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阿蛮一脚踏进议事厅门槛时，天刚亮透。露水还挂在裤脚上，草叶割出的红痕干了，结了一层薄痂。她没坐下，直接站在长桌前，手指敲了下桌面。
“建学堂。”她说。
屋里原本低着头搓麻绳的、抱着孩子喂奶的、记账算粮的，全都抬起了脸。没人说话，也没人笑，只是盯着她看，像听一句玩笑话，又怕错过真话。
“女子能插秧，能守寨，能纺线织布养活一家老小，怎么就不能执笔？”她声音不高，也不绕弯，“我要在屯东那块空地上起一座屋，不求雕梁画栋，只要遮风挡雨，能让十个、二十个女娃坐进去，识字、算数、知道‘人’字怎么写。”
柳如烟推了推眼镜，纸笔已经摊开，笔尖蘸墨，等着记下第一个数字。
赵铁柱坐在角落，大刀靠墙放着，听见这话猛地直起腰，“要木头？我带人去砍。”
“禁伐区不能动。”阿蛮扫他一眼，“死树、倒木，能用就行。省一口粮，多一个孩子能念书。”
柳如烟低头开始算，笔尖沙沙响。半炷香后，她抬头：“主梁两根，横椽八条，若用旧门板拆解补缝，可省三成料。瓦片最难办，陶窑远，烧制费时，不如先覆茅草，等秋收后拿余粮换。”
“茅草就茅草。”阿蛮说，“地基要夯结实，窗子朝南，采光足。黑板——拿门板刷黑漆，粉笔我去想办法。”
赵铁柱一拍大腿站起来，“今儿就上山！护卫队轮班，半天内把主材拖回来。”
没人问钱从哪来。她们都知道，寡妇屯没官府拨款，没有豪绅施舍，每一块砖、每一根钉，都是自己挣的。
消息传得比风快。晌午刚过，晒场中央就堆起了小山似的杂物。一张瘸腿的旧方桌，三条腿都裹着布条；两扇脱了 hinge 的门板，钉眼歪斜但板面平整；半缸陈年石灰，坛子裂了缝，用麻绳缠得密密实实。
一个老婆婆拄着拐送来半截粉笔头，灰扑扑的，攥在手心像捧着金条。“我孙女前年偷学写字，被她爹砸了砚台……这东西，留着有用。”她把粉笔放进柳如烟摆在木箱里的“学堂基金”筐里，转身走了，背影佝偻却没回头。
下午申时，赵铁柱带着人回来了。四匹瘦马拉着两车原木，树皮剥得干净，断口齐整。他脸上沾着木屑，额角沁汗，盔甲都没换，直接跳下车指挥搬运。
“这棵是雷劈死的老松，芯子没烂。”他拍着其中一根粗木，“扛得住十年风雨。”
柳如烟拿着尺子一一丈量登记，连树节位置都标清楚。她翻出一张草图铺在桌上，是昨晚熬夜画的，墙上几扇窗、门朝哪边开、讲台离地多高，全有数。
“人工怎么算？”有人问。
“不按天，按事。”柳如烟说，“搬一根梁记两工，砌一堵墙记五工。工分存账，秋后统一分粮或换布匹。不愿记账的，给顿饭就行。”
第二天清晨，屯东那片荒地热闹起来。男人女人一起上阵，挖地基的、和泥浆的、搭架的，谁有力气干什么。几个七八岁的女娃蹲在边上，眼睛发亮，偷偷捡起木屑往怀里揣，说是“将来也能盖学堂”。
第三日午后，天空阴沉下来，风卷着土打人脸。柳如烟抬头看了看天，“要下雨。”
“抢最后一道横梁！”赵铁柱吼了一声，十几个人冲上去托举。木头沉重，压得肩膀发颤，可没人松手。泥墙刚抹平，屋顶骨架已成，茅草一层层铺上去，压实钉牢。
雨点落下来时，门框装上了。一扇旧木门，刷了青漆，门楣空着，等题字。
阿蛮不知从哪摸出一支粉笔头——大概是哪个孩子捐的，只剩拇指长一段。她站定门前，踮起脚，在门框上方写下三个字：启蒙堂。
笔画不漂亮，有些歪，第二笔也断了，像极了那天山坡上女童在地上划的“人”字。
但她没擦，也没重写。就让它这么挂着。
雨越下越大，打在新铺的茅草顶上，噼啪作响。屋里还没摆课桌，地面还是泥的，可站进去，闻得到木头和泥土混合的气息，踏实得让人想哭。
柳如烟坐在角落的小凳上，合上了账本。总耗七两八钱银，其中现银只用了二两三，其余全是劳力折算和物资置换。她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嘴角动了动。
赵铁柱靠在门外柱子上喘气，雨水顺着盔沿往下淌。他看着屋顶，确认没漏，低声对身边队员说：“这屋子，比军营还结实。”
人群渐渐散了。有人留下清扫碎木，有人顺手把散落的草绳收进筐。没人喊口号，也没人鼓掌，可每个人走过那扇门时，脚步都慢了一下，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阿蛮没走。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捏着那段粉笔头。远处村道被雨水泡软，泛着灰白的光。她望着那条路，仿佛看见某个背着包袱的老秀才正朝这边走来。
她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短而厚实，像一根扎进土里的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