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子沐回家换了身干净警服，接着进了监舍，那股混杂着霉味、汗馊和劣质消毒水的气味，像一块黏湿的布蒙住了他的口鼻。他微微侧过头，咳嗽了两声，肺腑间的滞涩感挥之不去。
李子沐问于飞：“陈队呢？”
“陈队走了！”
监舍昏黄的灯光下，犯人们沉默地坐在通铺上，目光或躲闪或空洞地掠过他这身崭新的的警服。他是这里的“管教”队长，可走在这些水泥方块垒成的森冷空间里，他总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误入者，一个被命运随手抛掷到这片精神荒原上的一个虚弱标本。
自从猴子跑后，他首先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急速下坠的虚脱——仿佛脚下并非坚实的地面，而是那片泥泞的、被三月的暴雨浇透的沼泽，他就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那个绰号“猴子”的瘦小身影，消失在风雨交织的茫茫灰暗里。
现在，他需要知道更多“为什么”。为什么猴子，这个沉默寡言，几次在他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记的犯人，何以有如此决绝的勇气，冲向那片看似更深的黑暗里？
2、
李子沐前脚刚进管教室，准备找几个犯人聊聊。副大队长金伯云就带着狱政科科长夏绍安进来了。
“小李，你跟我们一起，仔细搜一搜逃犯侯小龙的个人物品，留下的任何信件、纸条都不能放过。”金伯云吩咐道。
与他儿子金平高大身胚相反，金伯云身材瘦小，为人沉稳，和气，做事严谨细致。夏科长身材高大，面色凝重，做事向来有板有眼，按规矩来。
李子沐与金伯云、夏科长走进猴子的监舍时，积委会主任于飞赶在监舍门外高喊“全体起立，靠墙面壁站好！”
猴子的铺位在103监舍最角落，狭小逼仄，被褥单薄破旧。李子沐掀开垫被褥，下面空空如也。
“他的箱子呢？把他储物箱找来！”夏科长吩咐。
“都放在二楼储藏室里，平时拿东西由组长领着去！”于飞赶紧回答。
李子沐带着金伯云、夏绍安、于飞和“一把手”上楼走进监舍二楼东头的那间阴暗的储藏室，室内两排双层铁床上都挤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箱子。
“一把手”攀上墙角铁床的上铺，借着屋顶一只小灯泡暗弱的亮光仔细看了一会，然后确定那靠墙角的一个箱子就是猴子的，就搬了下来，放在靠窗的桌上。这是一个陈旧的小木箱子，上面布满了污渍和灰尘，旁边挂着一把弹子锁。
“撬开。”夏科长沉声道。
于飞跑下楼从管教室找来钳子，几下便撬开了锁。木箱打开，里面没有值钱物件，只有几件扎黄筋的囚服，下面是一本掉了封面卷角的《中国当代短诗集》，最底下，整整齐齐叠着一沓信件。
3、
金伯云伸手将信件拿出来，并展开第一封信，第一封是举报信，开头写道：“尊敬的政府干部，我叫侯小龙，是三大队二中队服刑罪犯。现在向政府报告我在这里的改造生活，自从三年前我从广东调来这里后，屡遭以何道安为首的同犯欺凌……”这封信被眼尖的夏科长伸手一把抽走了。
另有三封信是猴子姐姐小兰写的。
信封很旧，边角磨破了，邮戳上的日期还是去年秋天的。金伯云抽出里面的信纸，一共有三封，都是同一个人的笔迹——猴子的姐姐侯小兰。
夏科长站在一旁，金伯云看完一封递给他一封。
第一封信写于前年十月：
小龙：
家里都好，爸妈身体还行，你不要挂念。你在里面要好好听干部的话，争取早点出来。姐在镇上找了活，在服装厂上班，一个月能挣三百多。你要好好改造，姐等你回来。
姐字。
信纸有些皱，像是被水泡过，又晾干了。李子沐注意到信纸的右下角有一块深色的痕迹，分不清是墨水还是眼泪。
第二封信写于去年十二月：
小龙：
姐上次寄的钱你收到了吗？一百块，不多，你在里面买点东西吃。别舍不得花，身体要紧。你上次信里说你被人欺负，姐看了心疼。你要跟干部反映，干部会管的。实在不行，姐去找你们领导说说。
姐等你回来。
这封信的笔迹比第一封潦草，有几个字写错了又涂掉，像是写信的人心里很乱。
第三封信写于今年二月：
小龙：
爸最近病得了厉害，住进了镇上卫生院。姐最近要照顾爸妈，又要上班，没时间写信。你上次说想调中队，这事要你自己打报告。你就写，好好写，把情况说清楚。姐相信你们队长会公平处理的。
天气冷了，你多穿点。姐给你织了件毛衣，下次探监带给你。
一定要好好的，小龙。
最后一封信提到了猴子的父亲生病。除此以外，字里行间只是一个姐姐对弟弟朴素的牵挂，但每封信都有一句“你要好好的”，像是怕弟弟在里面撑不住。
另外还有一封信是猴子的妈妈写来的：
“满儿，你的来信妈收到了。看信后，妈好像轻松了一点。有你的队长帮助，那就好。出监狱后有机会再感谢你的队长。
你要我莫来？对，他们都不要我来，因为我神智有问题。你提到你姐姐？她没时间，来了也没用，也帮不了你。
我讲一句话，听天由命，自己保重，自己逗难关，没人看你，不多谈。”
这封信是猴子妈妈写的。
这几封信都被夏科长拿走了。夏科长又拿起那本《中国当代短诗集》翻了翻，掉出几页写满歪歪扭扭字迹的纸片，随后也扔进箱子里，是猴子在信纸上的胡乱涂鸦之作，子沐拿起那几页纸仔细看了起来：
《我写》
我不写远方，也不写辉煌
只写眼前
一碗饭
一盏灯
一个安静的我
《大墙》
墙很高
天很小
字很轻
心很沉
我要把想说的话
都写成
短短的诗
《平常日子》
天是灰的
路是崎岖的
……
夏绍安把信件一一收好，失望地说：“一封要换中队的报告，一封写了他父亲患病，三封是普通家信，信件没经过检查就交给了犯人，这是严重失职！”
金伯云说：“这个犯人是新来的广东调犯，平时性格孤僻，与老犯关系紧张，管理警察和同犯对他的情况了解很有限。档案里履历上只是简单写了一句，高中毕业后到广州打工。”
“追捕组要紧急出发，去他老家蹲守！”
“小李，你留下来，找知情的犯人仔细问问，逃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还有平时的情况，越详细越好。”金伯云临走对李子沐叮嘱道。
夏绍安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有什么线索就及时告诉我们！”
4、
送走了金伯云和夏绍安，子沐叫于飞过来：“对于猴子，你还知道哪些情况？”
积委会主任于飞，一个精明世故但年龄不到三十岁的犯人，谨慎地注视着李子沐：“猴子……觉得他这人性子很‘倔’，值班员管理上对他稍微严格一点，就受不了，动不动就闹脾气。调中队的事他倒是跟我提起过，这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呀。犯人之间平时有点小矛盾正常，哪有谁故意欺负他嘛。”
“于飞，你给我说实话，猴子刚来没多久是因为什么事被送严管队？”
“这个嘛？”他笑了笑，又说：“前年夏天，他转到这里没多久，不知因为一件什么事，他吞了个螺帽下去。送医院后折腾半天才取出来。回来就关严管队了。”于飞顿了顿，又说，“在严管队还没几天，不知怎么弄的，又把手铐里的弹簧片弄出来，磨尖了，扎进两边太阳穴……。”
李子沐忽然感到胃部一阵抽搐。他想象着那尖锐的金属刺破皮肤，嵌入皮肉的场景，那不是求死，更像是一种无声的、突破身体极限的残酷控诉。他喉咙发干：“是为什么？”
于飞摇摇头：“说不清。他心里的事，从不往外倒。”
接着李子沐又让于飞叫来猴子的小组长陈波，陈波四十多岁，面相老实，做事谨慎，在犯人中不算张扬。陈波进来后，李子沐的询问，他始终低着头，眼神躲闪，言辞含糊：
“猴子是新来的，不爱说话，干活吧也算凑合，就是性子刚烈，受不得气……其他的，我也没太注意，犯人之间磕磕碰碰难免，都是小事。”
“猴子刚来时为什么要吞螺帽？你就说实话，我不会说，只想心里有个数！”
沉默了很久，他才慢吞吞地说：“猴子刚来那会儿，一次上厕所，葛子达撒尿时故意溅到他身上。猴子急了，骂起来。葛子达挑衅他：‘老子就是要搞你，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猴子当时那眼神……估计快气炸了，他因为自己是新来的，怕人报复，又硬生生憋回去，脸憋得紫红。后来，给金管教报告了，过后也没见葛子达道歉。”
接着又喊来了李小黑，这是睡在猴子上铺的一个年轻犯人，在李子沐反复保证“只是了解情况”后，才嗫嚅着开口：“猴子跟我说过……交罚金的事。他在广州那边监狱，干警亲口对他说的，交了七千块罚金，转过年七月份就能报减刑。他打电话告诉了他姐姐，他姐姐马上将自己打工攒下的7000元全寄给了他。结果，转年六月，一纸调令，把他弄到这边来了。”李小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到了这儿，听说这边‘规矩’又不一样了，减刑对罚金卡得死严。他急啊，家里……他老娘又有点精神病，老爹在镇上开个棺材铺，对他失望，也不太想管他了。听说他姐姐打算回来照顾老娘，手里也没钱了。再交一次？拿命交？”
“这些事，他没跟金管教报告过？”李子沐盯着李小黑问，声音有些发紧。
“说了，”李小黑抬头快速看了李子沐一眼，又垂下，“猴子说，跟金干部说过好几回。金干部每次都说‘知道了，去科里问了再告诉你’，就没下文了。后来……猴子也不怎么提了，整天蔫蔫的。”
“那金干部……还有陈队长他们，平时与猴子谈过话吗？……”李子沐试图问得更具体些。
李小黑又低下头，盯着自己磨破的裤脚：“干部们都忙。这些家长里短、罚金的事调监的事……哎！猴子那人，平时都阴阴沉沉，又不会说好听的话，又冲动，可能……可能就觉得他事多，不配合改造吧。”
管教室里重新陷入沉默。只有远处不知哪个监舍传来模糊的咳嗽声。
5、
犯人李小黑走后，李子沐站起身，腿有些发麻。他缓缓走出中队监舍，又走出大队铁门，厚重的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隔绝了那个世界，却把一片沉重的阴霾牢牢锁进了他的心里。
晚上，夜风从空旷的原野掠过，带着长江边特有的湿寒，穿透他单薄的衣裳。他回到宿舍，靠在冰凉的砖墙上，闭上双眼，脑海出现被高墙电网切割成狭小方块的夜空，没有星星。他胸腔里那股滞涩感又涌上来，化为一阵剧烈的干咳，咳得他弯下腰，眼前金星乱冒。
决不是意外，猴子的逃跑，决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就能催生的偶然。那是一个生命，在逼仄的生存缝隙里，被一点点碾轧、抽空希望的过程。是螺帽穿进肠胃、是弹簧片刺入太阳穴的无声呐喊；是遭到尿液羞辱后的隐忍与爆裂；是七千元罚金与一纸调令轻易碾碎的重获新生的承诺；是家中疯癫的老母、冷漠的父亲、困窘的姐姐织成的绝望之网；是一次次汇报后石沉大海的“敷衍”……
所有这些，像无数细密的尖针，反复穿刺着一个本就内向、敏感、深陷自责的灵魂。最终，那场暴雨，不过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冲向外部未知深渊之前，一次对内部已然凝固的黑暗的、绝望的挣扎。
而自己的同事们呢？金管教，那个平日里做事敷衍、一心向往外面大千世界的年轻人、也是自己心中与人为善的好哥们，工作上也只热衷于做一些组织队列比赛和背诵监规的表面文章。
而陈军，一个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抓经济效益上的“优秀中队长”，其实……他们也并非恶人，也许只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管理”中，磨损了那份对个体苦难细微差别的感知。
他们把犯人视为需要“规训”和“控制”的群体，将猴子的“事多”、“内向”、“消极”、“冲动”视为改造中的阻力，却看不到那沉默之下，是一座正在无声坍塌的心灵废墟。他们的“漠然”与“疏忽”，并非出于恶意，却是系统性的麻木，是另一种形式的“合规”的暴力。
他曾经怀抱的信念——用知识、用教育、用某种理想化的“理解”与“引导”去影响哪怕一个被边缘化的生命——在这堵用制度、习惯、麻木和具体而微的苦难砌成的高墙面前，显得如此幼稚可笑。他连自己想当个“教师”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就被生硬地抛掷到了这个岗位上，而且现在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似乎连一个“合格”的管教都算不上。
他看到了这些问题，看到了那根悲剧链条上一个个清晰的环节，可他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甚至无法说服他的同事，认真去聆听一个犯人关于罚金和调监的申诉。
现在，他的“看见”，成了他痛苦的唯一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