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
那年香港像座被遗弃的城。街上没人，地铁没人，学校也没人。口罩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双惊惶的眼睛。电视每天播新增感染数，数字像钝刀，一天一天割。
沈明昭从英国飞回来那天，我一个人在机场等他。整座机场空荡荡，广播重复"请注意个人卫生"，消毒水味呛人。他在出口出现，戴着N95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那双眼睛看见我的瞬间，忽然就亮了。
隔三米站着，那是当时政府建议的"安全距离"。他朝我走一步又停住，口罩上方眼角弯了弯——我知道他在笑。
"瘦了。"他说，声音闷在口罩后头，含含糊糊。
"你也是。"
就这样站着。站了很久。中间隔着非典，隔着整条太平洋，隔着三年四个月零八天的想念。最后他朝我伸手，我愣一秒，也伸手，两个人隔着一次性橡胶手套，十指交握。
那年春天特别长。凤凰木开花时整条罗便臣道都是红的。我们戴口罩骑车经过，花瓣落进车筐、落在肩膀、落在再也看不见的嘴唇上。他骑到第三个斜坡还是站起来踩踏板，校服换成了卫衣，后颈绒毛长长了，在风里轻轻晃。
那是我记忆里香港最安静的一年。安静到我能清晰听见他每一次呼吸，听见并排骑车时车轮碾过落花的细碎碎裂声。
2006年，股市疯涨。
恒指冲破两万点那天，沈明昭从他爸那拿到一笔"创业基金"。在中环租了间小办公室，说要开投资公司。我去看他那天，他正把一张世界地图钉墙上，图钉按下去"嗒"一声脆响。
"我要做比他们更大的生意。"他转过身来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太亮了，亮得让我不安。
"你爸同意？"
"他说只要不'丢人现眼'，做什么都行。"他把"丢人现眼"四个字咬得很重，笑了一下，嘴角还是那个小弧度，可笑意没到眼睛。
那晚在他办公室喝酒。窗外是香港夜景，万家灯火像一大片发光的麦田。他喝多了，枕我肩膀说胡话，说等赚够钱带我去冰岛看极光，说买座小岛只有我们两个人，说陈屿我欠你一个光明正大。
我没告诉他，那天下午我爸刚打电话，说给我相了个女孩子，银行家女儿，门当户对。
2008年。
开头还是好的。春节时沈明昭接了个大单，高兴得请我去半岛喝下午茶。三层架司康饼冒着热气，他往我茶杯里加牛奶，一滴没洒。
"等这单做完，去旅行。"他用银匙搅动红茶，细小的碰撞声。"你想去哪？"
"不是说冰岛？"
"冰岛太远。先京都吧，春天有樱花。"
那天阳光好得很，透过落地窗把他面前那杯红茶映成半透明琥珀色。我看着他的手——修长、干净、指甲修得整齐——忽然想起1997年他在课本上画的那片叶子。十七年了。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我们也从少年长成大人，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
比如他画叶子时拇指会微微翘起。
比如他笑起来眼角叠起的纹路。
比如我每次看见他时，心里那片怎么也压不下去的潮水。
可九月那个下午，雷曼兄弟倒闭的消息像盆冰水浇下来。恒指狂泻，他公司一夜亏掉大半。他爸没出手，只一句"早让你做钟表生意你不听"。
那晚我去找他。办公室没开灯，他坐窗前地板上，领带松松挂脖子上，面前摊一堆报表。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半边脸照得惨白，另半边陷在阴影里。
"陈屿。"他叫我，声音像从很远飘来。"我输了。"
我走过去坐他旁边。地板凉气透过裤子渗进来，可他肩膀靠过来时是烫的。报表推一边去，就那样靠着坐，看窗外月亮从楼左边移到右边。
"还去京都吗？"很久后我问。
他沉默一会儿，笑了。那是我听过最轻的笑声，轻得像片叶子落水面。
"去。"他说。"爬也要爬去。"
可我们没能去成京都。
十月初，他爸发现了他藏在书房抽屉里的东西——一张照片，2003年非典期间在凤凰木下拍的。我俩都戴口罩，可十指交握的手清清楚楚露在外面。
他被关在家里三天。我打不通电话，去他家敲门，管家隔着铁门说少爷身体不适在休息。我在门口站四小时，秋风把凤凰木叶子吹落一地，踩上去沙沙响。
第四天深夜，他发来条短信。
"陈屿，我爸要送我去美国。下周飞机。"
我盯着屏幕很久。手机光把黑暗房间照出一小块惨白，像那年太平山顶烟花，亮了一瞬就彻底灭了。
"你在哪？"我回。
五分钟他回了地址。又一小时后，我翻过他后院那道爬满蔷薇的矮墙，见他坐花园石凳上等我。月光把他浇成银白色，穿着单薄睡衣，脚上没穿鞋。
"跟我走。"我说。
他看着我。那双琥珀色眼睛里有月光、有蔷薇影子、有十七年来所有夏天冬天，然后他站起来，赤脚踩过沾露水的草地，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
"好。"他说。
我抓住他手。那双手冰凉，可掌心是烫的，烫得像那年图书馆屋檐下他贴着我的温度。
我们穿过花园，穿过那道蔷薇墙。蔷薇刺划破他睡衣袖子，也划破我手背。可谁都没停下来。
因为停下来，就再也走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