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调度室外面的阳光和深夜完全不同，同样的停车场在白天看起来像是另一个地方——地面上的裂缝和油渍清晰可见，车棚的金属支架在日光下反着灰白色的光，和夜晚被路灯照亮的模样相差甚远。老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袖口的边缘已经磨出了一圈细密的线头，领口的颜色比衣身浅了一个色号，像是被反复搓洗过太多次。他站在办公楼一楼的门厅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鼓鼓囊囊的，边角被里面的东西撑出了不规则的弧度。他没有停留，直接上了楼梯，脚步和每天出车之前一样，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办公室的门开着，领导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打开的文件，手里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像是正在考虑某一行字该怎么落笔。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目光从老周脸上移到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上，又移回来。“周师傅？你今天不是夜班。”老周走进门，站在办公桌前，距离和上次一样，大约一步半。他没有坐下。“耽误你十分钟。”他说。
领导把笔搁下来，放在文件旁边，身体往后靠了一下，椅背微微后仰。他的目光在那只鼓鼓囊囊的信封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像是正在决定要表现出什么样的接收状态。他点了点头，没有说“坐”，也没有说“好”，只是点了一下头，下巴抬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又落回原位。
老周把信封放在桌上。他放下的时候动作不重，信封和桌面接触发出的声音很轻，像是里面装的纸张的重量被他的手指缓冲了一部分。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把手放在信封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他撕开封口。手指沿着封口边缘撕开的时候，纸张裂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很清晰——短促，干脆，像是一层薄薄的屏障被正式打开。他把信封口撑开，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最先落下来的是几张小尺寸的便利贴，然后是对折过的信纸，然后是被揉皱过又重新展平的纸条。它们落在桌面上，散开，覆盖了一块大约两张A4纸并排大小的区域。不同颜色的纸片、不同年份的折痕、不同人的笔迹——有的蓝色圆珠笔，有的黑色中性笔，有的红色墨水，有的铅笔，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写得很大，有的挤在纸面的角落里。
领导低头看着桌面。他的目光从第一张便利贴开始移动，顺着纸片摆放的次序，一张一张地看过去。他的手没有碰那些纸，只是看着，像是正在用目光完成某种测量。他看见第一张便利贴是浅黄色的，边缘有些卷曲，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谢谢你告诉我井盖是松的。”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纸张的泛黄程度说明它已经写了有些年头了。他看完之后没有把它拿起来，目光移到下一张——一张叠得不太整齐的信纸，展开之后能看出是被匆忙折过的，字迹有些歪斜：“谢谢你的纸巾。”只有这五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笑脸的嘴角比眼睛低了一些，像是画的时候笔尖滑了一下。他的目光在笑脸的位置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向下移动。第三张是一张便利贴，淡粉色的，边角有些起毛，用红笔写着一行字，笔画比前两张都要用力：“代驾小哥，手机差点丢了，谢谢周师傅。”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像写的时候笔尖几乎要压穿纸面。第四张是一张对折过的信纸，折痕很深，已经被展开过很多次了，折痕处的纸张表面已经出现了细小的裂纹。上面是手写的字，字迹端正、整齐，笔画之间间距均匀：“谢谢你让我爸还能牵着我妈的手。”没有抬头，没有落款。领导的拇指轻轻碰了一下那张信纸的边缘，像是正在感受纸张在多次折叠之后留在触感里的那种略带韧性的柔软。他把手收回来，继续往下看。
桌面上还有更多。一张揉皱过又被展平的纸条，纸面留有被攥紧后形成的放射状纹理，像是被人握在手心里过很长一段时间，上面的字是用黑色圆珠笔写的，字不大：“谢谢这趟车陪我加班。”旁边有一张对折过一次的便利贴，纸面整齐，字迹清秀：“周师傅你说话虽然少，但每句都管用。”还有一张黄色的便利贴，笔迹很用力，像是写的时候笔尖压得很重：“别关这条线。”最后一张是空白的信纸，没有字，但纸张的折痕很深，像是被人放在哪里很久，始终没有被打开过。
领导把所有纸条按时间顺序在桌面上排开。他的手指沿着纸张的边缘移动，把早些年份的移到左边，较近的移到右边。他的动作没有迟疑，像是一段正在被按正确顺序重新排列的时间轴。他排完了之后看着那条由纸片和信纸组成的序列——从七年前开始，到最近结束。他拿起那张写着“别关这条线”的粉红色便利贴，把它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发现背面是空白的，又翻回去。他把它放在所有纸条的最上方，然后收回手，两只手交叉着搁在桌面上。“周师傅，”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我理解你的感情。”他停顿了一瞬，像在等这几个字完全落进空气里，“但公司要讲效益。这条线日均客流不到15人，每年亏损……”他没有把数字说完，像是在那里做了一个标记，不需要把后面的内容也全部念出来。
老周坐在他对面。他的目光落在那些被排列好的纸条上，从最左边那一张开始，看到最右边那一张。他看了大约五六秒，然后他伸出手，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地收起来。他的动作不快，也不慢，像是已经在心里做过这个动作很多次，到了需要实行的这一刻，手指只是顺势移动而已。他把第一张便利贴拿起来放回信封，然后是第二张、第三张，那张被揉皱过的纸条被他用手指按平了一下才放进去。他把每一张都按着它们之前被放出来的顺序收回去——不是反向的，是同样的顺序，像是在用回收的动作重新确认一遍那些字迹的位置。他收完最后一张，把信封口折好，夹在腋下。然后他站起来。
“我开了十七年，”他说，“知道什么是公司的效益。”他看着领导的眼睛，“但我也知道，有些效益账本上记不了。”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和平时一样，但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移开——他看着领导，像在说一件不需要被反驳的事情，他只是在陈述，像在填写路单上的一个固定栏目。他把信封夹好，转身往外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门开着，走廊的光线从门框外面渗进来，在他脚前的地板上铺了一条亮带。
他侧过身来，没有回头：“领导，后天最后一班，你要是想来看看，我留了驾驶座旁边的位置。”他说完之后没有等回答，迈步走进了走廊。脚步声沿着走廊的方向逐渐变远，然后在楼梯口的位置停了一下，又继续向下，直到完全听不见了。
领导坐在办公桌前没有动。桌面上那些纸条已经被收走了，只剩下几道轻微的压痕和一枚圆形的印迹——像是之前某张纸片在桌面上停留太久后留下的印记。他的目光落在桌面空出来的区域，看着那些压痕，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伸出手，拿起最上面那张已经被他翻过两次的粉红色便利贴——“别关这条线”。他把那张便利贴握在手里，指尖沿着纸面的边缘走了一圈，然后他打开办公桌最上层那个抽屉，把它放了进去。抽屉合拢的时候，锁扣碰撞发出一声闷响，短促而沉重，像是一扇门被锁上了。
办公桌上的文件还摊开着，笔还搁在文件旁边。窗外的阳光正在从下午移向傍晚，光线倾斜的角度已经开始变化了，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逐渐拉长的阴影。领导低头看着自己合拢的抽屉，没有把它重新打开。他坐在那里，手还搭在抽屉的金属把手上，没有拿开。办公室的门还开着，走廊里没有人经过，日光灯管在他的头顶持续地亮着，发出均匀的、没有变化的声音。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些被纸条压过的痕迹上，那些轻微的凹痕正在渐渐恢复平整，需要一段时间。他想起刚才那些字，那些不同颜色的笔迹、不同年份的日期、不同人留下的句子，它们被按时间顺序排好的时候，像一段被折叠起来的时间被重新展开了。那些字的间距、笔画的角度、纸张的厚度，它们的排列顺序像某种正在被人确认的序列，像是被一个人用十七年的跨度慢慢写成的。他没有打开抽屉，也没有拿起笔，只是坐在那里，等着那些压痕在光线中自己消失。
窗外有风吹过来，带动了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片，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晃了一下又停住了。日光灯管的电流声和远处某个房间里传来的电话铃声混在一起，成为办公室里唯一能被听见的东西，像是某件事正在远处悄悄启动，而他已经提前知道它会发生。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下面停车场里的那辆夜班车，它停在那里，车头朝着出口的方向，挡风玻璃上落着一些灰尘和傍晚光线投下的光泽，看起来像是一辆正在等待被出发的车。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像在确认一样东西的完整轮廓——从车头到车尾，从挡风玻璃到后视镜，所有细节都准确、完整、准备就绪。他看完了之后，没有再说话。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路灯还没有亮，停车场上覆盖着一层介于白昼和夜晚之间的灰色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