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九年冬，太祖赵匡胤猝然崩于万岁殿。
大雪覆满开封宫阙，烛影斧声的疑云，随着凛冽寒风弥漫在皇城每一个角落。五十岁的开国帝王骤然落幕，没有留下一份清晰的遗诏，储位悬虚，人心震荡。内廷宦官王继恩深知局势凶险，没有按宋皇后的旨意去召皇子赵德芳，而是连夜奔赴晋王府，叩开了赵光义的府门。
赵光义，赵匡胤的亲弟，自陈桥兵变起便追随兄长，一路深耕朝堂。十多年间，他以开封府尹之尊经营势力，招揽幕僚，结交朝臣，府下文臣武将云集，根基早已盘根错节。接到消息，赵光义即刻随王继恩入宫。宋皇后见到来人，瞬间明白了大势已去，只能轻声说道：“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一句官家，承认了新君。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为安定人心，他没有改元，依旧沿用开宝年号，直至次年，改元太平兴国。
初登大宝，太宗迫切要证明自己。兄长扫平南国，留下北汉与幽云未竟之功。他要接过统一的旗帜，建立属于自己的功业，消解朝野对继位的质疑。
即位之初，太宗先施恩布惠，稳固朝堂。他厚待太祖子嗣，加封赵德昭、赵德芳，礼遇宗室；提拔藩邸旧臣，同时笼络太祖一朝老臣，安抚禁军诸将。又大开科举之门，太平兴国二年，第一次科考便取士五百余人，远超太祖时期每科二三十人的规模。无数寒门士子一朝登科，对新君感恩戴德，迅速形成依附太宗的文官集团。重文之策，在太宗手中被推向新的高度。
内政稍稍安定，太宗把目光投向河东孤城——北汉。
北汉依托晋阳坚城，背靠契丹，自后周以来屡攻不下。太祖生前数次筹备北伐，皆因时机不足暂缓。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决意御驾亲征，举全国之力灭北汉。
消息传出，朝堂争议四起。不少大臣劝谏，北汉虽弱，契丹必救，一旦和辽国全面开战，胜负难料。但太宗心意已决。这一战，不止要拿下晋阳，更是要向天下宣告，他有能力完成兄长未尽的宏图。
这年开春，大宋调遣各路兵马。潘美为主帅，率大军围攻太原；郭进领一军驻扎石岭关，专门阻击契丹援军。战事一开，宋军攻势迅猛，将太原层层围困。北汉君主刘继元一面婴城固守，一面向契丹火速求援。
辽景宗耶律贤果然派出大军南下，驰援北汉。辽军铁骑直奔石岭关，却撞上早有准备的郭进。一场激战，辽军大败，死伤惨重，援军被硬生生挡住。太原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宋军日夜猛攻，矢石如雨。太原城墙之下，尸骸累累。北汉外援断绝，军心崩溃。五月，刘继元弹尽粮绝，开城出降。北汉灭亡。自唐末以来盘踞河东二十九年的割据势力，就此终结。五代十国的残局，终于在这一刻画上句号。
平定北汉，全军欢腾。可连续数月攻坚，士卒疲惫，粮草损耗巨大。将士们都盼望班师回朝，论功行赏。
然而，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太宗心中燃起。
拿下北汉，士气正盛。何不乘胜北上，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
幽云故土，横亘北疆，中原王朝心中百年之痛。太祖设立封桩库，攒下财帛，或赎或战，就是为了这片山河。太宗觉得，灭北汉是天授之机。只要拿下幽州，他的功业便可超越兄长，千古留名。
麾下诸将大多反对。大军久战，人困马乏，赏赐未发，士卒心气已然松动。辽国国力雄厚，名将众多，绝非北汉可比。仓促远征，风险太大。但太宗志骄意满，听不进逆耳之言。他不顾全军疲惫，下令大军自太原直接东进，翻越太行山，直指幽州。
军令一下，三军哗然。没有休整，没有后勤筹备，没有周密谋划，一场即兴的北伐仓促开启。
宋军一路急行，出太行山，进入河北。起初进展尚可，辽朝边境州县猝不及防，易州、涿州守将相继投降。大军直抵幽州城下，将这座北疆重镇团团围住。
幽州，辽朝南京，城高池深，粮草充足。辽将韩德让率守军死守城池，等待援军。宋军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可疲惫的士卒攻坚乏力，猛攻十余日，幽州城墙纹丝不动。士气一天天消耗，军心渐渐涣散。
就在宋军顿兵坚城之时，辽国名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率领精锐铁骑疾驰而来。七月，高粱河畔，辽军主力与宋军遭遇。
大战爆发。耶律休哥身先士卒，带精锐骑兵从两翼迂回突袭。宋军本就疲惫，仓促布阵，阵型很快被辽骑冲乱。太宗身处中军，眼见大军崩溃，惊慌失措，在乱军之中大腿中箭，乘一辆驴车仓皇南逃。
高粱河一战，宋军惨败。兵仗、粮草、辎重丢弃遍野，数万将士埋骨北疆。太宗一路狂奔，撤回定州。
一场满怀期待的北伐，落得如此结局。败讯传回开封，朝野震动。
更棘手的麻烦随之而来。大军溃败，将士多有怨言。回师之后，朝廷迟迟没有颁发北汉之战的赏赐。军中不满日益积攒。一次北征归来，行军途中，部分将领竟有拥戴赵德昭为帝的流言。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太宗。
回到京城，赵德昭为出征将士请赏。太宗积压的怒火爆发，冷冷一句：“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
此言如刀。赵德昭惶恐万分，回到府中，自刎而死。时年二十九岁。两年之后，赵德芳也离奇病逝。太祖一脉两位皇子相继凋零，朝堂之上流言四起，宗室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高粱河的惨败，击碎了太宗速取幽云的幻想，也让他看清辽国绝非一蹴可破。但他心中收复故土的执念从未熄灭。此后数年，他一边休养生息，一边整军备战，打探辽国内情，等待下一次机会。
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耶律贤病逝。十二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由萧太后临朝称制。消息传到开封，大宋朝臣纷纷上书，说辽国主少国疑，母后专政，正是北伐良机。
太宗再次心动。他吸取高粱河冒进的教训，这一次做足准备。调兵选将，囤积粮草，筹备军械。经过数年谋划，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北伐，史称雍熙北伐。
这一次，太宗没有亲征。他定下三路出兵的方略：
东路，曹彬为主帅，率主力十万大军，自雄州出发，缓缓推进，虚张声势，牵制辽国主力；
中路，田重进出飞狐，攻取山后诸地；
西路，潘美为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夺取云、应、寰、朔四州。
战略构想十分清晰：东路持重缓进，拖住辽军主力，中西两路迅速拿下山后各州，再三路合兵，合围幽州。
战事初期，宋军进展顺利。中路田重进连下飞狐、灵丘；西路潘美、杨业骁勇善战，接连攻克寰州、朔州、应州、云州，山后之地大半收复。捷报频传，开封一片欢腾。
可危机藏在东路。曹彬麾下十万大军，将士急于立功，诸将求战心切。部下纷纷请命快速进军，曹彬约束不住，只能率军急速向前，接连拿下固安、涿州。
大军突进，后勤补给线瞬间拉长。萧太后与耶律休哥抓住破绽，并不正面决战，而是派出轻骑不断骚扰宋军粮道。曹彬大军进驻涿州不久，粮草告急。不得已，只能退回雄州取粮。
大军一退，军心浮动。麾下将领不甘心西路、中路建功，纷纷鼓动曹彬再度北上。曹彬难以压制诸将，在粮草未备的情况下，再次带着疲惫士卒进军涿州。时值盛夏，酷暑难当，士兵长途跋涉，饥渴交加，士气跌到谷底。
萧太后抓住战机，亲率辽圣宗与耶律休哥大军压向东路宋军。曹彬心知不妙，下令全军撤退。五月，岐沟关，辽军铁骑追上撤退的宋军。一场血战，宋军崩溃，人马相踏，死伤无数。曹彬率残部南逃，东路主力彻底溃败。
东路一败，整个北伐棋局全盘崩坏。中西两路孤悬敌后，已无胜算。太宗急令诸军撤退，并命西路潘美、杨业撤军之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回内地。
大军撤退之际，寰州已经被辽军重新夺回。杨业建议，避其锋芒，派兵佯攻，掩护百姓缓缓内迁，不要正面和辽军决战。可监军王侁刚愎自用，讥讽杨业畏敌避战：“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最忌讳别人怀疑忠心。被逼无奈，他含泪出战。临行前，指着陈家谷口，和潘美约定，在此布置伏兵，等自己转战至此，出兵接应。
杨业领兵出击，陷入辽军重围。浴血苦战，且战且退，终于撤到陈家谷。可谷口空空荡荡，伏兵早已不见踪影。王侁等人等了一阵，以为杨业已经取胜，便领兵离去。潘美明知不妥，却无力制止。
绝望之下，杨业率残军死战。部下伤亡殆尽，其子杨延玉战死。杨业身受数十处创伤，战马重伤，最终被俘。辽人敬重他的忠勇，屡次劝降。杨业叹息：“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绝食三日，殉国而亡。
雍熙北伐，全线溃败。
大宋倾尽国力的北伐，以一场惨烈的失败落幕。将士亡魂，边民流离，幽云收复的希望，在这一战之后几乎破灭。战后朝廷追责，曹彬、潘美被贬，王侁流放。可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雍熙之败，彻底改变了大宋的国策走向。
此前，太祖、太宗前期，大宋尚有进取北疆的雄心。高粱河、雍熙两次大败，让朝堂上下看到辽国军力的强悍。对外扩张的锐气被沉重打击。太宗的心态，也从开拓天下，转向安内守成。
他不再谋求大规模北伐，转而把重心放在内部秩序构建之上。一条“守内虚外”的治国路线，就此定型。
所谓守内虚外，核心逻辑便是：外患只是边忧，内部动乱才是心腹大患。唐末五代藩镇叛乱、武将兵变的记忆，深深烙印在帝王心中。相比于北伐收复故土，防范国内武将、藩镇、流民作乱，才是第一要务。
边境之上，由主动出击转为消极防御。在河北平原疏浚河道，蓄水为塘，种植榆柳，构建水寨防线，企图以此阻挡辽国骑兵南下。不再主动挑起大战，以守备为主。
对内，则进一步分化事权，强化中央集权，完善一整套大宋官僚制度。
首先，分化相权。太祖时期虽已重用文臣，但宰相依旧拥有不小权力。太宗进一步拆分。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行政、军事、财权三权分立，互不统属，全部对皇帝负责。宰相不能插手兵事，枢密院不能干预财政，三司只管财赋。权力被层层分割，再也不会出现权臣独揽朝纲的局面。
又在各州设立通判，权力进一步强化。通判不是知州的副手，而是朝廷耳目，有权单独上奏，监督一州官吏。知州决策，必须通判联署才能生效。地方长官的权力被牢牢制衡。
其次，完善文官体系，扩大科举取士。太宗一朝，科举录取人数暴涨。太平兴国二年一榜取五百人，超过太祖十七年取士总和。之后每科动辄百人、数百人。寒门子弟源源不断进入朝堂，文官集团快速壮大。太宗给文官优厚俸禄，礼遇儒臣，宣讲纲常伦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慢慢成型。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官僚队伍急速扩张，冗官的隐患悄然埋下。官员数量越来越多，一职多官，互相牵制，行政效率慢慢下降。
军事制度上，太宗延续太祖的思路，并且变本加厉。
三衙统兵、枢密调兵的制度被严格执行。为防止将帅和军队、地方产生联系，更戍法全面推行。禁军每隔一两年就要换防，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不仅如此，太宗还创立“将从中御”的规矩。每逢战事，朝廷提前授予阵图，规定作战阵型，将帅出征，必须按阵图行事，不得随机应变。
皇帝在深宫之中定下阵图，远方将帅束手束脚。战场上瞬息万变，僵硬的阵图往往脱离实际。雍熙北伐的失利，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朝廷遥控指挥，前线将帅没有临机决断之权。这套制度固然杜绝了武将兵变，却也捆住了军队的手脚。
守内虚外，重文抑武，分化事权，强干弱枝。一套完整的大宋家法，在太宗时代彻底成型。这套制度终结了五代百年武人之乱，稳住了内部秩序，可代价也十分沉重：官僚臃肿，军队束缚，财政压力渐增，对外战略趋于保守。
内政布局之外，太宗也在教化与律法上巩固王朝根基。
太平兴国年间，朝廷召集文臣，编修大型典籍。《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巨著相继问世。收拢天下书籍，汇聚文人才子，以文治彰显王朝正统。又重修《宋刑统》，颁行州县，完善司法体系。教化与律法双管齐下，重塑社会秩序。
边疆之上，战火并没有因为大宋的收缩而停歇。辽国见大宋无力大举北伐，开始频频南下劫掠。自雍熙之后，辽军数次入寇河北，瀛州、莫州、雄州一带连年遭兵。宋军被动防御，疲于奔命。边境百姓饱受战火之苦。
面对辽人的袭扰，太宗也曾纠结。他心里依旧放不下幽云，可两次惨败的阴影挥之不去。朝堂之上，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一部分文臣主张整军再战，收复故土；另一部分人认为，战事消耗太大，应当休兵安民，积蓄国力。
在战与和的摇摆之间，时光缓缓流逝。
西北方向，另一股力量悄然崛起——党项。
党项拓跋部，世代居于西北夏州一带。唐末因平叛有功，被赐姓李，割据夏、绥、银、宥诸州。太祖时期，党项臣服大宋。太平兴国年间，党项首领李继捧入朝，献出五州之地。可他的族弟李继迁不愿内迁，率部叛宋，遁入大漠，游走于宋与辽国之间。
李继迁狡猾坚韧，时而归附，时而叛乱。大宋几次出兵围剿，始终无法根除。李继迁不断袭扰西北边境，劫掠粮草，拉拢部族，还向辽国称臣，被辽封为夏王。西北边患，就此埋下。日后西夏立国的种子，已经悄然生根。
南北边患，冗官冗兵的苗头，宗室继位的隐忧，一件件摆在太宗面前。而他晚年，最大的难题，便是储君。
太宗有三子：长子赵元佐，次子赵元僖，三子赵恒。
赵元佐天资聪慧，深得太宗喜爱。但他和叔父赵廷美交好。赵廷美是太宗之弟，按照金匮之盟的说法，太宗之后当传位廷美。坐稳皇位之后，太宗为保证一脉相传，罗织罪名，贬斥赵廷美。赵元佐为叔父鸣不平，受刺激发狂，一度纵火焚宫，被废为庶人。
次子赵元僖，被视作准储君，淳化二年突然暴毙。朝堂流言四起。储位悬空，人心不安。
几番波折之后，淳化五年，太宗册封三子赵恒为寿王，立为太子。消息传出，开封百姓见到太子，欢呼：“真社稷之主也！”
一句欢呼，却让太宗心生芥蒂。他对寇准叹道：“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寇准从容拜贺：“此社稷之福也。”
帝王权心与国本安定之间，充满微妙的博弈。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太宗赵光义病重。回顾一生，他灭北汉，终结五代割据；完善大宋制度，奠定文治根基；可高粱河、雍熙两次北伐梦碎，幽云未复，边患四起，身后留下一个制度定型却负重前行的王朝。
三月，太宗崩于万岁殿。太子赵恒登基，是为宋真宗。
太宗时代落幕。大宋走出了开拓进取的建国岁月，迎来守成的时代。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家法，已经刻进王朝血脉。北疆辽国虎视眈眈，西北党项悄然壮大，内部官僚、军队、财政的枷锁日渐沉重。这个以文治立国的王朝，将要迎来一场震撼天下的北疆大战，以及一份充满争议的盟约。三百年大宋的喜与悲，荣与辱，都将沿着太宗定下的轨迹，缓缓铺开。
