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爬过屋檐，学堂前的土路晒得发白。林阿蛮站在院中，手里那本刚记完新名字的册子还没收进怀里，袖口扎得紧实，指节蹭了蹭纸页边缘。昨儿留下的十七个名字还在上面，墨迹干了，没一人反悔退出。
她没多看，只把册子夹在腋下，抬眼扫了一圈。人没散。家长们都还在，蹲的蹲，坐的坐，连昨儿那个中途退场又折回来的男人也挤在后排，手搭在膝盖上，眼睛盯着讲台方向。
孙秀才咳嗽两声，从讲台后走出来，手里没拿书，而是拎了张泛黄的纸。他抖了抖，声音不高：“这是今早市集贴的《县讯》，谁来念？”
底下一阵窸窣。几个女童互相推搡，最后三个人站了出来。最大的九岁，最小的六岁，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裙，辫子歪扎着，手里各拿一张旧纸片——都是学堂攒下的废报。
第一个孩子开口，声音细但清楚：“本月菜价……白菜每斤四文，萝卜涨至三文……猪油每斤三十文，较上月增三文。”
有人皱眉。一个老农低声嘟囔：“这不就是账房先生的事？”
第二个女童接着念：“北道运粮受阻，米市暂缺，官仓将开平粜。”
她顿了顿，补充一句，“孙先生说，平粜是低价卖粮给穷人。”
第三个孩子念得最快：“镇西豆腐坊因用腐豆被罚十吊，现停业整顿。”话音落，自己先笑了，脸红到耳根。
底下静了两息。随即有个妇人问：“猪油为啥贵？”
九岁的女童答：“北边车队卡在山口，油运不过来。”
“那米呢？”
“路上有匪，车马不敢走。”
“你们咋知道这些不是瞎编的？”一个汉子抱着手臂，坐在门槛上发问。
林阿蛮没接话。她只是朝孙秀才点了点头。
老头儿转身，手指黑板。上面抄着一段刚念过的句子：“米贵伤民。”
“谁来说说，啥叫‘米贵伤民’？”
一只小手举了起来。是那个六岁的孩子，冻得通红的脸蛋仰着：“米太贵，穷人家买不起，娃就吃不上饭。”
旁边一个常年饿肚子的老汉猛地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像被戳了一下。
林阿蛮这才往前走了半步，声音平得没有起伏：“她们认字，不为当官，也不为写诗。就为听得懂告示，看得明白市价，知道哪条路能走，哪家铺子不能信。”
没人说话了。空气里只剩下风吹纸角的轻响。
她抬手一招：“算账的上来。”
五名女童排成一列站到前头，每人发了张草纸和一支短笔。林阿蛮报题：“本月卖鸡十二只，每只十五文，共一百八十文。支出：盐六两，每两五文，共三十文；灯油二斤，每斤二十文，共四十文；娃儿抓药五十文。问结余多少？”
话音落下，五个脑袋立刻低了下去。笔尖划纸声沙沙作响。有的边写边掰手指，有的在纸上画格子，一行收入，一行支出。
不到半盏茶工夫，五人都抬起头。
“六十文。”齐声答。
林阿蛮走过去，拿起一张纸。上面不仅写了算式，还画了个小方框，写着“余钱可存，防灾备用”。她没夸，只把纸递给了前排一个男人：“你家上月卖羊赚了三百文，光记得喝酒，忘了给孩子扯鞋。要是她能记一笔，你说会不会少喝两碗？”
那男人愣住，低头看了看自己女儿。小姑娘正小心翼翼地把笔塞回布袋里，动作熟练得像是已经做了半年账房。
人群开始动了。几个家长凑上前，围着黑板看那些算式。有人指着其中一行问：“这‘收支相抵’四个字咋写的？”
另一个女人摸着孩子的作业本：“她连‘预算’都认得？我都不认得。”
林阿蛮退到边上，靠墙站着。她没再说话，也没拍手鼓动。只是看着。
两名女童又被叫上去写家书。一张小桌搬出来，铺上粗纸，研了墨。
第一个孩子写：“娘亲膝下，儿在此读书，每日两餐饱，先生待我好。昨儿写了您名字，练了十遍。”
第二个写：“阿爷安好，学堂教算数，我会算咱家每月柴钱了。等我学会写契，帮您看租约。”
有个老奶奶被人念给她听，听到一半，手抖了一下，忙低头去擦眼角。旁边人笑：“哭啥，好事啊。”
老人抹了把脸：“我孙子都不给我写信……倒是个丫头先写了。”
笑声起来了。不是哄笑，也不是讽刺，是那种从喉咙里自然滚出来的、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笑。
一个原本坚决反对的女儿上学的汉子，蹲在地上听完整个算术演示，忽然站起来，走到自家闺女面前，生硬地说：“明儿……把笔带上。”
女孩抬头看他，眼睛亮了一下。没敢应声，只用力点头。
更多人围到了课桌旁。有人指着孩子写的字说：“这‘家’字比我写得齐。”
另一个嘀咕：“怪不得这几天回家就抢着记柴米进出，我还以为她在玩。”
林阿蛮依旧靠着墙。阳光斜照进来，落在她的肩头，袖口的线头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她没动，也没笑，只是看着那些伸长脖子读信的背影，看那些低头比对算式的脑袋，看一个个曾抱臂冷眼的人，现在弯下腰，认真问女儿：“这个‘余’字怎么写？”
孙秀才坐在讲台边的小凳上，眼镜摘下来搁在膝头，手里摩挲着那根磨亮的戒尺。他没说话，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提。
女童们散开了，有的被妈妈拉着问东问西，有的正教父亲认自己写的字。一个六岁的小姑娘踮脚指着黑板上的“慎思明辨”，一字一顿地念给爷爷听。老头儿听着听着，伸手摸了摸她的发辫。
风从门外吹进来，卷起几张废报纸，在空中打了两个旋，又落下。尘埃浮在光柱里，缓缓飘动。
林阿蛮抬起手，重新扎紧了另一侧的袖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