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拆迁的消息就传开了。
先是有人在胡同口贴了张公告，红纸黑字，写着"旧城改造项目公示"，下面列了一大串街名胡同名，我们这条街就在里头。公告贴出来那天，围了一圈人，有戴眼镜的，有抽烟的，有抱孩子的，都在那儿看，看完了就议论。
"真拆啊？"
"那还有假，公告都贴出来了。"
"拆了住哪去？"
"说是回迁，等个三五年就回来了。"
"三五年？谁知道呢。"
我站在人群后头，看了一眼，心里头咯噔一下。馆子在这条街上开了二十六年了，从我六岁那年开张，到现在我三十二岁，半辈子都在这条街上。说拆就拆，心里头不是滋味。
回到馆子，娘正在择菜，爹坐在门口剥蒜。我说："妈，街上贴公告了，咱这条街要拆。"
娘手里的菜停了一下，说："真的假的？"
"真的，红纸黑字，都围着看呢。"
娘没说话，继续择菜，但择得慢了，一根豆角择了半天。爹在门口，剥蒜的手也停了，坐在那里，看着运河，半天没动。
那阵子，整条街都在议论拆迁的事。
有人高兴，有人愁。高兴的是年轻人，早就不想住老房子了，没暖气没煤气，冬天冷夏天热，拆了能住楼房，有暖气有煤气有电梯，多好。愁的是老年人，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街坊四邻都熟，拆了各奔东西，以后见面就难了。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拆迁办的人来了。
两个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年纪大的，拿着卷尺和记录本，挨家挨户地量房子。量到我们家的时候，年轻的那个拿着卷尺量了量屋子的长宽，年纪大的在本子上记。我娘在旁边问："同志，这咋补偿啊？"
年纪大的说："按面积补，一平米换一平米，回迁的时候多退少补。"
娘说："那馆子呢？馆子是门头房，跟住房一样补？"
年纪大的说："门头房有门头房的标准，到时候会有详细的补偿方案，贴出来你们就知道了。"
娘还想问，人家已经走了，去量下一家了。
爹全程没说话，站在门口，看着那两个人量完了走，然后转身进了屋，坐在小板凳上，又开始剥蒜。但那天他剥蒜剥得特别慢，一头蒜剥了半天，蒜皮扔了一地。
二强是最高兴的一个。他跑来跟我说："长安，终于要拆了！我早就不想住这破房子了，一下雨就漏，冬天冻得跟孙子似的。拆了咱住楼房，有暖气，冬天穿背心都不冷。"
我说："你就知道暖气，馆子咋办？拆了我上哪开馆子去？"
二强说："那还不好办，找个新地方呗。现在到处都在盖楼，门头房多的是。"
我说："说得轻巧，门头房不要钱啊？租金贵得要死。"
二强说："那怕啥，你手艺好，在哪开不行？"
我没说话。手艺是一回事，地方是另一回事。老馆子有老客人，都是熟脸，吃了十几年了，换了地方，人家还来不来，谁知道呢。
张婶那阵子愁得不行。她的菜煎饼摊子就在竹竿巷口，摆了二十多年了，拆了摊子就没了。她跑来跟我娘说："李姐，你说这可咋办，我就靠这个摊子过活呢，拆了我干啥去？"
娘说："别急，总会有办法的，到时候在回迁的地方再摆个摊呗。"
张婶说："回迁？猴年马月的事，这几年我喝西北风啊？"
娘说："先别想那么远，走一步看一步。"
张婶叹了口气，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背有点驼了，头发白了不少，走路慢悠悠的。她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儿子，靠个菜煎饼摊子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摊子要没了，她能不急吗。
还有住在胡同口的刘大爷，七十多了，在这条街上住了一辈子。听说要拆，天天坐在门口晒太阳，见人就说："拆啥拆，我这把老骨头了，搬啥家，死也死在这儿。"人家劝他，他也不听，就坐在那里，看着街，一看就是一天。
爹那阵子话更少了。
以前他还跟娘说两句话，跟小宇玩一会儿，现在整天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运河，一看就是半天。烟抽得更凶了，一天能抽一包，娘说他："你少抽点，抽多了咳嗽。"他也不吭声，该抽还是抽。
有天晚上，我听见他跟娘说："这馆子，开了二十六年了。"
娘说："我知道。"
爹说："你说拆就拆了？"
娘说："那有啥办法，政府要拆，咱还能不让拆？"
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十六岁就在码头上扛包，后来学厨子，三十四岁开了这个馆子，一干就是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我哪天不是天不亮就起来，哪天不是忙到黑天。现在说拆就拆了，我这心里头……"
他没说完。娘说："我知道，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有啥办法呢，人这一辈子，不就是搬来搬去的吗。咱从越河边搬到运河边，不也过来了。"
爹说："那不一样。"
然后就不说话了。我在隔壁屋里听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找新店面的事，我跑了半个月。
先是在附近找，老运河周边，南门口、太白楼一带，门头房倒是有，但租金贵得吓人，一间二十平的小门脸，一个月要两千多，比我现在这个房子贵了三倍都不止。我算了算账，一个月挣的钱，交了租金就没多少了，一家子吃啥喝啥。
南门口有个门头房，位置不错，人流量大，我去问了问，房东是个中年男人，张嘴就要三千五一个月，还得半年一交，另外还要两万的转让费。我一听就傻了，转让费？啥转让费？他说"这地段好，我装修过，你接手就能干"。我看了看，里面就刷了层白墙，铺了地砖，啥装修啊，就要两万转让费。我没接，走了。
后来又往远处找，城东、城西都跑了。城东有个新小区，门口有门头房，租金不贵，一千五一个月，但小区还没住满人，入住率不到三成，白天街上都没几个人，开了也白开。城西有个老小区，人气旺，但门头房都满了，好不容易有个转让的，面积太小，才十二平，摆两张桌子都费劲，我那套厨具都放不下。
跑了半个月，腿都细了，鞋都磨破了一双，也没找到合适的。
苏晓燕说："别急，慢慢找，实在不行先在家歇一阵子，等回迁了再开。"
我说："歇一阵子？一家子吃啥？小宇上学不要钱啊？"
苏晓燕说："我不是还有工资吗，先紧着过。"
我说："你那点工资，够干啥的。"
苏晓燕不说话了。我知道她是好心，但我心里急，一个大男人，不能让媳妇养着。
那阵子我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烦躁，娘看出来了，说："长安，别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说："妈，我能不急吗，馆子要没了，一家子喝西北风啊。"
娘说："天无绝人之路，慢慢来。你爸那阵子开馆子，不也是一点点熬过来的。你爸开馆子那年，手里就五百块钱，买了锅碗瓢盆就没了，不也熬过来了。"
我没说话，但心里头还是急。
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馆子里待到很晚。煤炉上坐着壶水，咕嘟咕嘟响。我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墙上的菜单，看着那口大砂锅，看着案板上的刀，看着这一屋子的东西，都是二十多年攒下来的。爹当年开馆子的时候，就六张桌子，一口锅，后来慢慢添了冰箱、添了新桌子、添了新厨具，一样一样地添，添了二十六年，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说走就走，这些东西，能带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只能扔了或者卖了。
我正想着，爹进来了。他不知道啥时候起来的，披着棉袄，站在门口。
"还没睡？"他说。
"嗯，睡不着。"
他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看了看屋子，说："这馆子，二十六年了。"
我说："嗯。"
他说："我三十四岁开的这个馆子，你今年也三十二了，差不离的年纪。"
我说："嗯。"
他说："拆了就拆了，没啥大不了的。人这一辈子，不就是搬来搬去的。我从农村搬到城里，从码头搬到馆子，不也过来了。"
我说："爸，你不难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难受。但难受有啥用，日子还得过。你把馆子找个新地方，重新开起来，比啥都强。"
我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他说："慢慢找，总会找到的。我当年开馆子，不也是找了半个月才找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坐在那里，看着煤炉的火。火红红的，照着他的脸，他的皱纹很深，头发白了一半。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睡吧，明天还得忙活。"
然后就回屋了。我坐在那里，又坐了很久。
春天来了，运河边的老槐树开花了。
那棵老槐树在馆子门口，有几十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枝繁叶茂的。每年春天，满树白花，一串一串的，香气扑鼻，整条街都能闻见。
小宇那年五岁了，正是调皮的时候。他看见槐花开了，就要爬树摘槐花。我说："别爬，摔着。"他不听，蹭蹭蹭就往上爬，爬了两米多高，坐在树杈上，摘了一把槐花往下扔，喊："爸，接着！"
爹在门口看着，说："慢点，别摔着。"
小宇说："爷爷，我不摔，我厉害着呢。"
爹笑了，说："你这小子，跟你爸小时候一样，皮。"
我搬了个梯子，上去把小宇抱下来，顺便摘了一篮子槐花。槐花白白的，嫩嫩的，拿在手里软软的，闻着香香的。
娘说："摘这么多槐花，做槐花饼吧。"
槐花饼是春天的吃食。新鲜槐花摘下来，洗干净，沥干水，拌上面粉和鸡蛋，加点盐，在锅里摊成饼，煎到两面金黄，有槐花的清香，还有鸡蛋的鲜味，好吃得很。
娘做槐花饼是拿手。她把槐花洗了，沥干水，放在盆里，加上面粉，打了两个鸡蛋，加点盐和葱花，用筷子搅匀了。锅里倒上油，油热了，舀一勺面糊倒进去，用铲子摊平，小火慢煎，煎到一面金黄了，翻个面，再煎另一面，两面都金黄了，就出锅了。
槐花饼做好了，端上桌，金黄的，冒着热气，闻着就香。小宇伸手就要抓，娘说："烫，凉会儿再吃。"他等不及，吹了吹，咬了一口，说："好吃！"然后就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满脸都是渣。
爹也吃了两块，说："还行，跟以前一个味。"
娘说："那是，我做了多少年了。"
那天下午，街坊们都来了。
听说我们要做槐花饼，张婶来了，二强来了，还有几个老街坊，都来了。大家坐在馆子门口的老槐树下，吃着槐花饼，聊着天。张婶带了自己做的菜煎饼，二强带了花生米和啤酒，还有人带了凉拌黄瓜，凑了一桌子。
吃着吃着，就聊到拆迁的事。
张婶说："我这摊子，摆了二十多年了，说没就没了。"
一个老街坊说："我那房子，住了四十年了，说拆就拆了。"
另一个说："拆了也好，住楼房，有暖气。"
张婶说："你是年轻，你不懂我们老年人的心思。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说走就走，心里头能好受吗？"
二强说："张婶，你就别愁了，到时候在回迁小区门口再摆个摊，生意肯定比现在好。"
张婶说："但愿吧。"
大家吃着聊着，天慢慢黑了。老槐树上的槐花，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掉在饼上，掉在碗里，掉在头发上。小宇在树下跑着玩，追着一只猫跑，跑得满头大汗。
爹一直没怎么说话，坐在那里，吃着槐花饼，看着老槐树。有人跟他说话，他就"嗯"一声，或者"啊"一声，算是回答。大部分时候，他就看着那棵树，看着树上的槐花，看着运河上来往的船。
散了的时候，张婶拉着我娘的手说："李姐，以后搬了家，咱可得常联系。"
娘说："那是，咱这关系，断不了。"
张婶说："我就怕，搬了家，各忙各的，慢慢就淡了。"
娘说："淡不了，咱几十年的交情了。"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张婶才走。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看了一眼馆子的招牌，叹了口气，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老槐树下，坐了很久。
春天的晚上，风暖暖的，带着槐花的香味。运河上的船少了，偶尔有一艘过，汽笛闷一声，远远地传开去。馆子里的灯还亮着，娘在收拾，爹在看电视，小宇已经睡了，苏晓燕在给他盖被子。
我看着馆子的招牌——"谢家甏肉干饭"，六个字，红底黄字，漆都掉了不少，是爹当年亲手写的，找油漆工刷上去的。二十六年了，风吹日晒的，字都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
我想，过不了多久，这招牌就得摘下来了。这馆子，这老槐树，这条街，都要没了。以后再回来，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盖了高楼，修了马路，老槐树可能也被砍了，或者移走了。
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被人掏了一下。
但又能咋样呢。日子还得过，馆子还得开，一家子还得养。拆了就拆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我爹三十四岁开了这个馆子，我今年三十二岁，说不定，这就是个新的开始。
风一吹，槐花又簌簌地往下掉，掉在我肩膀上，掉在我头发里。我拈了一朵，放在嘴里嚼了嚼，甜甜的，有点涩，跟小时候吃的一个味。
馆子里，娘喊我："长安，进屋吧，外面凉了。"
我说："来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槐花，推开门进去。一股热气扑过来，带着煤烟味和剩槐花饼的香味。爹抬头看了一眼，说："坐，喝口茶。"
我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茉莉花茶，酽酽的，苦中带香。
窗外，老槐树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风一吹，晃来晃去。运河上的航标灯一闪一闪的，像有人在眨眼睛。远处有狗叫，叫了两声，又静了。
这是我们在这条街上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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