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刚过卯时，学堂前的空地还泛着晨雾的潮气。林阿蛮站在门框下，袖口扎得紧实，腰间的狼毫笔随着呼吸轻轻晃动。她没说话，只是看着远处土路上三三两两的人影——有抱着孩子的妇人，有拄拐的老汉，也有牵着孙女手的祖父。他们走得很慢，脚步迟疑，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
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走到半路又退了两步，低声对身边人说：“真要进去坐？万一待会儿叫咱上台咋办？”
“你不去，人家也不逼。”那人回嘴，可自己也停在原地没动，“可站这儿看别人家娃念书，心里也不是味。”
林阿蛮听见了，没冷笑也没催促。她只往前迈了一步，立在门槛中央，声音不高不低：“你们答应过要来的。”
这话像根细线，勾住了那些欲退的脚步。几个原本转身要走的家长顿了顿，回头看了她一眼，终究还是挪了过来。
第一批进来的是一群已入学的女童。她们一进门就四处张望，看见父母来了，眼睛都亮了。有个七岁的小姑娘一把拉住娘的手，拽着往第一排跑：“娘！我天天坐这儿听课！”
那妇人被拉得踉跄了一下，脸上却露出一丝窘迫的笑。她低头拍了拍裙角的尘土，慢慢坐下，背挺得僵直。
更多人陆续进来。有人坐在后排长凳上，双手搭膝，眼神飘忽；有人蹲在门槛边，手里捏着烟袋锅子，半天没点火。没人鼓掌，也没人说话。空气里只有翻纸页的声音和孩子小声唤“爹”“娘”的音节。
孙秀才从讲台后走出来，手里捧着一本发黄的《千字文》。他扫了一眼底下人群，清了清嗓子，照常开讲：“今日我们学‘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谁来解释这第一句？”
一只小手立刻举了起来。是个六岁的女童，辫子歪扎着，脸蛋冻得通红。她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清晰：“天是黑的夜里那种玄色，地是刚翻过的黑泥。我家田就是那样。”
底下一阵轻响。不是哄笑，也不是喝彩，而是某种沉闷的震动——像是老屋梁上积了多年的灰，被风吹动了一角。几个家长互相对视，其中一个喃喃道：“我六岁时……连字都不认识。”
另一名八岁女孩被点到名字，起身复述昨日所学：“凡物之生，必有所因。”她说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就像我家母鸡不下蛋，孙先生说是因为缺盐，不是得罪了灶神。”
这次有人笑了，是真心实意的笑。连那个一直抱臂冷眼的老农，嘴角也抽了一下。
林阿蛮站在角落，不动声色地观察。她看见一个曾坚决反对女儿上学的汉子，此刻正盯着自家闺女抄写笔记的背影，眉头皱成一团。那女孩写得很慢，一笔一划极认真，写错了就用指甲刮掉重来。汉子看着看着，忽然把烟袋锅子塞进怀里，低声说了句什么。
旁边妇人问：“你说啥？”
他没抬头，只重复了一遍：“让她念吧。”
话音落下，他自己都愣了愣，仿佛这话不是从他嘴里出来的。但他没改口，也没再看旁人脸色，只默默掏出一块粗布，替女儿擦了擦桌角的灰尘。
课近尾声时，孙秀才合上书本，咳嗽两声：“今日就到这里。明日继续讲‘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孩子们纷纷收拾课本，有的蹦跳着去找父母，有的还舍不得走，在黑板前比划着刚学会的字。
林阿蛮这才走上前。她没站讲台，就在院中站着，手里拿着一本薄册子。
“想送孩子来的，现在可以登记。”她说，“几岁都能进，识字的从基础班开始，不识字的先跟蒙学组认三个月常用字。白天上课，晚上喂猪也不耽误。”
话音未落，已有三四个人围上来。
“要不要束脩？”一个老妇问。
“不要。”林阿蛮答，“只有一条：孩子必须自己愿意来。”
“那……能记工分吗？”另一个男人搓着手问。
林阿蛮摇头：“现在不能。但等她们学会算账、写契、读告示，你在市集上就不会被人骗去一半粮钱。”
那人怔住，随即重重点头。
越来越多的人聚拢过来。有人问能不能插班，有人问每日上几节课，还有个年轻母亲抱着婴儿，怯生生地问：“我奶娃，能带着一起来听吗？”
“能。”林阿蛮看着她，“只要你不嫌吵。”
她一边答，一边低头记录姓名。纸页上的墨迹渐渐密了起来，不再是零星几点，而是一行接一行的名字。有些名字写得歪扭，是家长自己签的；有些是她代笔，念一句，对方应一声。
孙秀才坐在讲台旁的小凳上，摘下眼镜擦拭。他没参与交谈，只是偶尔抬头看看人群，又低头摆弄戒尺。那根木尺已被磨得发亮，边角圆润，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时准备敲打谁的手心。
一名老农挤出人群，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正在背书包的女儿。他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把帽子往下压了压，走了。
但他的脚步，比来时快了些。
林阿蛮合上册子，指腹摩挲着封面粗纸。名单上有十七个新名字，最小的五岁，最大的十一岁。不算多，也不算少。重要的是，这些人来了，坐下了，听完了整堂课，还留下来问问题。
她抬起头，看见几个女童正拉着妈妈的手往门外走，一路叽叽喳喳说着刚学的句子。其中一个突然回头喊：“阿蛮姐！明天我能带妹妹一起来吗？”
林阿蛮没回答。她只是看着那孩子蹦跳的身影消失在巷口，鞋尖踢起一小撮黄土。
风从屯子深处吹来，卷着柴烟和干草的气息。她的发髻松了一缕，垂在颊边，没去理。阳光斜照在黑板上，“慎思明辨”四个字被晒得发白。
她站在原地，册子夹在腋下，手指重新扎紧袖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