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瓜棚里没点灯。林大壮坐在板凳上，面前那张旧门板改的桌板上，二十三个铜钱排成了两行半。
他数了四遍。第一遍二十三，第二遍还是二十三，第三遍和第四遍也没差。他把那枚头一天从第一个瓜里抠出来的开元通宝单独放在左边，剩下的二十二个码在右边，数的时候他一个一个拿起来掂过，每个手感都一样，沉的，凉的，边缘磨得圆润的。二十三个铜钱，沉甸甸的，在晨光里泛着青灰色的光。
他伸了个懒腰，脊椎骨咔咔响了两声。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瓜田里。
头一批熟的瓜一共十三个，加上昨天下午没摘的那几个小一些的，总共十七个。他把瓜从藤上摘下来的时候，每一根藤蔓根部都绕着一枚铜钱，他一个也没取，连着藤一起码进筐里。筐底垫了一层干草，瓜挨着瓜摆好，藤蔓从瓜缝里垂出来，铜钱挂在藤上，在筐沿边上叮叮当当地碰着。
两筐瓜，加起来够他挑着走三里路。
他弯腰的时候腰肌绷了一下，他扶着膝盖站了一会儿才直起来。然后他把扁担搁在肩膀上，蹲下去，两手抓住筐绳，腰一挺就把两筐瓜挑了起来。扁担在肩膀上压出一个浅坑，他换了一边肩膀，迈出了瓜棚。
后山到村口的路他走了二十多年了，从穿开裆裤走到三十岁，路上的石头在哪个位置，他闭着眼都知道。但今天这条路走起来跟往常不太一样。不是因为挑了重担，而是因为那两筐瓜下面缀着的铜钱，走一步晃一下，铜钱磕在筐沿上，轻一声重一声地响，像走在一串风铃旁边。
村口的人比往常多。那几个蹲在墙根底下晒日头的老头抬头看他，有人的目光在他扁担两头扫了一下，没说话。林大壮没停，从大樟树底下穿过去，出了村。
三里土路走到县城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电线杆顶上了。他找到菜市场，在角落一块空地上把筐放下来。地上铺着一层去年的菜叶子，干了，踩上去窸窸窣窣的。他把筐里的瓜一个个拿出来码在面前的地上，藤蔓也摊开，铜钱就那么明晃晃地搁在藤上，瓜旁边。
旁边卖葱的大姐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瓜藤上那些铜钱一眼，转回去了，没说话。
第一个蹲下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一件灰蓝色的夹克，袖口磨得发白，背着一个帆布挎包，包上印着一行褪了色的字，林大壮没看清是什么。那人蹲下来，没看瓜，先看藤。
“这是……”他伸手去捏藤上挂着的一枚铜钱，没捏，只是用指尖碰了一下。
“铜钱。”林大壮说，“长瓜里带出来的。”
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长瓜里？”
“嗯。切开就在瓤里头包着。”林大壮说得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热”。
那人又看了铜钱一眼，这次他捏起来了，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看正面。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下那枚铜钱，又看了旁边几个瓜藤上挂着的铜钱。他站起来，往左走了两步，蹲下，又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瓜怎么卖？”
“一块五一斤。”林大壮说。这个价是他昨天想的，比市场价高了五毛，他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但他觉得瓜好，值这个价。
“铜钱呢？”
林大壮想了想：“你出价。”
那人又蹲下来，把瓜藤上那枚铜钱拿起来翻到正面，眯着眼看了看：“这铜钱……你确定是瓜里长出来的？不是你放进去的？”
“我家祖坟旁边种的。昨儿头一茬，切出来就是这样的。”林大壮没什么表情，语气还是平平的，“你要不信，随便挑一个瓜切开看。”
那人没切。他把那枚铜钱放回藤上，站起来，又蹲下，又站起来。林大壮看着他在那儿犹豫，没催。旁边卖葱的大姐倒是抬头看了好几回，目光在铜钱和林大壮之间来回扫。
“连瓜带藤带铜钱，”那人说，“我全要了，你开个打包价。”
林大壮报了一个数。那人沉吟了几秒，然后拉开帆布挎包的拉链，从里头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口朝下，倒出一叠票子，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递了过来。
“数数。”
林大壮接过票子数了一遍。手指头不太利索，数到第三遍的时候才数明白。他愣住了。
这些钱够买三袋化肥。不是最便宜的那种，是供销社货架上摆着的那排好化肥，上次他在镇上看过一回了，没舍得买。他手里这叠票子，买三袋还剩下一些。
他把票子折好塞进贴身的汗衫口袋里，口袋里的布已经被汗浸湿了，票子贴着胸口，凉凉的一小叠。那人把瓜和藤一起装进一个蛇皮袋里，铜钱也没拆，连着藤一起塞进去，扛着走了。
林大壮蹲在原地又待了一会儿。旁边卖葱的大姐伸过头来：“卖了多少？”
“够买几袋化肥。”林大壮说。
大姐看了一眼他汗衫口袋的位置，又看了一眼他手心——那几道磨出来的血泡，昨天挑水磨破了皮，今天挑瓜又把痂磨掉了，露出底下鲜红的嫩肉，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汗。她把头缩回去了，没再问。
林大壮站起来，收了空地，往供销社走。
供销社在县城主街的中段，三间门面打通了，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招牌，字是漆写的，脱了一角，露出了底下木板的颜色。柜台是水泥抹面的，冰凉的，柜台上搁着一台老式台秤和几个算盘。
他走到化肥柜台前，指了最上面那一排：“三袋。”
柜台后面的大姐三十来岁，剪着短头发，穿着一件白大褂，袖口撸到胳膊肘上面。她看了林大壮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身后的三轮车——他出门的时候把三轮车停在了供销社门口，车斗里空着。
“三袋？”她确认了一下。
“嗯，三袋。”
她把化肥一袋一袋地从货架上搬下来，每一袋五十斤，三袋摞在一起堆在柜台上。林大壮掏钱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从口袋里一张一张抽出来数给大姐。大姐接钱的时候看见了那些血泡，他的手指头上、手心里、虎口上——全是被锄头柄和扁担绳磨出来的皮，有些破了，有些在结痂，有些又磨破了。
大姐把钱收进钱箱，找了零，铜钱和纸币一起递回来的时候，她低头看了一眼他接钱的手——那双手把找零接过去，动作很慢，每拿一张票子都要用指尖去捻开，怕撕了。
“今年发啦？”大姐问了一句，语气不轻不重，像是随口说的。
林大壮把找零塞进口袋里，弯下腰扛起一袋化肥往三轮车上码。第一袋放在车斗最里头，第二袋靠着第一袋，第三袋码在最上面。码完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头憨笑了一声：“种瓜卖了点钱。”
大姐看了他手心一眼，没说话。
林大壮跨上三轮车，蹬了一圈踏板，链条“咯噔”响了一声。他踩着车，车斗里三袋化肥压得减震弹簧贴着底，车骑起来有些沉，他的脚蹬子踩得比平时慢了半拍。
从县城到村口的路是缓坡，上坡多，他下了两回车，推着走的。路边有梧桐树，叶子比巴掌大，风一吹哗哗响。他把三轮车停在树荫底下歇了两次，拿出搪瓷缸子喝了一回水，水是供销社门口水龙头接的，凉丝丝的。
第三次歇完，他蹬上最后一个坡，村口大樟树的树冠出现在了路尽头。
樟树的树冠大得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树底下坐着几个乘凉的人，其中两个在打牌，一个在剥豆子。林大壮的三轮车从坡上滑下来，车斗里的三袋化肥晃了一下，灰白色的袋子在太阳底下格外扎眼。
打牌的那个停了手，抬头看他。剥豆子的那个也抬了头，手里的豆荚停在半空。乘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偏过脖子来，目光落在三轮车车斗里那三袋化肥上。
“大壮！”一个婶子先开了口，她放下豆子筐，站起来走到三轮车旁边，伸手掐了掐化肥袋子的角。化肥袋子是塑料编织的，她掐了掐，又捏了捏，抬头看他，“你买这么多化肥？一袋多少钱？”
林大壮报了数。他把车停稳了，一只脚撑着地，另一只脚还搭在踏板上。
那个婶子的表情变了。打牌的那个也放下了牌，站起来凑过来。几个人围在三轮车旁边，有人用手去拍化肥袋子，有人弯腰去看袋子上印的字，有人抬头盯着林大壮的脸。
“你哪来这么多钱？”打牌的终于问了，语气里听不出是羡慕还是怀疑。
“卖瓜赚的。”林大壮说。
“卖瓜能卖这么多？”剥豆子的婶子不信，“你那几亩地能出几个瓜？卖到北京了？”
林大壮没接话。他把手从车把上放下来，准备蹬车进村。
这时候人群后面挤上来一个人。林大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汗衫，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睡醒就从屋里跑出来了。他挤到三轮车旁边，把脸凑到化肥袋子跟前，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一遍，又捏了捏袋子底角的封口。
然后他抬起头，盯着林大壮：“你挖到啥了？”
林大壮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把脚踏板踩下去，三轮车开始动，车斗里的化肥袋子跟着晃了一下。他从林大成旁边骑了过去，骑过村口大樟树，骑过祠堂门口那条石板路，骑进了自家院子。
他听见背后有人在说话，声音高低错落的，像一窝蜂。但他没回头。
林大成站在原地没动。三轮车拐了弯，看不见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头，那几根手指刚才捏过化肥袋子的角，袋角的封口处漏出了一粒灰白色的残渣。他捏起那粒残渣凑到鼻子跟前，闻了一下。
是好化肥。那种白色颗粒的、闻起来有淡淡氨水味的、他最想买但买不起的那种。他家地里用的还是从亲戚家匀来的陈年化肥，袋子上印着过期的生产日期，撒下去不怎么起效。
他把那粒残渣在指腹上捻碎了，又闻了一下。
然后他骂了一句：“妈的。”
拔腿就往家跑。院子里他老婆正端着一盆洗碗水出来泼，看他一头汗冲进来：“你又窜去哪儿闻着味儿了？”
林大成没搭理她。他一头扎进屋里，翻抽屉。抽屉里堆着去年的旧信封、缺页的本子、一截子铅笔头、生锈的剪子，他把东西拨到一边，从抽屉最底下翻出一张白纸和半截圆珠笔。他蹲在抽屉前面，把纸铺在膝盖上，圆珠笔在纸上比划了两下，不出水。他甩了甩，用嘴咬了一下笔头，再写，出了墨。
纸上是歪歪扭扭的一行字：“刘支书，后山那块地，不能让他占了。”
他把纸折好揣进口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磕到了抽屉角，疼得龇了一下牙，没管，转身又冲出了院子。他老婆在院门口喊了一声“你饭都没吃”，他已经跑出了巷口。
村口那棵大樟树底下，乘凉的人还在议论。剥豆子的婶子把豆荚重新拿起来，但目光一直朝着林大成跑远的方向。打牌的两个人也没心思打了，把牌扣在石头台面上。
“三袋化肥，”打牌的又念叨了一遍，“那得卖多少瓜。”
没人接话。他们不知道后山那片瓜田里有多少瓜，也不知道那些瓜藤上缠着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林大壮，那个被赶出祠堂的、不务正业的林大壮，今天扛着三袋好化肥从供销社回来了。
而林大成已经跑到了村委会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纸条，另一只手攥着圆珠笔，笔帽被他咬得坑坑洼洼的。
他推开村委会的铁栅栏门的时候，铁门“吱呀”一声响，惊飞了院墙上蹲着的一只麻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