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砺第二次去找郑保国，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
天压得很低，云层是灰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抹布盖在县城上空。运河上的风比前几天更硬了，吹在脸上像砂纸蹭。陈砺把车停在河堤下面的土路上，没熄火，坐在车里抽了一根烟。
他第一次找郑保国，是案发当天。郑保国蹲在船头，裹着军大衣，脸色发白，问什么都说"不知道""没看见""我就是打鱼的"。陈砺当时忙着现场勘查，没深问，只留了个电话，说"想起什么随时联系"。
后来案子一步步往下走，马长贵的身份、刘德海的养老院、十五年前的旧案，线索像运河底的淤泥，一锹一锹地翻上来。刘三的证词把2010年那个雨夜的轮廓描了出来——鱼馆后面的码头、小船、鼓鼓囊囊的麻袋。但刘三只看到了码头边停着的船和麻袋，没看到麻袋被搬上船、沉下河的过程。
那个过程，需要一个目击者。
郑保国是打鱼的，2010年就在运河上打鱼。案发当晚下着雨，他会不会也出去收过网？陈砺翻了2010年的走访记录，里面没有郑保国的名字。当年办案的民警走访了鱼馆附近的几户人家，没往河堤下面的渔船去查。一个打鱼的瘸子，住在船上，没人会想到他。
但陈砺想到了。
昨天晚上，他在办公室翻旧案卷，翻到凌晨两点。2010年陈雪失踪案的案卷很薄，报案记录、走访笔录、现场照片，加起来不到三十页。他一页一页地看，看到走访范围的时候，停住了。当年的走访范围是以长贵鱼馆为中心，半径五百米以内的住户和商户。河堤下面的渔船不在这个范围内——渔船是流动的，打鱼的人早出晚归，民警去走访的时候，船上可能没人。
但郑保国不一样。他住在船上，一年四季都在船上，除非天气特别恶劣，否则不会上岸。2010年11月13号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他大概率在船上。如果他在船上，就有可能听到或者看到什么。
陈砺当时就决定，第二天再去找郑保国。但他知道，硬问是问不出来的。郑保国这种人，胆小，怕事，被吓过一次，就会把嘴闭得死死的。你越是逼他，他越是缩。得换个法子。
他想起刚入警的时候，老刑警带他去问话，说过一句话："有些人，你不能拿警察的身份去压他，你得拿人的身份去接近他。他觉得你是个人，不是个穿制服的，他才肯说。"
陈砺记住了这句话。
所以今天来，他没穿警服，穿了一件旧的黑色夹克。他带了酒，带了花生米和鱼干，他打算跟郑保国喝酒，聊运河，聊打鱼，聊这些年的事。案子的事，先不提，等酒喝到位了，等郑保国把他当个人了，再慢慢引。
他掐灭烟，下车，沿着河堤往下走。河堤是土的，被雨水泡过，又干了，表面结了一层硬壳，踩上去咯吱响。下面就是运河，水面浑黄，流速不快，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和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河面上有一艘货船，空载，船舷高出水面很多，柴油机突突突地响着，从下游往上游开。船尾拖着一道白色的水痕，很快又被浑黄的河水吞没了。
陈砺站在河堤上看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走。
郑保国的船停在回水湾的岸边，用一根绳子拴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上。船是条小铁皮船，船舷锈得发红，船舱里堆着渔网、竹篙、一个塑料桶。船头搭了个简易的棚子，用铁皮和塑料布搭的，里面能住人。
陈砺走到岸边，喊了一声："郑保国。"
没人应。
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些。棚子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过了一会儿，门帘被掀开，郑保国探出头来。
他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有眼屎，军大衣披在肩上，里面是一件灰色的秋衣，领口发黑。看见是陈砺，他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迅速变了——从迷糊到警惕，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你咋又来了？"郑保国说，声音沙哑，带着酒气。
"找你聊聊。"陈砺说。
"没啥好聊的，我都说了，我啥也不知道。"郑保国说着就要把帘子放下。
"我不是来问案子的。"陈砺说，"我带了酒，想跟你喝两杯。"
郑保国的手停在门帘上。他看了看陈砺，又看了看陈砺手里提着的塑料袋——里面是一瓶散装白酒，一包花生米，还有两袋鱼干。
他犹豫了几秒，把门帘掀开了一些："进来吧，地方小，别嫌孬。"
船舱里很暗，只有一盏用蓄电池供电的小灯泡，昏黄的光，照不了多大地方。空气里有一股酒味、鱼腥味、还有霉味，混在一起，呛人。船舱里一张木板床，床上堆着被子，被子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床旁边是一个小炉子，烧着煤，上面坐着一个铝壶，壶嘴冒着白气。炉子旁边有一个小桌子，其实就是一个翻过来的木箱，上面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还有半缸酒。
郑保国坐在床沿上，把军大衣裹紧了些，指了指对面的一个小马扎："坐。"
陈砺坐下，把塑料袋放在木箱上，打开。散装白酒是用塑料桶打的，五斤装，他拧开盖子，给郑保国的搪瓷缸里倒了一些，又找了个空罐头瓶，给自己倒了一些。
"花生米，鱼干。"陈砺把东西摊开，"没什么好菜。"
"有酒就行。"郑保国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喉结上下动了动，长出一口气，"这酒还行，多少度的？"
"五十六度，街口那家酒铺打的。"
"嗯，是那家的味。"郑保国抓了一把花生米，剥了皮，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
陈砺也喝了一口。酒很烈，顺着喉咙烧下去，胃里暖了一些。他没说话，看着郑保国吃花生米。
郑保国吃了一会儿，抬起头，斜着眼看陈砺："你真不是来问案子的？"
"不是。"陈砺说，"就是想找人喝两杯。我一个人喝，没意思。"
郑保国哼了一声，没再问。他又喝了一口酒，吃了几条鱼干。船舱里安静下来，只有炉子上铝壶的呜呜声，和外面运河上货船的柴油机声。
陈砺喝了几口酒，感觉身上热了一些。他看了看船舱，墙上挂着一张旧渔网，网眼很大，是用来捞大鱼的。旁边挂着一把旧渔刀，刀柄磨得发亮。船板上有几个空酒瓶，东倒西歪的。
"你在这船上住了多少年了？"陈砺问。
"二十年了。"郑保国说，"以前在岸上有间房，后来卖了，给儿子娶媳妇。儿子不争气，娶了媳妇也不回来，房也卖了，我就住船上了。"
"你儿子在哪？"
"深圳，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一个电话。"郑保国的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老婆十年前跟人跑了，嫌我穷，嫌我瘸。就剩我一个人，跟这条船。"
陈砺点点头，没接话。他又给郑保国倒了些酒。
"运河这些年，变化大吧？"陈砺问。
郑保国嗤了一声："变化？大了去了。我年轻的时候，这河水清得能看见底，鱼多，一网下去，少说也有十几斤。鲤鱼、草鱼、鲫鱼，还有鳜鱼，那鳜鱼，大的有两三斤，卖城里饭馆，一条能卖好几十。"
他来了精神，手比划着："那时候河上都是打鱼的船，十几条，早上一块儿出河，晚上一块儿回来，码头上热闹得很。卖鱼的、买鱼的、饭馆里来收鱼的，人挤人。现在呢？你看看，就剩我一条船了。"
"鱼也少了？"
"少了，少多了。"郑保国摇摇头，"河水脏了，上游的工厂排污水，还有城里的生活污水，都往河里排。鱼死了不少，剩下的也不好吃，有股柴油味。现在打上来的，多半是些小鲫鱼，还有鲶鱼——鲶鱼耐脏，越脏的地方越多。卖不上价，一斤才几块钱，一天打不了几斤，够喝酒就不错了。"
他喝了一口酒，又说："以前这河上，货船也多，运煤的、运沙子的、运粮食的，一艘接一艘，从早到晚不停。现在少了，公路修好了，都走卡车了。偶尔过一艘，也是空船，或者拉些建材。"
"你在这河上打了三十年鱼，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稀奇事？"陈砺问。
"稀奇事？"郑保国想了想，"多了。有一年，大概是2005年吧，我捞上来一个箱子，铁皮的，锁着，沉在河底。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费了半天劲拉上来，撬开一看，里面全是书，旧书，发黄了，泡烂了，一本都看不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文革的时候，有人把家里的书装箱沉到河里的，怕被抄家。你说，这叫什么事。"
"还有呢？"
"还有一年，捞上来一把刀，杀猪刀，刀刃都锈了，但还能看出形状。刀柄上缠着布，布烂了，里面有字，我不识字，不知道写的啥。我给扔了，后来想想，说不定是凶器，应该交给警察。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扔了就扔了。"
他喝了一口酒，又说："最稀奇的是有一年，我捞上来一个坛子，瓷的，青花瓷，完好无损。我以为是古董，高兴坏了，抱去城里古玩店，人家看了看，说就是个普通的泡菜坛子，几十年的东西，不值钱。我白高兴一场，回来用它腌了一坛萝卜，现在还在船上呢。"
陈砺笑了一下，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
"你别不信，"郑保国看他笑，认真地说，"这运河底，什么都有。死猪死狗、旧轮胎、煤气罐、自行车、电视机、衣服、鞋子，什么都有。以前还有人往河里扔死孩子，夭折的婴儿，用布包着，扔到河里。我捞到过两次，每次都好几天吃不下饭。"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时候穷，养不起，孩子生下来有病或者是个丫头，就扔了。扔到河里，喂鱼。现在好了，没人扔了，但河底那些东西，还在。"
陈砺没接话。他端起罐头瓶，喝了一口酒。郑保国说的这些，他听过，也见过。运河底是个大杂烩，什么都有，什么都能沉下去。人也是，有些事沉下去了，就再也浮不上来。
"码头呢？旧码头还在用吗？"
郑保国的手顿了一下。他把手里的花生米放下，抬头看了陈砺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很快又消失了。
"旧码头？"他说，"早就废了。以前长贵鱼馆后面那个码头，鱼馆改成洗车行之后，码头就没人用了。木桩烂了，板子也朽了，现在就剩几根桩子戳在水里，鸟都不往上面落。"
"长贵鱼馆，你还记得吧？"
"记得。"郑保国的声音低了一些，"马长贵开的，那时候生意还行，河鲜，城里有人专门开车来吃。我打的鱼，有时候也卖给他。他那人，精，算账算得细，一斤鱼能给你抠掉二两秤。但也不算坏人，至少不欠账，当天结。"
"他后来不开鱼馆了？"
"2011年吧，好像是。"郑保国想了想，"鱼馆生意不行了，河鲜卖不上价，成本又高。他就把鱼馆盘出去了，开了个机械厂，在东郊。后来听说挣了点钱，又听说赔了，欠了一屁股债。我跟他没什么来往，他开鱼馆的时候我卖鱼给他，他不开了，就见不着了。"
陈砺点点头，喝了一口酒。他没急着问2010年的事，而是继续聊运河，聊打鱼，聊这些年的变化。郑保国一开始还有些防备，喝了几杯酒之后，话多了起来，从打鱼的技巧说到运河的水文，从以前的老渔民说到现在的年轻人没人愿意打鱼，东拉西扯，没完没了。
陈砺 mostly 听着，偶尔插一句，问个问题。他喝酒不快，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郑保国喝得快，搪瓷缸里的酒下去了一半，脸开始发红，眼睛也有些发直。
"你这条腿，"陈砺指了指郑保国的左腿，"怎么弄的？"
郑保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左腿比右腿细一圈，裤管空荡荡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二十年前，捞鱼的时候被船桨打的。那时候年轻，力气大，收网的时候没站稳，船桨反弹过来，打在腿上，骨头断了。接是接上了，但接歪了，从此就瘸了。"
他摸了摸腿，又说："那时候还能走，就是一瘸一拐的，不影响打鱼。最近几年不行了，腿越来越疼，尤其是阴天下雨，疼得睡不着觉。去医院看，医生说骨头坏死了，得换关节，要好几万。我哪有钱，就这么拖着。现在走路都费劲，上船下船得扶着东西，打鱼也只能在近处，远了去不了。"
"没找儿子要？"
"儿子？"郑保国苦笑了一下，"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在深圳打工，一个月几千块，房租吃饭一花，剩不下什么。儿媳妇还老是跟他吵，嫌穷。我找他要钱，不是给他添乱吗？算了，一个人，怎么过不是过。"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我儿子小时候，跟我亲得很。我打鱼回来，他就跑到码头上接我，翻我的鱼桶，看有没有大鱼。那时候他才七八岁，光着脚，跑得飞快。后来长大了，上了初中，就开始嫌我了，嫌我穷，嫌我瘸，嫌我给他丢人。开家长会，他不让我去，让他娘去。他娘走了之后，他就更不跟我说话了。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南方打工了，走的时候没跟我说一声，留了个纸条，说'爸，我走了'。"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拿着那个纸条，看了半天。就五个字，'爸，我走了'。我想，走了好，走了比跟着我强。"
他端起搪瓷缸，把里面剩下的酒一口喝干了。陈砺又给他倒了一些。
"喝，"郑保国说，"今天有人陪我喝酒，高兴。平时一个人喝，越喝越闷。"
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郑保国的话越来越多，开始说一些打鱼的旧事，说哪一年捞过一条二十斤的大鲤鱼，说哪一年河水结冰差点冻死在船上，说以前的老渔民一个个都没了，有的死了，有的搬去跟儿女住了，就剩他一个人还守在这条船上。
陈砺听着，时不时点点头。他看了看表，下午四点多了，天更暗了，船舱里的小灯泡显得更亮了一些。
"郑保国，"陈砺突然说，语气很随意，像在聊一件无关紧要的事，"2010年冬天，下大雨那天晚上，你出去收网了吗？"
郑保国的手停住了。他正拿着一条鱼干往嘴里送，听到这句话，鱼干停在嘴边，一动不动。
船舱里安静了。炉子上的铝壶还在呜呜响，外面的运河上，一艘货船经过，柴油机的声音突突突的，由近及远。
郑保国慢慢把鱼干放下，抬起头，看着陈砺。他的眼睛里，酒意正在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恐惧，一种被戳中了痛处的恐惧。
"你……你问这个干啥？"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随便问问。"陈砺说，语气还是很随意，"那天晚上雨大，我就想，你要是出去收网，网会不会被冲走。"
"没……没出去。"郑保国说，"下那么大雨，谁出去收网，疯了？"
"是吗。"陈砺点点头，没再追问，端起罐头瓶喝了一口酒。
郑保国也端起搪瓷缸，但他的手在抖，酒洒出来一些，滴在船板上。他喝了一口，没说话，眼睛盯着船板，不知道在看什么。
陈砺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喝酒，吃花生米。船舱里的气氛变了，刚才那种东拉西扯的轻松劲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沉默，像一块石头压在两个人中间。
过了很久，郑保国才开口，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喝酒的。"
"我是为了喝酒来的。"陈砺说，"也是为了问你几句话。"
"我就知道。"郑保国苦笑了一下，"警察找我，还能有啥事。"
"2010年11月13号晚上，"陈砺说，"下着雨。你出去收网了，对不对？"
郑保国没说话。他的手攥着搪瓷缸，指节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