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津没治郎在暗处，看着那些走出神社的人们，心里涌起一种近似于“满意”的情绪。他不再想下地狱了，自然也就不再试图挣脱那件“赭衣”了，囚徒的标识已与他新生的“鬾”之躯体融为一体。表面上看，他是“英灵”，是一尊沉默的、接受敬奉的牌位；在无人看见的维度，他的形态在扭曲、膨大。
曾几何时，梅津没治郎是个人形的东倭军官，面容谦恭；现在，他的“鬾”身生出了无数看不见的触须，每一根都连接着一个参拜者的心窍，缓慢地吮吸着。
那些被吮吸的人，走出神社时会没来由地感到空虚，对邻国的愤怒更轻易地燃起，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却更加模糊。他们的眼神，在某种时刻，会闪过一种非人的、空洞的狂热。
梅津没治郎的怨念并未消散，而是如强酸般蚀刻着他的灵魂，迫使他退回到受害者的形态，却保留下加害者的记忆，令这具形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成孩童般的大小，这便是“鬾”的成形。
鬾者，小儿鬼也，是比普通怨灵更邪恶的存在，同样可以唤作小人鬼。普通鬼魂只能依附于特定地点或物品，而鬾可以汲取活人的气运与灵息，将痛苦转嫁给他人。更可怕的是，鬾是被残害者的怨念与军国主义抗衡，被护养在绥靖神社后催化下的特殊形态，能够将参拜者的信仰转化为自身的养料，同时将诅咒反噬给参拜者。这是一种比地狱酷刑更精准的报复，让他以被残害者的形貌，永恒承受加害者的罪责。
被残害者以这种方式报复他，可恨吗？犯罪了吗？谁犯了罪？犯了什么罪？犯了几条罪？
参拜者每鞠躬一次，他就该承受一次完整的刑罚循环，从第一次参与侵略战争，到1935年签署《何梅协定》，到1937年扩大全面侵华，再到1945年战败投降，让每一次循环都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他的灵魂。
1935年，时任东倭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没治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备忘录，以武力相威胁，要求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军、取缔反东倭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被迫复函承诺东倭方全部条件，史称《何梅协定》。这一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及京津地区的大部分主权，也是梅津没治郎侵华罪行的重要铁证啊！
在地狱的惩罚中，这份命令化作无数细小的培养皿，嵌入他的皮肤之下。每一个培养皿里，都盛放着活体解剖的记忆。被剖开的胸腔里跳动的心脏、被摘除的肝脏在托盘上的颜色、被高压试验压爆的脏器喷溅在玻璃上的形状。这些画面不是观看，而是体感。他是个持刀者，不与受难者有着同样的一种体验，像话吗？他应该要感受手术刀划开自己皮肤的冰凉，感受霍乱杆菌注入自己血管的灼烧，感受冻伤实验中肢体坏死脱落的剧痛。
他还能悠哉地听见一个刚在绥靖神社参拜完的青年说：“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历史嘛，总有不同说法。”
所谓“历史总有不同说法”的言辞，实则是东倭右翼势力长期推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话术。在绥靖神社内的游就馆中，还有侵略战争被美化为“保护侨民”，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甚至将屠杀平民描述为“歼灭战败军人”，完全背离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和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这种篡改并非“不同视角”，而是对铁证如山的战争罪行的系统性否认。
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受害国，对东倭政客参拜绥靖神社的行为一致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任何试图为其翻案或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都无法改变其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本质。
真正的历史认知，应建立在真诚反省之上，而非通过参拜战犯来寻求所谓的“心里踏实”。
梅津没治郎的鬾身在牌位后无声地震颤。这不正是他当年在关东军司令部签署文件时，想要的那种效果吗？让被征服者自己怀疑被征服的事实。如今，这效果在他死后，通过这香火，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反哺了他自己。他不再是那个被审判的甲级战犯，他成了潜藏在敬奉之下的寄生虫，成了军国主义那幽暗意识最顽固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