似的，走两步就低头看看。衣服被草汁染绿了，手上沾着泥，脸上也是一道一道的。
回到家，娘把知了猴倒在盆里，用清水淘了两遍，然后撒上盐，倒上水，泡上。"泡一晚上，把泥吐干净，明儿炸了吃。"
小宇蹲在盆边看了半天，问："奶奶，它们会不会死？"
娘说："傻孩子，本来就是吃的。"
小宇没再问，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跑出去玩了。
第二天中午，娘烧了油锅。油是花生油，倒在铁锅里，烧到七成热，把泡好的知了猴沥干了，一个一个下进去。滋啦一声，油花四溅，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整个屋子都是那个味。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控控油，撒上点盐面，端上桌。
小宇不敢吃，盯着盘子看了半天，咽了口唾沫。我捏起一个，咬了一口，咔嚓响，外酥里嫩，咸香适口。
"好吃，你尝尝，不骗你。"
小宇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亮了。"爸，真好吃！"
他一口气吃了五六个，嘴角都是油，手上也油乎乎的。爹坐在旁边，没吃，看着小宇吃，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爸，你也吃两个。"我说。
他摇了摇头，说："牙口不行了，咬不动了。"
我没再劝。我知道，他不是咬不动，是没心情。
那是我们在老房子里吃的最后一顿知了猴。
八月中旬，搬家的日子定了。租的房子在越河那边，一个老单元楼的三楼，两室一厅，月租六百块钱。地方不大，墙皮有点脱落，但有自来水，有煤气，能住。
搬家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馆子里待到很晚。
六张方桌，已经搬出去四张了，剩下两张靠墙放着。后厨的大砂锅还在，煤炉拆了，灶台上蒙着一层灰。墙上贴着的"本店特色"菜单，边角卷起来了，用透明胶带粘着，上面写着"甏肉干饭 5元""卤煮 8元""煎包 1元/个"。
我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抽了根烟。
1982年，我爹开了这个馆子，那时候我六岁。二十七年了，我从一个在馆子里钻来钻去的小孩，变成了这个馆子的主人。现在，它要关了。
不是永远关，是暂时的。等回迁房下来，在小区门口再找个门面，重新开。但我心里没底。重新开，还能有以前的客人吗？还能有以前的味道吗？以前的客人，有的搬走了，有的老了，有的不在了。味道呢，煤炉换成了煤气灶，大砂锅换成了不锈钢桶，能一样吗？
我掐了烟，站起来，走到后厨。大砂锅里还留着一点老汤，已经凝住了，上面一层白油。我找了个盖子盖上，心想，这汤得带走，到了新地方还能用。
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灶台。煤炉拆了，灶台上空落落的，只有那把大铁勺挂在墙上，还有一把菜刀，一块案板。我突然想，最后再炖一锅甏肉吧，在这个灶台上，最后炖一次。
我从冰箱里翻出一块五花肉，还剩二斤多，是前几天买的，本来打算自己吃的。我把肉切成长条，下开水里焯去血沫，捞出来，码在大砂锅里，倒上酱油，抓了一把八角桂皮，添上老汤，又加了点水。
煤炉没了，我用煤气灶，小火，咕嘟着。
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酱油的香味，八角桂皮的香味，混在一起，弥漫了整个馆子。我坐在灶台旁边，看着锅，听着肉响，什么也没想，就那么坐着。
炖了两个多小时，肉烂了，汤浓了。我关了火，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过来，肉香扑鼻。我用铁勺翻了翻，肉色红亮，颤巍巍的，用筷子一戳就透。
我盛了一碗，浇了点汤，就着白天剩下的一个馒头，吃了。
好吃。还是那个味，跟我爹做的一样，跟我做了四年的一样。但吃着吃着，心里不是滋味。这是在这个馆子里，最后一锅甏肉了。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个灶台上炖肉。
吃完了，我把锅刷了，把灶台擦了，把铁勺挂回墙上。一切都收拾干净了，跟每天打烊一样。但我知道，明天不会再开火了。
又走到门口，抬头看招牌。
"谢家甏肉干饭"，六个字，木头的，红底黄字，漆都掉了，边角也裂了，"饭"字的最后一笔已经看不清了。这招牌挂了二十七年，风吹日晒，早就旧了。
我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把招牌上的螺丝一个一个拧下来。螺丝锈了，拧着费劲，我用扳手别了半天才拧下来。拧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手有点抖。招牌不重，十来斤，但我抱在怀里，觉得沉。
我把招牌靠在墙边，用抹布擦了擦上面的灰。擦完，找了块旧布包起来，绑在三轮车后面。
回到屋里，我又坐了一会儿。听见运河里有船过，柴油机的声音，突突突的，越来越远。
第二天一早，搬家公司的车来了。其实也没啥可搬的，家具大部分都旧了，能扔的扔，能带的带。娘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连个用了十几年的洗菜盆都要带上，盆底已经漏了个小眼。
"妈，这盆都漏了，带它干啥，到那边买个新的。"
"漏了补补还能用，扔了怪可惜的。你爸我俩那时候，啥东西不是用了又用。"
我没再说啥，由着她。
爹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着人搬东西，一句话不说。苏晓燕抱着小宇，小宇还没睡醒，揉着眼睛，问"妈，咱去哪"。
东西装完了，搬家公司的人说"师傅，还有啥要搬的不"，我看了一圈，说"没了"。
我最后一个进屋，每个房间看了一遍。后厨、前厅、里屋、爹娘的屋子、我和苏晓燕的小屋，还有小宇出生后搭的小隔间。每间屋子都空了，墙上还留着家具靠过的印子，地上有扫不干净的灰。小宇小时候在墙上画的画还在，歪歪扭扭的，一个太阳，一个人，写着"爸爸"。
我关了灯，锁了门。
钥匙交给拆迁办的人，他在本子上画了个勾，说"行了，可以走了"。
我骑上三轮车，苏晓燕和小宇坐在后面的行李上。小宇问："爸，咱们去哪？"
我说："回家。"
三轮车蹬起来，吱呀吱呀响。经过馆子门口的时候，我没回头。后面的招牌在三轮车上晃了晃，碰了一下车帮，发出一声闷响。
运河里的水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岸上的老槐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在树上叫，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
我蹬着三轮车，越走越远。老房子在身后，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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