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我十一岁，上五年级。
这一年冬天，奶奶走了。
奶奶是一九一九年前后生人，那年六十八。她是小脚，裹过的，脚指头都窝在脚底下，走路一颠一颠的，可她走得稳，不扶墙也不拄拐，从屋里到院子，从院子到馆子门口，来来回回，一天不知道走多少趟。
奶奶爱干净，这是整条街都知道的。她的衣服永远是平平整整的，虽然旧，可没有一个褶子，领口袖口都洗得发白了，可就是干净。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个髻，用个黑网子网着，一根碎头发都没有。她的屋子更是干净，地面扫得发亮，桌子擦得能照见人，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搁在炕头上，上面搭块蓝布。
奶奶给我做过糊粥。
糊粥是济宁的吃食，小米面熬的，稠稠的，跟粥不一样，比粥稠，比糊糊稀，熬好了盛在碗里，凉一会儿，表面结一层皮，挑开皮，下面是热乎乎的粥，就着咸菜和油条吃，香得很。
奶奶做糊粥跟别人不一样。她用的小米是自己挑的，一粒一粒拣，坏的瘪的都挑出去，然后用石磨磨成面，磨两遍，第一遍粗，第二遍细，细到用手捻，没有一点疙瘩。熬的时候，先把水烧开，然后把小米面用凉水澥开，澥成稀糊糊，一边往开水里倒一边搅，顺着一个方向搅，不能停，停了就结块。倒完了，小火熬，熬个十来分钟，熬到稠稠的，能挂在勺上，就好了。
奶奶熬糊粥的时候，我就蹲在灶边看。她坐在小板凳上，一手往灶膛里添柴，一手拿勺搅粥，嘴里还念叨着"慢火出好粥，急火不行"。柴火是玉米芯，耐烧，火苗红红的，照在她脸上，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老树皮。
糊粥熬好了，她给我盛一碗，搁在窗台上凉着，说"别急，烫"。我等不及，凉了两分钟就端起来喝，烫得直吸气，可还是喝，一口一口的，喝完了，碗底干干净净的，跟舔过似的。奶奶看着我，嘴角翘着，说"慢点儿，没人跟你抢"。
那时候我天天喝奶奶熬的糊粥，喝了好几年，喝到后来，觉得糊粥就该是这个味道，别人家的都不对。
奶奶身体一直还行，虽然瘦，可没什么大病，就是咳嗽，老毛病，一到冬天就咳，咳得厉害，可她不当回事，说"老毛病了，咳两声就好了"。爹说带她去医院看看，她不去，说"去医院干啥，花钱，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
那年冬天，冷得早，十一月份就下了头一场雪。奶奶的咳嗽加重了，白天咳，晚上也咳，咳得睡不着觉，坐在炕上，裹着被子，一声一声地咳。爹急了，非要带她去医院，她还是不去，说"过两天就好了"。
过了两天，没好，更厉害了，咳出来的痰里带了点血丝。爹二话不说，找了个三轮车，把奶奶裹得严严实实的，拉到医院。医生看了，说是肺炎，加上年纪大了，得住院。奶奶住了半个月院，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碗粥，坏的时候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喊她也不应。
我每天放学都去医院看奶奶。医院在城西边，离馆子有三里地，我走着去，走半个钟头。到了医院，奶奶有时候醒着，看见我，嘴角动一动，想说啥，可说不出来，只是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瘦得只剩骨头，硌得我头皮疼，可我不躲，就让她摸。有时候她睡着，我就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看着她，看她的胸口一起一伏，看她的嘴微微张着，呼吸又轻又浅。
有一回，我去医院，奶奶醒着，精神比平时好，她拉着我的手，说"长安，奶奶给你留了个东西"，我说"啥东西"，她说"在我柜子底下，一个蓝布包，你回去找"，我说"等你出院了，你自己给我"，她笑了笑，没说话，又闭上了眼睛。
后来奶奶走了，我在她柜子底下找到了那个蓝布包，打开，里面是两百块钱，一沓十块的，用橡皮筋扎着，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奶奶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着"给长安上学用"。我拿着那个蓝布包，站在奶奶的屋子里，眼泪吧嗒吧嗒掉，掉在蓝布上，洇开了一片。娘过来看见了，说"你奶奶攒了一辈子，就攒了这点钱，全给你了"，我没说话，把蓝布包紧紧攥在手里，攥得指节都发白了。
那两百块钱，我后来交了学费，剩下的买了书本，可那个蓝布包我一直留着，搁在我柜子最底下，跟那个铁烟丝盒放在一块儿。每次看见那个蓝布包，就想起奶奶的手，瘦得只剩骨头，可摸我头的时候，轻轻的，暖暖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特别冷，下着小雪。奶奶早上精神好了一点，能坐起来了，喝了小半碗粥，还跟我说了句话，说"长安，回家给奶奶熬碗糊粥"。我说"好，等你出院了，回家给你熬"。她笑了笑，点点头，又躺下了。
那天下午，我放学去医院，走到病房门口，看见爹蹲在走廊里，头埋在膝盖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走过去，喊了一声"爹"，他抬起头，眼睛红的，脸上有泪痕，可他没哭出声，只是用袖子擦了擦脸，说"你奶奶走了"。
我站在那儿，没反应过来。走了？去哪了？我推开病房门，奶奶躺在床上，盖着白被子，脸露在外面，瘦得脱了形，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奶奶"，她没应。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点，她还是没应。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手，凉的，硬的，不像以前那样，虽然瘦，可还是软的，有温度的。
我站在床边，看着奶奶，心里空落落的，跟被人掏了一把似的。我没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好像这不是真的，好像奶奶只是睡着了，过一会儿就会醒过来，喊我"长安，过来喝粥"。
可她没醒。她躺在那儿，安安静静的，不像睡着了，因为她不打呼噜了。奶奶睡觉打呼噜，声音不大，可我听惯了，每次去她屋里，都能听见她的呼噜声，一声一声的，跟小猫似的。可现在，她不打呼噜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屋子里静得吓人。
葬礼在馆子里办的。济宁的规矩，老人走了，要在家停灵三天，亲戚朋友街坊四邻都来吊唁，磕头，烧纸。
馆子的桌子都挪到了院子里，正屋中间搭了个灵堂，奶奶的棺材搁在中间，棺材前头摆着供桌，供桌上搁着奶奶的照片，照片是前几年拍的，黑白的，奶奶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梳着髻，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供桌上还摆着供品，一碗饭，一碗菜，一双筷子，还有几个水果。
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亲戚们来了，哭一场，磕个头，烧点纸，坐在旁边跟娘拉家常。街坊们来了，鞠个躬，说几句节哀的话，放下礼钱就走。码头上来吃饭的老客们也来了，刘胜利来了，他穿着件干净的衣服，在奶奶的灵前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眼睛红了，说"老嫂子，走得太早了"，爹在旁边陪着，没说话，只是给他递了根烟。
葬礼上最忙的是爹。他跑前跑后，安排这个安排那个，谁坐哪儿，谁吃啥，纸烧多少，棺木啥时候抬，他都管着，一刻也不闲着。他没哭，至少我没看见他哭。他脸上没什么表情，跟平时一样，话少，只是忙，忙得脚不沾地，烟抽得更凶了，一根接一根，手指头都熏黄了。
娘也忙，她管后厨，管招待，管收礼钱，嘴不闲着，跟这个说两句，跟那个说两句，可她眼睛是红的，时不时转过身去擦一下，擦完了又转回来，继续忙。
葬礼上大锅熬的糊粥。
济宁的规矩，白事上要熬糊粥，来吊唁的人都喝一碗，说是给亡人送行，也说是给活人暖胃。糊粥是娘熬的，用的是奶奶留下的小米面，还是奶奶自己磨的，磨了两罐，没喝完。娘按照奶奶的法子熬，先烧水，再澥面，一边倒一边搅，顺着一个方向，小火熬，熬得稠稠的，能挂在勺上。
糊粥熬好了，盛在大盆里，搁在院子里的桌子上，旁边是咸菜丝和油条，来吊唁的人自己盛，自己端着碗，蹲在墙根或者坐在凳子上喝。
张婶也来了，带着小伟。张婶在奶奶的灵前磕了头，起来的时候眼睛红了，说"老嫂子，你咋说走就走了，前阵子还好好的"，娘在旁边陪着，抹眼泪。小伟站在张婶身后，低着头，不说话，手里攥着个白纸花，是张婶给他别在袖子上的。张婶喝完了糊粥，拉着娘的手说了半天话，说"你也别太伤心，身子骨要紧，长安还小，还得你照顾"，娘点点头，说"我知道"。
赵叔也来了，他挑着豆腐担子来的，搁在馆子门口，进了灵堂，在奶奶的灵前站了一会儿，鞠了三个躬，然后从兜里掏出个布包，放在供桌上，布包里是一沓毛票，皱巴巴的，叠得整整齐齐。爹要推给他，他摆摆手，意思是一点心意，然后转身走了，挑起他的豆腐担子，一颠一颠地消失在胡同口。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赵叔自己都不容易，还来随礼。
我也喝了一碗。粥是热的，稠的，跟奶奶熬的味道一样，可我喝着喝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掉在碗里，跟粥混在一起，我也不管，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了，碗底干干净净的，跟以前在奶奶屋里喝的一样。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亲戚们也回去了，馆子里安安静静的，只剩下我们一家人。灵堂还没拆，奶奶的棺材还搁在正屋中间，供桌上的蜡烛还亮着，火苗一跳一跳的，照在奶奶的照片上，她还是那样，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
爹一个人在后厨。
我去后院撒尿，路过后厨，看见灯还亮着，门虚掩着，透出一条缝。我凑过去看，爹站在灶台前，锅里熬着糊粥，他一手拿着勺，一手扶着锅沿，搅粥。他搅得很慢，顺着一个方向，一下一下的，跟奶奶熬粥的时候一样。
搅着搅着，他停了，手垂下来，勺搁在锅沿上，头低着，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看见眼泪从他脸上掉下来，一滴一滴的，掉在锅里，跟糊粥混在一起。他没哭出声，只是掉眼泪，掉了一会儿，他用袖子擦了擦脸，拿起勺，继续搅，搅得还是很慢，一下一下的。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也没出声，就那么看着。看着爹一个人在厨房里，熬着奶奶留下的小米面，搅着糊粥，眼泪掉在锅里。我想进去说点啥，可不知道说啥，就站在那儿，站了有十分钟，然后悄悄走了。
第二天，出殡。
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花，落在身上，凉丝丝的。棺材是八个壮汉抬的，爹走在最前面，扛着引魂幡，幡是白纸做的，风一吹，哗啦哗啦响。我跟在爹后面，穿着孝衣，戴着孝帽，手里捧着奶奶的照片。亲戚们跟在后面，哭哭啼啼的，娘哭得最厉害，被人搀着，走一步晃一下。
到了墓地，棺材下葬，填土，堆坟头，立碑。爹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腿都软了，我扶了他一把，他推开我的手，自己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没说话。
回来的路上，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淡淡的，没什么热气。运河上结了一层薄冰，冰面上落了一层雪，白白的，光秃秃的柳树站在河边，枝桠上挂着雪，风一吹，雪簌簌地往下掉。
葬礼结束后好几天，我放学回家，习惯性地往奶奶屋里看。门开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搁在炕头上，上面搭着那块蓝布。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地面扫得发亮，跟奶奶在的时候一样。可人不在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奶奶的咳嗽声，没有奶奶的呼噜声，没有奶奶喊我"长安，过来喝粥"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去馆子帮忙了。
馆子里还是老样子，六张方桌，煤炉上的砂锅咕嘟咕嘟响，肉香飘满了屋子。爹在后厨掌勺，铁勺碰锅沿，叮当响，娘在前厅端盘子收钱，嘴不闲着。我搬凳子、擦桌子、端碗，跟以前一样，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奶奶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的身影，少了她手里的蒲扇，少了她熬的糊粥的香味。
那天晚上打烊，我趴在方桌上写作业，爹在旁边磨刀，霍霍霍，娘在柜台后头算账。我写着写着，停下来，跟爹说"爸，我想奶奶了"。爹磨刀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磨，霍霍霍，磨了一会儿，说"想啥，人都走了"，说完又磨，磨完了，把刀挂在墙上，回后厨去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知道他也想，可他不说。他就是这样的人，啥都不说，全闷在心里，闷成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闷成了酒，一口一口地喝，闷成了磨刀声，霍霍霍，一下一下的，跟心跳似的。
后来的日子，馆子里偶尔还熬糊粥，是娘熬的，用的还是奶奶留下的法子，可味道总觉得差点什么。不是娘熬得不好，是熬粥的人不是奶奶了，喝粥的时候，旁边没有那个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我笑的老太太了。
那年冬天，下了好几场雪。每次下雪，我都想起奶奶，想起她裹着被子坐在炕上咳嗽的样子，想起她给我熬糊粥的样子，想起她躺在棺材里，不打呼噜了的样子。
我那时候十一岁，对死亡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死到底是啥，只知道奶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会给我熬糊粥了，再也不会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了。可我又觉得，她没走，她还在，在那碗糊粥里，在那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里，在馆子门口的小板凳上，在我每次放学回家，习惯性地往她屋里看的那一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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